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香港文学生活馆开幕。那是一个五百呎不到的空间，室内的梁柱都涂上了绿色油漆，柱与柱之间的雪白墙壁好像一个被绿色线包围的正方格。这里的梳化是绿色的、展示柜也是绿色的，而书架则是一排一排白色的、排列整齐的四方格。馆内空间被划分作三个正方形：最大的方形是活动区，其余两个小方形，一个是工作区，一个是放了梳化、书架的休憩区。推门内进，人在其中，好像走进一张干净的原稿纸。
这是香港文学生活馆（后称“生活馆”）理事谢傲霜的朋友的室内设计，灵感承袭自生活馆的标志，那是谢傲霜另外一个朋友、设计师刘小康的作品：一个四方框，四边由四笔“一”字组成──或者可以看成是四个互相指向、循环流动的箭头。他的设计取材自原稿纸上的四方空间，写作人闭门写文章？并不，生活馆希望喜欢文学的人自四面八方前来这里聚会，于是，他在标志那个方格的四个角落都留了空际──让人走进来，无论是文学，还是香港文学生活馆，都不是闭门、密封的空间。
这是生活馆自我期许的形象。
原本的西九计划被推翻
不像台湾与大陆，香港并没有任何一间国立、市立的文学馆，至今，香港文学馆的倡议与推动，仍全部来自民间力量。
事情自2009年开始：5月，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于“西九文化区民间论坛”发起文化界人士参与筹组西九“民间方案”，并建议在文化区增设香港文学馆。西九文化区，是位于西九龙填海区南端的一幅约四十公顷的土地，1990年代，这里仍是一片海，至2003年，所有填海工程完成。回归翌年，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董建华于施政报告提出于西九龙填海区兴建大型演艺中心；2004年，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以“创地标，显文化、添悠闲”为西九文化区的口号，希望将这里建设成巨型天幕设计的地标，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文娱艺术区。然而，在各界反对单一招标的压力下，政府最终放弃原本的整个西九计划，并于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西九管理局），于2009年至2011年间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公众参与活动，收集市民对西九文化区的建议与期望。
2010年，学者李欧梵于《亚洲周刊》撰文〈香港西九文化区最后抉择〉指出：“最早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构想是鼓动房地产公司投标兴建文化区，以此换取在此区盖豪宅的利益收入。这一个模式已经被彻底推翻。下一步则是重新从零开始，商讨一个基本问题：到底兴建『西九』的意义是什么？出发点已从地产和商业考虑转移到对香港文化的现状考虑和将来的愿景。”
倡议小组遂在2010年重组为香港文学馆工作室，尝试与中学、大学及不同团体合办文学活动，再于2013年成立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继续举办活动，同时，成员一致同意租用一个实体空间办文学馆。
西九文化区的发展，造就了民间讨论香港文化政策的楔机。早于2004年，民间已成立“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会议”，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艺术界别，包括司徒薇、马家辉、陈清侨、冯美华等，他们多次就西九计划发表意见；2009年5月，司徒薇建议设立香港文学馆；同年7月，香港文学馆倡议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董启章（召集人）、叶辉、陈智德、潘国灵、廖伟棠、邓小桦、马家辉、司徒薇、陈云；9月，倡议小组发起〈“文要有学，学要有馆”支持西九文化区创设香港文学馆联署书〉，签署者除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外，还有来自台湾的作家张大春、骆以军，以及旅居美国的学者王德威、作家聂华苓等。
此后一年，倡议小组忙于做调查、办论坛、与西九管理局会面，事件广受传媒关注，最后却不了了之：西九管理局员并没有给予任何具体承诺。倡议小组遂在2010年重组为“香港文学馆工作室”，尝试与中学、大学及不同团体合办文学活动，如展览、工作坊、助谈会等，再于2013年成立“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继续举办活动，同时，成员一致同意租用一个实体空间办文学馆，不然，“整个倡议运动便会停滞下来，我们要推动，要带大家走到更远的地方。”现任生活馆总策展人及理事会召集人邓小桦说。
民间全权的实体空间
没有政府资助，一切费用来自民间，也就是当时几个公司成员，他们只能负担富德楼的租金。位于湾仔的富德楼，同样是民间资助的文艺空间，富德楼的大业主于一个艺术论坛问艺术家冯美华：“有什么可以帮助香港艺术？”当时，冯美华认为香港创作人最缺乏金钱与空间，大业主遂在2003年将富德楼的14个单位（现在增至20个）交给她管理，以低廉价格租予艺术家。富德楼的地理位置非常方便，就在铜锣湾闹市，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它的租用申请一直大排长龙。
邓小桦遂以“香港文学馆”名义申请租用富德楼单位。“其实是一定租给他们的。”冯美华说，“他们要继续争取文学馆，也要有个基地去工作、去开会、有产品出来──产品可以是课程、书本、文学创作。”她主要以电影作为媒介从事创作，认为文学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很重要，如阅读文学作品有助她构思故事，而最直接的影响是改编。她曾在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任职校长，常常觉得学校里的中文老师对文学很有追求，可是每年只有寥寥数个学生选修文学，其实全香港的中学也是愈来愈少学生报读文学科，可是政府从不理会，任由这一学科在中学里自生自灭。她希望文学可以有更多人喜欢，然而文学在香港的地位却是不断倒退，“所以民间如果有一群人如此努力想对抗这种状况，而政府却不理会他们，那富德楼就给他们空间吧。”近年，富德楼愈来愈倾向支持一些宏观层面的艺术发展，如独立电影、本土研究，也如文学发展，希望这些小机构可以有空间生存，慢慢影响整个香港的文化发展，“其实政府要有政策支持这些机构，但它就是没有。”
租用申请成功，公开成员开始着手筹备整个实体空间。第一步是命名。他们一直打算直接叫这里做香港文学馆，一天，邓小桦突然想起作家董启章于2009年写的文章〈文学是要“馆”的〉，里面详细列明香港文学馆要有展览、表演、精神地标、保存文物和资料、展现香港生活体验等多项功能，而他们的富德楼单位因空间、财政、人力各种限制，只能主力做推广与教育，与董启章当初提出的完整文学馆蓝图相距甚远，她觉得直接把单位叫做香港文学馆有点僭越，提议改用其他名字，众人同意。
于是，董启章提议不如叫“香港文学生活馆”。他在2013年的九龙城书展讲座〈文字‧革命‧生活〉解说：“因为小型场馆绝对做不到大规模工作如收藏或大型展品或学术研究，但可以做一个联络的角色，以及在小场地里给人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譬如文学课程、小型讲座、分享、朗诵之类，灵活性很大，而且也有好处，就是开始时的小型规模可以是一个很亲密的空间，促成大家在这里互相认识、互相分享，所以我们将它称为生活馆，即生活的面向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接触。”
冯美华最关心的是生活馆如何生存下去，生存要钱，钱从何来？她经常鼓励他们向不同慈善机构申请拨款，例如赛马会，“愈多资源就会办得愈好，而生存不了，一切就不能延续下去。”
命名以后，下一步是宣传。2013年年尾，一批名为“文学刺青”的照片连同生活馆即将开幕的消息，铺天盖地在社交网页传开。照片主角包括作家马家辉、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歌手黄耀明等不同界别的名人，他们分别把香港文学书名写在自己的身体上，由书法家徐沛之写字，摄影师沈嘉豪拍照。以肉身承载文学，这个活动回响颇大，任职报刊编辑的谢傲霜以传媒角度解说宣传策略：“一定要有视觉元素，特别是在媒体网络化的年代；而参与者来自不同界别，事情自然受到不同界别、也就是社会更多的关注。”邓小桦补充说，文学馆议题本来就是一个涉及博物馆学、视觉艺术等方面的跨范畴议题，而首个宣传活动是跨界创作，既是生活馆的定位，同时告诉外界：“生活馆是在做艺术层次的事。”
接下来是筹集营运资金。据生活馆去年出版的《文学是一场宁静的奋斗》，生活馆首年收入，文学顾问策划费占了38％，捐款占18％、会员会费占15％、课程收入占13％。这说明单靠学费、会费等来自文学爱好者的收入，并不足够支撑生活馆的运作，他们需要努力开拓更多财源。他们尝试与香港电台、何鸿毅家族基金等大型机构合作，此举同时是希望外界知道文学团体也可以与不同机构合办活动。每年，富德楼都会相约租户审视过去一年工作，以决定续租与否，冯美华最关心的是生活馆如何生存下去，生存要钱，钱从何来？她经常鼓励他们向不同慈善机构申请拨款，例如赛马会，“愈多资源就会办得愈好，而生存不了，一切就不能延续下去。”
生活馆的人与人
生活馆的行政架构设有董事、理事与核心会员，董事与核心会员负责为馆内活动与未来发展提供意见，而理事则负责日常工作的商讨与执行，理事每两年一任，每月开会一次。现在，生活馆的董事为诗人陈智德、文化研究学者陈清侨、作家潘国灵，而理事为邓小桦、诗人廖伟棠、作家谢傲霜、艺术家阿三、剧场创作者甄拔涛。他们在重叠的文学人身份以外，也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以及不同的人脉资源，如陈智德、陈清侨于学院任教，阿三是视觉艺术家，甄拔涛与谢傲霜是剧场工作者等，他们以各自背景为生活馆带来不同资源，也影响了生活馆的面貌。
各人加入生活馆的原因与楔机不尽相同。邓小桦、陈智德、董启章是最早倡议香港文学馆的作家；廖伟棠于2009年获董启章邀请加入倡议小组；谢傲霜于2010年获邓小桦邀请加入工作室，她记得自己读大学新闻系时，参加大学的文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交流对读书与文学的看法，毕业后，她一直很怀念这种生活，于是一口答应邓小桦的邀请；甄拔涛一直留意西九议题，后来邓小桦邀请他担任核心会员，去年开始担任理事。
记得那天穿着一整套西装来到生活馆面试，她第一次来生活馆，推门，愕然发现邓小桦穿着一条悠闲风的长裙、坐在宛如家中客厅的馆里等她。
生活馆还有三个全职工作人员，经面试获聘，他们长时间驻馆，负责馆内大小事务与日常运作。杨华庆是馆内第一个职员，负责行政工作，他曾在不同文艺机构任职行政职位。从前，他常觉得文艺机构的发展目标较为空泛，而生活馆则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争取成立一间真正的、具规模的香港文学馆。他记得整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包括馆内的梳化、摆设、电脑，都是开幕前几天才四处奔走买回来的，然后就是努力完成电脑里的各种档案分类，如财政、课程策划、会员资料等，他正努力完善生活馆的行政系统。
一年后，石俊言加入，负责美术设计，他从前有很长时间任职画廊策展，自觉在原本的工作来到了瓶颈位，刚巧文学馆有空缺。吴祉欣于去年10月入职，负宣文宣工作，她在中文系毕业两年多，仍没有找到与文学相关的艺术行政工作──这样的工作岗位极少。去年十月，她在生活馆facebook专页看见招聘广告，便寄信应征，记得那天穿着一整套西装来到生活馆面试，她第一次来生活馆，推门，愕然发现邓小桦穿着一条悠闲风的长裙、坐在宛如家中客厅的馆里等她。她在生活馆常要处理许多琐碎的行政工作，又常常因为晚上有活动而要留下来，她却觉得这是福利，可以免费旁听文学课，而当琐碎工作都与文学相关，她突然觉得一切都可以忍受，甚至从中发现乐趣。毕业头两年，她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如今，她肯定自己一辈子都想从事文学工作。
如何让人关注文学？
据杨华庆提供资料，从2014年3月创馆，至本年7月，文学馆共推出33个课程。据《文学是一场宁静的奋斗》，于2014年，生活馆共主办了近30项活动及课程、协办了5项活动。这些课程与活动不少以文学为本，如韩丽珠任教的“月亮背面写作坊”，各大专院校文学老师任教的“香港文学民间讲堂：阅读西西”，以及读书会、讲座、新书发布会等等，同时也有较生活化的旅行分享卖物会、作家打碟音乐会、庆祝作者得奖的快乐酒会等。同时，生活馆一直着重举办文学跨界活动。
早于创馆前，甄拔涛以香港文学馆工作室名义，与香港浸会大学及前进进戏剧工作坊合办《西夏旅馆》戏剧演出。后来，他常常邀请前进进戏剧工作坊合办文学与剧场跨界活动，如冯程程的剧本工作坊，由陈炳钊编导、改编自也斯作品的《午睡》的读剧活动，及文学与剧场研读班邀请作家与编剧、导演对谈等。甄拔涛渐渐发现，原来文学受众与戏剧受众只有三成左右重叠。
他一直以为文化艺术的受众都是同一群人，但原来很多人是看电影不看戏剧、看戏剧不看小说、看舞蹈不看戏剧……很多人都是非常割裂地喜欢一个艺术范畴。“但外国不是这样，我的成长经验也不是这样。”他很想吸引文学人到剧场看看。几天前，一个朋友告诉他：“我本来想去看《西夏旅馆》剧场，但揭了几页骆以军的小说，看不懂，便没有去看剧场。”他没有机会告诉朋友：“我的剧场很易明白。”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因骆以军而前来捧场。未来一两年，他会尝试改编香港作家的作品。
几月前生活馆举办了文人手稿展。石俊言常常思考文学展览和呈现的內容──手稿正是其一。很长时间，手稿都是创作过程的必然产出物，里面保留了文人写作的温度。不过，生活馆空间不大，且常常有活动，不同画廊的空间专为展览而设，可以长期摆放。他便把文人手稿安放在生活馆的其中三面墙壁，画框微微倾斜，而作家与手稿的介绍都贴在墙上，让整个展览显得有空间感，但又不占太多空间。展出手稿的作家包括昆南、蔡炎培、西西、何福仁、陈灭、韩丽珠，都是香港文学历史上经典化的作家。
昆南于《明报》撰文〈从手稿展览回望爬格子之沧桑〉忆述自己转用电脑打字写作接近廿年，他很努才找回半个世纪以前写给女孩子却没有寄出的诗稿。当年，他觉得没有原稿纸就无法爬格子，而今日却是没有键盘就写不出东西，反而对着原稿纸就会灵感尽失。石俊言表示，不同艺术界别也有类似的跨界展览的尝试，而生活馆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庞大的作家网络，“要是我从前有意策划类似的展览，相对地较难取得联系。另外，生活馆提供了较深入的文本分析与展示，观众可以在展览里获得更深入的文学理解。”
〈我街道〉至少可以让文学走进社区，维系一群年轻人在社区发掘新元素、新故事。其实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故事，如何去说一个自己关心与熟悉的社区故事是很重要的。
今年，生活馆希望多推广社区文学，如全年投放最多资源的活动〈我街道，我知道，我书写〉社区写作计划，举办社区创作班，邀请作家、画家、摄影师带领学员游走湾仔、深水埗、土瓜湾、大埔等地区，再公开征集文章，以地图形式放到网上。邓小桦回想香港近年经历多场保育运动，对城市空间、城市记忆有不少反思，而这些反思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较重视个人情感与经历，于是活动题目里有三个『我』字，因为『我』的参与而令一个地方变得重要。”
生活馆希望透过这个计划，令成名作家、学生、素人──任何人一起创作，记录香港。陈清侨认为文学与社区从来不可分割，本来，西九管理局应在一个地方建设文化区，同时以此为据点，推动整个香港的文化政策及文化发展，“它有这样的责任，以西九为介面，同时发展、综合不同社区的文化成果，在西九展示、搞活动、搞节日，但西九管理局却只是管理场地，其他事情交由其他部门负责。而〈我街道〉至少可以让文学走进社区，维系一群年轻人在社区发掘新元素、新故事。其实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故事，如何去说一个自己关心与熟悉的社区故事是很重要的。”
至于生活馆的宣传工作，除了最初的文学刺青以外，以后几乎只用facebook专页宣传。这个专页两年累积了16000个赞好，对比几个数据：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文馆）脸书有7000个赞好；台北的纪州庵文学森林有18000个赞好，香港的香港太空馆有13000个赞好。对比之下，文学馆在仅有的两年时间里，利用社交媒体聚集社群的功力可谓强大。每天，吴祉欣都会在专页发布几则消息，一些与生活馆的动向有关，一些是转载其他文艺团体的消息或报刊里的文学报导，生活馆的专页好像是掌握香港文学最新资讯的大本营。杨华庆说会员与学员其实并没有很重叠，而他们每次参与大型活动如九龙城书节，或社会每有文学争议，赞好人数都会骤升。
站在草创期的愿望
生活馆改变了一些学员的“文学生活”。邓亮滢是临床心理学家，每天都会穿过一条河、一排树木，回到办公室里聆听他人的生命故事，帮助他们处理心理创伤。工作以外，她也有自己的心事要处理。她参加了韩丽珠的月亮背面写作坊，最初以为是学习写作技巧，然而，韩丽珠却要他们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记忆，面对自己的种种经历，如果学员回避问题，韩会不断追问。她恍然发现，写作其实是在学习如何与真正的自己好好相处，而只要不断深挖自己的内心世界，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语调、词汇和方式。课程结束后，她仍常常与几个学员聚会，交换作品、认真讨论，如在讨论各自的内心世界。她也因此愈写愈认真。
“一个财政不稳的机构是永远无法离开草创期的。其实现在社会的状态很差，各种制度都在崩坏，要建立一样新东西很困难。”
两年过去，邓小桦认为生活馆仍在草创期，“一个财政不稳的机构是永远无法离开草创期的。其实现在社会的状态很差，各种制度都在崩坏，要建立一样新东西很困难。”她笑言自己是夕阳工业的startup王，从十年前创办文学杂志《字花》、在诚品书店进驻香港时任职副馆长，到现在的香港文学生活馆，她希望可以做一些社会本来没有的事。问她具体怎样做到这样，“意志，知识，用创意来克服困难。”她一方面渴望向前推动，一方面很珍惜这段草创时光：“好像随时抛出一个主意也可以落实成真，这种灵活是很美好的。”
生活馆仝人从未放弃争取成立一个真正的文学馆。三个职员双眼闪着亮光，幻想着未来的文学馆：“硬件方面，首先要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厅，然后要有剧场，像文化中心一样……”“馆藏部份很重要，收集了的东西如何按类别或按需要而重新展示？”只是，政府对他们的诉求，始终没有回音。廖伟棠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人人都骂政府，我们不是建制文人，不能利用，不会帮政府写赞歌，甚至可能跟他们对着干。”但他始终不放弃以民间力量争取文学馆，因为心里总是惦记一个地方：2011年新春，菜园村的“废屋文学馆”。
2009 年是争取成立文学馆的开端，同年，香港发生了菜园村事件：香港政府宣布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毫无谘询的情况下，强行清拆超过150户人的菜园村，以兴建高铁紧急救援站。菜园村村民以“不迁不拆”为口号奋力抗争，民间反高铁、保菜园村声音不绝，至2010年1月，万人包围立法会，立法会还是通过了高铁拨款；2月，菜园村决定搬村，10个月后决定落户元岗新村旁边的农地，由零开始，重新规划一条生态村：菜园新村。2011年农历新年，逾百名香港艺术家来到不少村屋已被清拆的菜园村，举办一连两日的“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大型废墟艺术节”，以炮竹锣鼓、音乐会、电影、舞蹈、文学送别菜园村。香港文学馆工作室在这里策划“废屋文学馆”，在早已没有屋顶、没有窗户也没有人居的废屋里，画上颜色缤纷的图画，写上一首首因菜园村而创作的诗，那是他们第一次用实体空间来展示文学。不久，废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高铁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而铁路的终点站位于西九。
香港教育从不推崇创作，视语文为升学、求职、谋生的工具，而新媒体的出现影响了文字载体、阅读耐性与思考模式，如每个人都在极短时间接收全世界的不幸事件，同时要在极短时间表态，没有时间深思与沉淀，与文学需要时间深思沉淀的特质完全相反。
整个艺术节记录在《新春糊士托．菜园艺术快乐抗争》一书，书扉写道：“一九六九年美国有乡下小镇Bethel办胡士托音乐节，展现战后婴儿潮世代对爱与和平的追寻，二零一一年香港有惨被清拆菜园村办糊士托艺术节，显示回归后香港人不甘向现实屈服，以积极乐观的姿态抵抗不合理的强权。”
那年廖伟棠在菜园村感到文学情感如同糊春联一样附在菜园村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原来民间办艺术节一点都不逊色，即使资源有限，但更自由，不用成为政府的附属品，这件事十分重要，令我更坚定争取文学馆。”假如政府不让步，香港永远没有文学馆？“最重要是推广文学，生活馆的存在至少提醒了大众这件事，也为香港文学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不过，小小的富德楼空间，做讲座便要移开展览，又不能同时举办两个活动，他始终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大空间：“最好给我们一个硬件，我们做得好，你们也有光。”如果政府提供一间偏远的荒废村校？“我不代表其他人，但我觉得可以，而且会很开心。”
谢傲霜当年参加了“在菜园村救走『幸存者』计划”，从村里拾走不少被弃置的、破烂了的小物件，如一套杯具，再把小物件重新布置，用来展示她的剧本式小说《团年饭》。无论是菜园村抗争也是文学馆抗争，她也是中途加入，而两件事给她的共同感受是付出很多来争取、对抗，最后也很可能没有成效，但无论如何也要行动，“因为你不行动，所有东西都不会发生，如菜园村最后虽然没有办法保留原本的村落，但透过不同人对这件事的参与，共同讨论更好的家应该是怎样的，这些东西都带到了菜园新村。至于文学馆的抗争，我们自发的民间文学馆，也有很多人参与，最重要是人与人的连结与合作，一起寻找不同的可能性，一起经验，一起努力。”
“在不看书的年代鼓励阅读与创作，这是很需要有创意的人去做的，传统文学人，如我这一代，未必很适合做文学推广，但我们仍有责任推动文学教育与研究。”
西九文化区始终没有香港文学馆，而这场文学抗争，在陈清侨眼里很有意义。他忆述自己成长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很多书店、很多文学出版，而金庸、倪匡等作家在报纸连载小说，可见文学创作因商业活动而推动。时代确是变了，由始至终都是市场主导的香港社会，相比从前富裕了很多，因此店铺租金很贵，实体的文化场所愈来愈少，可供给文人创作、买书的地方也是愈来愈少。同时，香港教育从不推崇创作，视语文为升学、求职、谋生的工具，而新媒体的出现影响了文字载体、阅读耐性与思考模式，如每个人都在极短时间接收全世界的不幸事件，同时要在极短时间表态，没有时间深思与沉淀，与文学需要时间深思沉淀的特质完全相反。香港社会的各方面都不利文学发展。
他回想西九最初是无中生有的一片土地，“我们通过民间参与来提出疑问：到底文化区要带领香港文化做些什么？除了吸引旅客消费、成为自给自足的旅游区外，它有什么文化任务？然而兴建西九的这十多年，我没有看见香港文化真是因西九而推动，而上述一切，都令香港很难培养文学作者、读者，阅读香港文学或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政府始终未有长远政策，于是民间一定要行动，令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文学连结不要中断。“在不看书的年代鼓励阅读与创作，这是很需要有创意的人去做的，传统文学人，如我这一代，未必很适合做文学推广，但我们仍有责任推动文学教育与研究。”
香港文学的想像不是国家文学
去年暑假，台湾作家杨佳娴到访生活馆，感觉是来到朋友家中的客厅闲谈、玩耍。她在台湾也会到台湾文学馆听讲座、看展览，每次到访都有明确目的。“台文馆是很大很漂亮的古迹，它从前是台南州厅，有一种非常行政的感觉，而香港文学生活馆的亲切感较强，较像文学人的家，民间自发比较能做到轻松的气氛。文学人的展览厅跟文学人的家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文学馆的亲切感较强，较像文学人的家，民间自发比较能做到轻松的气氛。文学人的展览厅跟文学人的家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台湾的文学空间遍布整个岛屿，香港文学人纷纷表示羡慕，杨佳娴却回想起1970年代，台湾的大学里面仍有中文老师否认有“台湾文学”。后来，台湾文学被纳入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里成为非常正式的一科，这与台湾近二三十年的文学建制化有很大关系。“国家文学被当成国家认同的整体的一部份，所以政府很愿意出钱花人力做这件事。文学本来是国家民族要发展认同感的过程里的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这情况也许在中国、香港也很常见，平常的社会舆论觉得读文学、历史没有前途，可是每当看见政府转变，它们第一项要修改的其实就是文学与历史，因为这些东西能够决定意识形态，这些连系到台湾课程纲要微调等教育争议。”而香港，“香港文学的想像好像不是国家文学？”
相比书店、图书馆、咖啡店等文化空间，她认为文学馆更有助推广文学。“台湾的文学空间努力开发新的推广方式，纪州庵文学森林会特别找来一些与食物连系得很紧密的作家，如曾经卖牛肉面的商禽，再把这些食物变成文学咖啡店里的私房菜，在某个指定月份前来便可吃到，通过味觉来打开阅读世界；而台文馆最近则办了一个莎士比亚在台湾的展览，重点是莎士比亚如何影响台湾作家的创作？台湾作家是如何呈现莎士比亚的？这展览打开了台湾文学的世界视野。”
“我上次到生活馆的感觉是香港不是只有活跃的年轻作家，年长作家如昆南也非常支持生活馆，原来这个议题可以令不同层面的作家更专注、更合作、更愿意一起讨论如何以各种方法令文学深入到一般市民的生活里，这种奋斗是非常值得被注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