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电影《塔洛》获得金马奖肯定。在2016年12月上旬，终于有机会在中国院线上映。不少影迷想方设法要去影院观看这套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在自己家乡青海拍摄了一位藏族牧羊人的故事。
十月时，香港亚洲电影节曾特地开辟了一个藏语电影环节，选映了五部藏语电影。《塔洛》也是其中之一，另有《河》（导演松太加）《在我等之时唱首歌》（导演：宗萨蒋扬钦哲却吉嘉措）《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皆为导演：张扬）。端传媒也得以邀请松太加，万玛才旦与张扬三位导演一起聊聊天，谈谈他们的藏语电影制作点滴，以及藏语电影如何走向观众。
张扬说，他们的所有书写都是从电影本身的角度出发，用自己的生活、故事、周围的东西去阐述他们的电影观念。电影不是为了民族在拍摄，都是从个体出发，用个体来表达他们对电影的认识。
端：端记者
松：松太加导演
张：张扬导演
万玛：万玛才旦导演
藏语怎么称呼“电影”
端：“电影”在藏语里怎么说？好像“毛泽东”这个词没有藏语，借用汉语的讲法。
万玛：没有一个确定的讲法，有人也会说“节目”，最直接的就是电影的直译，这个比较普及。普通人就单纯把他看成电视。
松：在我们那边藏语会称之为电视，拍电影就叫做“拍电视”……
万玛：“拍电影”也有藏语，但是没规范。在藏区基本就是把它放在电视层面，就像节目，表演的层面。
端：艺术表演的形式都叫节目？怎么称呼电影院？
万玛：这个倒是比较普遍。因为电影院比较普遍。以前演唱电影都在剧院，那时候“戏院”的含义比较多。现在单一一些。
端：大家怎么来称呼“导演”呢？
万玛：这也是一个外来词汇，翻译词汇。有时候把我们当成演员。很多人没有“导演”概念，它还没有被普及。没有规范。对这个行业不太熟悉的人觉得导演跟演员差别不大。现在词语的规范性比以前要好，也会参照英文、中文，可能还是不太准确。
网络手机这些东西一普及，即使是在最底层的村子里，手机也非常普及。全世界的东西都可以看到。过去我们说修条路，路一修通，就可以带动两边经济，人的生活面貌发生改变，生活习惯发生改变。网路比公路还要快。网络的东西可以看到全世界。我觉得都可能是一种你也阻挡不了的变化。
端：大家想过从行业角度或是学术上去规范？
万玛：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像汉语有政府来推广，比如说一些新的词汇，需要政府正规的渠道。但是在西藏有机构，定期发布新词。他们负责推广这些词，但是差别会很大。所以一般新的概念可能会出现三四个翻译。在西藏推广一个新的词汇，可能会考虑到这里还有非常多种方言的问题。 未必可以把三四个翻译统一到一个标准。
端：现在藏区的文化和一些汉族的，西方的元素加在一起，变成一个融会吸收的文化型态。
张：这个在哪儿都一样，在全球化的范畴里。网络手机这些东西一普及，即使是在最底层的村子里，手机也非常普及。全世界的东西都可以看到。过去我们说修条路，路一修通，就可以带动两边经济，人的生活面貌发生改变，生活习惯发生改变。网路比公路还要快。网络的东西可以看到全世界。我觉得都可能是一种你也阻挡不了的变化。所以不光是说汉族和藏族互相影响，全世界都在互相影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藏族相对来说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概念里面，保存得比较好的。它的宗教本身比较强大，确实全民信教。它的传承相对来说，建筑服装语言系统，我都觉得还是保存相对是好的。或者它受干扰小。但干扰永远都在，跑不了。
万玛才旦，新一代土生土长的西藏电影代言人，亦是获奖无数的藏汉双语文学作家。出生在青海贵德县，2002年首部DV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初露头角，2006年完成第一部剧情片。作品让观众了解西藏人对生活，认同，思想，感情的视野。近作《塔洛》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亟需各种人才
端：如果要学电影创作制作，是不是还是要走出藏区？去到戏剧学院。
万玛：在我和松太加那时候，专业的院校就是唯一的途径。不进这个渠道很难接触这个圈子。以前学电影的时候电影都看不到。
非职业演员的难点是说，你要完全让他去塑造一个别人。塑造一个复杂的别人是比较难的。像这种概念有时就需要专业演员。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像他这样，本身就要拍一个牧民。我就从牧民里找一个，他就做他自己日常的这些事。
松：整个藏区没有多少人学过专业的电影表演，稍微靠近一点的是拉萨话剧团。他们多数拍摄电视剧，但拍多了电视剧可能在电影里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要多在非职业演员里面筛选，我的前两部电影都是先有了演员，跟他们聊天，再慢慢写剧本出来。我的第三部电影会有一些改变，大银幕上面原始的东西挺好，但毕竟你要表现一个心理上细微一点的感觉，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明白。这也是没办法。所以第三部我也开始从专业的里面挑选，表演这块慢慢。第三部就开始变化。前面两部片子成本比较小，都是本色演出。如果角色是牧人，就让牧人去演，有一些瑕疵也是可以掩盖过去。
张：非职业演员主要的概念是让他是演自己，他演自己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演不演，你只需要他在镜头面前生活就可以了。他只要习惯了镜头这个概念，你告诉他具体去干什么，他们就做他们的事儿。也不会紧张，也不会怎么样。但是非职业演员的难点是说，你要完全让他去塑造一个别人。塑造一个复杂的别人是比较难的。像这种概念有时就需要专业演员。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像他这样，本身就要拍一个牧民。我就从牧民里找一个，他就做他自己日常的这些事。那问题其实就不太大。
万玛：我们刚拍电影的时候，演员是最缺少的。我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用的是安多方言，是我家乡的语言。在那边，专业的电影演员几乎就没有，以前的一些戏剧演员、话剧演员，他们的表演风格不是电影的（表演风格），根本没法用。那时候觉得演员特别缺。这两年很多人学表演，也有一些学生从专业的院校毕业的，有拍摄经验。演员就是渐渐完善了，现在难的可能是创作人才比较缺。无论是编剧导演其他，各个方面都缺人。有很多年轻人想学电影，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来，让他们熟悉电影制作的程序。我们会留意，看看他们适不适合做电影，有些人可能一腔热血，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做电影。
张：这两年万玛导演给年轻人做监制，这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大家对艺术有相近的追求，他就会帮助别人，去完成电影。
原本胶片什么的很遥远，现在资讯发达，完全可以自己做。但是你能否达到世界语言的概念，这是有门槛的。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叫做电影。当然西藏很多年也有很多藏族导演拍摄纪录片，有时候这是一个渠道。但是你真正进入到故事创作，需要真正的编剧导演，有讲故事意愿的人出现，才会慢慢发展。
万玛：自学也可以啊。只要你想学还是有渠道和资源。进入专业的院校进修也很重要。一般人看到表面东西后就不会往深度走。
张：要想做电影，它还是在世界的电影概念里面，你首先还是得接受教育文化，有这个基础。你从小接触这个文化电影，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对电影开始理解。比如现在藏族的年轻人对这个有兴趣，一方面是谘询很大，另一方面松太加说入门很低。原本胶片什么的很遥远，现在资讯发达，完全可以自己做。但是你能否达到世界语言的概念，这是有门槛的。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叫做电影。当然西藏很多年也有很多藏族导演拍摄纪录片，有时候这是一个渠道。但是你真正进入到故事创作，需要真正的编剧导演，有讲故事意愿的人出现，才会慢慢发展。
端：这两年藏语电影好像突然受到欢迎和重视，是有什么客观原因吗？还是时机比较好？
张：客观上就是因为出来了两个优秀的藏语导演，这是特别重要的。现在去拍西藏题材电影的时候，所有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起过去的电影，有了很大改变。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因为首先是电影本身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和高度，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不是说因为它是藏语电影，让我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关于西藏的电影可能还有很多，但是为什么这些电影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那些电影本身还没达到世界语言系统的概念，反而是这几部电影可以由电影节、选片人挑选出来，能走到世界各地。因为首先在电影角度，它在全世界的语言系统里大家都明白你在做什么样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是首要的。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安多。先后就读于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2002起进行电影创作，担任摄影及美术指导。2011年完成个人导演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近作《河》入围柏林影展世代单元。
创作与改编
端：关于藏人生活的文字素材，可供改编成电影的内容多不多？三位对于电影文本的选择和改编怎么看？
张：万玛导演首先是作家，他就是得天独厚，自己的很多作品就可能做很多改编。我改编的是扎西达娃的小说，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关于西藏的文学创作跟中国的大时代有关，那时是中国小说的高峰年代。关于藏区的小说也非常多，现在相对没有那么旺盛。我相信万马老师之外，我不熟悉的藏语作者一定会有。我们还是看受众，八、九十年代那些藏族题材小说还是以汉族地区为主，可能现在也是。所以这些作品还是一种汉语的再创作。个人角度看，我觉得可用的文本并不是那么多，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更需要我自己去编东西。
张扬，成长在北京，其父张华勋也是一名导演。他先后就读于广东中山大学及中央戏剧学院。他的电影采用现实主义风格，1999年独立制片《洗澡》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可。近作《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皆为藏语对白电影，后者入围2016年金马奖六项大奖。
万玛：小说改编肯定是个渠道，但是肯定也有局限性。一方面它适不适合改编成一个电影，有关藏族题材的小说就是藏族人创作的，但内容上可能根本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呈现出来。有的小说可能内容特别好，但又面临很多审查因素的制约，在现阶段很难拍。传统藏文化里面确实有很多资源，尤其是电影方面的资源，但是它很难通过啊。所以我就从自己小说改编，比如说《塔洛》，其他故事也就直接写剧本。
松：我这几部都是自己写。
万玛：剧本创作就看自己的方向吧。如果是偏个人的东西，还是希望自己来完成。比如说从自己的小说改，会深入更直接，表达更丰富。如果是一个商业电影，比较希望几个编剧一起来完成剧本。
审查及传播
端：中国电影要拿龙标才可以上映，藏语电影要特别送审吗？
万玛：过程差不多。
张：有关藏语的电影要统战部审，这就可能跟汉语不一样。
万玛： 主要是统战部审，要一两个多月。
端：三位有没有大概了解这个尺度？
万玛：这个肯定的。尺度是互通的，不光是藏语电影，以前拍各种电影你都会大概知道这个范围，然后藏语藏族有宗教民族这样的问题，这都是在考虑范围里面。不考虑清楚你不敢拍这样的电影。
端：因为现在国内除了院线，影展也是挺重要的介绍电影给观众的机会。有的导演喜欢影展、有的喜欢院线。
万玛：不是我们不希望观众看到，只不过这样的电影他们不愿意放在市场上，或是不愿意花钱推广给观众，所以只能在影展上跑，小范围跟观众见面。这不是导演能决定的事。
现在整个艺术片，实际上在欧美都是走下坡路，是不是藏语，是不是西藏题材美国人就全都喜欢，还是跟大市场有联系的。
端：国外对这些题材有兴趣吗，资金足够吗？
松：有是有，但是资金会比较敏感。所以一般不会让国外资金进来。
张：说实话国外都觉得国内有钱，不需要他们。在全球还是有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本质差别。其实两套体系不太一样，各有各的路数和渠道。
端：在欧洲会不会比较容易些？藏语影片？
松：想象容易，其实很艰难。
张：现在整个艺术片，实际上在欧美都是走下坡路，是不是藏语，是不是西藏题材美国人就全都喜欢，还是跟大市场有联系的。《洗澡》那个年代在海外卖的非常好，艺术片也可以发行非常挣钱，但是现在非常低迷，能给你发行，一个小公司就非常不错。
端：怎么控制成本和收支？
张：当你的成本不高，网路和电视台可以把你基本上的概念消化掉，对投资人的压力不太大。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商业的渠道去收回，可能从前的电影，很多时候真的能走进电影院，走进发行，接近观众就非常好。不可能奢望几百万观众，有十几万观众看到就非常不得了了。
《塔洛》并不是我们针对一个少数民族去拍电影，而是放在全世界也是大家能够沟通的概念。
端：在这个过程中，去电视台容易吗？
张：在中国也是比较怪，票房越高网络和电视台也越高。回收相对不容易，不像比如说台湾或者哪儿获奖了，获奖了可能会获得政策的补贴和资助。也许有一些这样的方式回收成本，中国可能差这方面的鼓励。
端：大家在拍摄的过程中，政府介入吗？不干涉？
万玛：介入在审查阶段就有了。也会有针对题材的鼓励，前几年有少数民族风潮，每个民族拍一部电影。但那种电影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张：首先我们不是在拍少数民族电影，其实更多是在拍电影。
万玛：我们不希望被贴上标签。
张：对，不要贴上这个标签。还是从电影角度出发，正好万玛是藏族，他从他的角度出发，写他家乡的故事，但是首先《塔洛》并不是我们针对一个少数民族去拍电影，而是放在全世界也是大家能够沟通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