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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钧禧:卡斯特罗去世,古巴为何未见巨变?

卡斯特罗终于长眠黄土下,而要展望“后卡斯特罗”时期的美古关系,先得从两国百年恩怨情仇讲起。

刊登于 2016-12-11

2016年12月3日,古巴,一个卡斯特罗的悼念仪式。
罗钧禧:无论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毋庸置疑,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史上,以至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里,都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卡斯特罗死讯传出后,数以千计在美国迈阿密生活的古巴裔人涌到街上,大叫 “¡Libertad! ¡Libertad! ¡Libertad!”(“自由!自由!自由!”),庆祝卡斯特罗去世。特朗普同样以庆祝方式回应卡斯特罗离世,描述他为一个“残酷的独裁者”,说他的死带来了一个“自由古巴”的可能性。

在美国为首的媒体长期妖魔化下,古巴仿佛只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岛国,必须颠覆而后快。奥巴马前的历届美国政府,也早计划好卡斯特罗死后的古巴政局变化,以及美国的对应措施。

2003 年,小布什成立了“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ssistance to a Free Cuba, CAFC),由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古巴裔商务部长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共同领导,开宗明义表示要帮助古巴“加速民主改革”。2006 年,卡斯特罗传出病讯,委员会 7 月提交的报告,第一章即题为“加速卡斯特罗独裁统治的终结:要过渡不要继位”,要求美国阻止卡斯特罗弟弟──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接班,并在卡斯特罗落台后成立“古巴过渡政府”(Cuban Transition Government),实质上就是傀儡政权。

美国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但如斯赤裸裸的一份报告,当时亦难免震惊古巴政界。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 Ricardo Alarcón 公开说,古巴“正面临被侵略的危险”。报告出台后,卡斯特罗就于同月宣布移交主席权力予劳尔(Raúl Castro)。当然,古巴共产政权没有因此倒台,“古巴过渡政府”也始终是一个影子政府。

现在,卡斯特罗终于长眠黄土下,而要展望“后卡斯特罗”时期的美古关系,还先得从两国百年恩怨情仇讲起。

古巴,美国在拉美的利益与芒刺

古巴和美国的距离只有 100 英里,在古巴革命前,一直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古巴素被称为“加勒比海明珠”,是西班牙在拉美的第一个殖民地,但因为是一个岛国,所以几乎是最晚才获得独立,比其他拉美大陆国家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1898 年,通过美国与西班牙战争,古巴才罢脱了西班牙统治,但美国借机在古巴建立经济和政治霸权,迫使古巴 1901 年在宪法中加入了《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授权美国随意干预古巴内政,变相殖民古巴,并要求古巴永久“租借”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作为海军基地,使美国在古巴国土上得到永久据点。美国在 1934 年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但对关塔那摩湾的控制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关塔那摩湾本来没有多少人认识,只是《普拉特修正案》通过后的刚好一个世纪,发生了 911 事件;美国在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中,将关湾作为秘密拘留和审讯恐怖分子的基地,才使它变得广为人知。

1902 年,美国允许古巴“独立”,但美国随后多次占领古巴。古巴当时是世上最主要的蔗糖生产国,在一战期间占全球供应量约四分之一,其出口占古巴八成外汇收入。美国迅速占据了古巴大部分蔗糖业:美国投资的工厂生产的古巴蔗糖产量,从 1906 年约 15%,升至 1928 年达 75%。当然,美国也同时成为古巴蔗糖的主要入口者,占总出口的约八成左右。由此,古巴经济命运基本上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决策。

1959 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正式成功,推翻了亲美的独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虽然卡斯特罗政府和美国之间开始时并不是敌对关系,但这段“蜜月期”只维持了不足一年。随着卡斯特罗进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计划,美国的蔗糖利益大为受损,导致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限制。卡斯特罗转向苏联填补空白,使这个长久以来的美国保护国,忽然进入了敌对阵营。

1961 年 1 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艾森豪)宣布与古巴断交,并秘密命令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了卡斯特罗政权。迫于国内压力,新上任美国总统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批准古巴流浪者“反攻”古巴的计划,导致1961年4月猪湾入侵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

猪湾事件以失败告终,但就标志着古美关系的分水岭,进一步把古巴推向苏联势力范围。为防止美国另一次入侵,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赫鲁雪夫)决定在古巴暗中安装核导弹,最后引发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处于核战的边缘。经过惊心动魄的13天,赫鲁晓夫妥协,撤出导弹,而美国亦保证不再入侵古巴。

迈阿密,古巴的“流亡政府”

尽管美国承诺不再军事介入古巴,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目标,依然是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为了实现目标,美国一方面设法暗杀卡斯特罗(据称 CIA 曾直接或间接参与了 638 次暗杀行动),另一方面则支持卡斯特罗的敌对力量。

从 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起,美国就向大量古巴流亡者和难民打开大门。特别是 1980 年的马列尔事件(Mariel Boatlift),卡斯特罗决定开放马列尔港,不再阻拦不满意古巴现状的人离开古巴。结果,短短七个月内,共有 12 多万古巴难民逃至彼岸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些人被称为 “Marielito”,即“马列尔来的人”。

经过几十年的移民/难民潮,迈阿密的小夏湾拿(Little Havana,小哈瓦那),仿佛就是古巴境外的另一个首都。就连卡斯特罗的亲妹妹胡安妮塔.卡斯特罗(Juanita Castro),因多年来反对古巴政权,现在也居住于迈阿密。古巴人在迈阿密建立了活跃的社群,也慢慢在佛罗里逹州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华府把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社群视为古巴的“流亡政府”;而古巴裔美国人强大的动员力量,多年来亦左右了华府的古巴政策。

结果是,美国的政策使卡斯特罗得以“输出”反对派,令古巴的异见者纷纷离开古巴。因此,卡斯特罗最强的反对者,都不在古巴境内,而是在迈阿密。卡斯特罗把逃到美国的反对者称为古巴叛徒,但这却为他排解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加上网络和资讯的封闭,及颇为完善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长期保持了古巴共产政权的管治合法性。

“后卡斯特罗”时期的隐忧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和古巴早已不再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或学习模式。去年美国与古巴复交,结束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是因时制宜的举措。古巴人普遍热衷于与美国恢复关系,但长久以来对美国占领关塔那摩湾极为不满。过去半世纪,古巴一直坚决拒绝承认美国可以合法租借关湾,至今拒绝兑现美国每年付出的租金支票,仅有一年因作业失误领得 4,085 美元

奥巴马 2009 年宣誓就职两天后,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尽速关闭关湾监狱。至今,奥巴马两任任期快结束了,但关闭该监狱的议题仍深陷政治角力中。虽然美古关系有所改善,但关湾仍会是个棘手的问题。在今年初奥巴马历史性访问古巴时,劳尔就曾当面要求美国归还关湾。

而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对待古巴共产政权的强硬态度,是否会收回奥巴马伸出的友谊之手?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称,如果特朗普从古巴“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东西”,例如释放政治犯、推动古巴宗教和经济自由等,那么他肯定会废除奥巴马的政策。

过去两年多来,美古两国的外交谈判迅速发展。双方已签署了十多项新协议,从环境保护到对贩毒者的执法合作。古巴甚至愿意讨论补偿 1960 年代国有化的美国财产,和人权等敏感问题。

然而,和他的哥哥卡斯特罗一样,劳尔一直拒绝谈判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算在过去两年,古巴在宗教、经济,甚至言论自由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亦只是美古两国关系改善的副产品,而非华盛顿直接谈判得到的结果。所以,若果特朗普坚持要求古巴进行政治改革,几可肯定徒劳无功,两国关系很可能会开倒车。

摒弃个人崇拜,反有利古共承传

十年前,美国政府以为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共产主义会崩溃。但卡斯特罗是一个聪明人,知道共产主义大业并不应系于他一人身上,故当时已经愿意主动让位劳尔。而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卡斯特罗极少搞个人崇拜。卡斯特罗在退休后出版的自传《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就评价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亦因此,就算走在夏湾拿街上,随处可见的,只有哲古华拉(Che Guevara,切.格瓦拉)的肖象。但这也只是因为哲古华拉的革命形象深入民心,古巴也乐意用他头像做的纪念品,象征古巴共产主义,也吸引游客消费。卡斯特罗的遗愿,是不在古巴树立任何他的雕像,或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共场所。现在,卡斯特罗这个传奇人物离去,古巴并未有发生大变,其实是意料之内。

但不确定的是,当现已届 85 岁之龄的劳尔亦退出历史舞台,一党的古巴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撑得下去?这似乎才是古巴最担心的问题。毕竟,古巴革命发生在 1959 年,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掌权的却还是领导当年革命的卡斯特罗兄弟。劳尔已表明会于 2018 年退任,把权力交给 56 岁的卡内尔(Miguel Diaz Canel),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带领古巴继续改革之路。

无论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没有卡斯特罗的古巴会否走样,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在劳尔的经济改革下,古巴早就慢慢走出一条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而这亦是卡斯特罗默许的。说实的,能让古巴和平作出转变,才是卡斯特罗留给古巴的最大政治遗产。

(罗钧禧,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荣誉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拉美政治等)

延伸阅读:

William M. LeoGrande and Peter Kornbluh, Back Channel to Cuba: The Hidden History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Hava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雷竞璇,《远在古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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