3 对垒状态
虽然英人抢先在太平山顶上建好“由”字碉堡，但1949年以后，中国也建好了他的，并一直跟港英政府周旋着。从山顶沿夏力道走下去，便会远远望见香港首个水塘——薄扶林水塘。由于香港雨水是香港唯一的天然水源，为了使香港不因供水权而落入当时中共政府的牵制，港英政府于是自六十年代开始，便在香港各处“尽情兴建”水塘，而我们这曾满足于“天下太平”这类字面游戏的一辈，大概会记起小学课本中常会提及香港的水塘工程如何宏伟，独步天下。这亦确非厥词，1959年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中共政府跟港英政府的水权政治的对垒角力，缔造了香港境内几项世界级的水务工程，包括1969年建成的船湾淡水湖，1978年建成的万宜水库，两项均是当时最早及最大的，于海湾内兴建的淡水库，还配备先进的集水、调水、输水系统。两个水库容量占香港水塘总容量86%。另外，还有屯门乐安排海水化淡厂的规模亦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详见李家翘：〈为何香港依赖了东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收入许宝强编《重写我城的历史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页63-73。） 站在夏力道的了望薄扶林水塘，但见坝后不远就是石笋一样席地拔高的建筑，不无触目惊心之感。在外国，水塘总是远离民居的；这个水塘的规模虽小，但独特在于其紧贴市廛，仿佛是繁忙的脚步上攀至大自然神域之前供涤净心灵的濯池。虽然那是政治角力催生的建设，但未尝不是淡化了“天下太平”的反讽力度，成了炮弹以外，另一个令人安居乐业的尝试。
只是单靠雨水始终有望天打卦的成分，好像工务司祈礼士（Harold Thomas Creasy）1904-1923年在任期间，先是遇到当时香港有纪录以来的单日最高降雨量，大雨冲毁了好些设施，待他好不容易修妥后，又遇上大旱灾。于是之后的柏立基、戴麟趾和麦理浩都是一方面引入东江水，以解水荒，另一方面又筹建独立的供水体系，以防政治上给扼着咽喉。就这样港英政府跟中共的心理猜拳，便一直拉锯地进行着，而香港人就在水塘堤坝崩塌的阴影下继续“安居”。堤坝下的人，抑是视自己为过客，抑是矢志不迁以后，无奈接受自己被消音的宿命。这样的“天下太平”便一直维持至回归以后……
回归以后，香港的“天下太平”游戏便由特区政府跟生于斯长于斯决定不迁的香港民众接力。去年的雨伞运动呈胶着状态时，一队自称“蜘蛛仔”的攀崖爱好者在狮子山的崖壁挂上“我要真普选”的大横额后，李怡发表了题为〈太平山VS狮子山〉的专栏文章，确立了这两座山分别代表的意识形态：
狮子山遥望着太平山。狮子山满是岩石又陡斜，建不起山之半居；太平山绿野婉转，树立豪宅富户。狮子山下住着低下阶层，太平山住着高官富豪权贵。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关注低下层生活的电视剧《狮子山下》播映，一首同名歌曲冒起，告诉香港人只要艰辛努力，就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狮子山下的人们辛劳拼搏，但总有希望在明天，于是，香港人也开始有了文化身份的认同。那是一个流动的社会。
回归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兴起，香港扭曲的政制产生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施政，于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高楼价和中国富户移居，商户倒向自由行客扼杀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间。社会不再流动，艰辛拼搏也无望。狮子山精神失去存在空间。香港人要掌握自己命运，要回到一个可以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的时代，只有由所有狮子山下的人选出掌权者，而不是任由太平山的权贵和他们背后的北大人去摆布。
——见《苹果日报》“副刊‧果籽”，李怡专栏“小块文章”，2014年10月26日。
李怡指出了两座山所象征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大概限于专栏的篇幅，无法阐明是怎样的不同。如果将两座山视为“天下太平”的游戏中两个阵营的“由”字碉堡，便会发觉分别也在于一个“由”字。太平山这边的旗帜从港英政府开始，已是“由下向上升”。在摆乌龙的“阿群领路图”的官印中，我们读到那是基层的阿群主动来向登陆占领的鸦片商示好；六七暴动以后，港英政府事后研究结果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失败”，于是便提出了所谓“行政吸纳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模式来稳住“天下太平”的局面：
“行政吸纳政治”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团体(elite group)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elite integration)，此一过程给统治权力赋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邢慕寰、金耀基编，《香港之发展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页6。
即是说由下吸纳本地精英上流，这大概就李怡所谓的社会流动。回归以后，历任特首都是港英政府吸纳的本地精英，他们习惯了普罗大众主动向上奉迎的取态，其中尤以梁振英的权利欲最大，从他“我和我的政府”的开场白便可知，就是有梁特首之夜郎自大，和爱受追捧，始有像陈茂波此等经营㓥房也能任发展局局长之事。试问贼喊捉贼，在城市发展政策上钻空子，压榨基层血汗的所谓“精英”，又怎可能定出什么符合基层市民想望的发展宏图？旗帜所象征的“安居乐业”的感召力已逐点逐滴给蚕食掉。
至于对岸狮子山的旗帜则是一大幅好不容易由“狮头”峭壁下垂的横额，清晰地号召着山下的人仰望，一起打从心底的铁屋中爆出“我要真普选”的呐喊。梁特首一直不明白，或者拒绝去承认，随着教育普及，以往的精英阶层的神话已给消弭，加上政府吸纳精英的制度已经饱和，之前被吸纳进去的精英还有一段日子始届退休年龄。现在政府和民众间再次出现1967年暴动时沟通失效的情况。要对症下药，其实不须什么偏方，只在于当权者的姿态。王良和的〈烟花港与夜庙街〉上半部份记述自己1982的大年初一，一家人沿薄扶林水塘的山路，一直走到太平山顶看烟花：
嘣，一个深蓝的摩天轮刚升起，中心又自我爆放集束炸弹，呯呯呯呯呯呯，一团团强如白昼的蛋状眼光中，又爆开一圈一圈彩虹般的雨花石，小圈罩不住大圈，大圈困不住更大的圈，所有圆心突然一齐引爆，满天裂帛，无数恍如阳光中的钻石闪闪发亮，飞光幻彩，闪得人眼花缭乱。片刻不寻常的寂静，低空、半空、高空，仿佛一齐张开了眼洞，把商厦的霓虹，海底的珠彩，所有的灯光，所有的星光，全吸进去，忽然，啊忽然，灿然的众色终极爆放，霹雳啪啦霹雳啪啦，琉璃幻象激撞得粉碎，满天不可逼视的彩虹光圈，一圈圈笼罩世人。夜风一吹，烟消火灭终场的一刻，欢呼、尖叫、掌声、嘘声，立时震憾维港。我稍一定神，目光越过黑压压的人头，浮向天边，只见一海船灯，满天烟雾。
——王良和：〈烟花港与夜庙街〉，《女马人与城堡》，香港：汇智出版社，2014，页55-56。
贺年烟花可说是最能粉饰升平的活动，在太平山上看，烟花衬着繁华的维港夜景，更是迷醉人心的观感飨宴。施放烟花，就像是吸纳精英的过程，让它从下而上的飇升，然后给它繁华的背景爆放自我，赚得仰望的目光、掌声和观呼。只是那不是能长久维持的光景，表演过后，夜风一吹，一切均散入黑洞的虚无。无怪，王良和在文章最后，以绚灿的烟花反衬看似龙蛇混杂的庙街档口灯火的耐看：
站在四楼外父租住板间房的阳台，我喜欢俯看庙街、树头灿烂的灯火。一个个讨生活的小灯泡，每一夜，随夜幕低垂而低垂，在铁枝网帐篷之间，升起辉煌、充满生活气息的夜市。在我的感觉里，这样的人间烟火，比起在太平山顶，在中环的海边观赏瑰丽夺目的烟花汇演，更实在，更耐看，更有人气人情。我感念这平凡而又充满江湖气的街道，养活千千万万的人，让芸芸众生在黑夜中带着自己在尘世点亮的灯，热热闹闹的汇聚，融成一片流动的光海。
——王良和：〈烟花港与夜庙街〉，《女马人与城堡》，香港：汇智出版社，2014，页61-62。
所谓“由上而下”的姿态，不用特别做什么，只要改掉不可一世的想法，真心为民众做事即可，即如彭定康、高永文的民望之所以高企，也不在于“蛋挞秀”或“限奶令”，而在于这些举措背后所彰显的从上而下的为民请命的真心。
注：本文转载自“我街道・我知道・我书写”社区写作计划，该计划由香港文学馆主办、何鸿毅家族基金“艺术・改写香港”资助，作品以街道为座标，由作家及普罗大众牵手建构香港社区文学地景。端传媒风物频道将由即日起连续四个周日转载该计划中的作家作品。 “我街道 · 我知道 · 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