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古巴算是有特别的情怀。我在哈佛大学的论文导师叫Carmen Reinhart，她在古巴夏湾拿出生，10岁时随父母移居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长大。那时候，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不久，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陷入了冰点。她可以带离古巴的，就只有三套衣服。现在大概已是世上最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的她，每次提起古巴，总有一点不堪回首的味道。
时间回到1959年4月，古巴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台译菲德尔・卡斯楚）第一次踏足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正是哈佛大学。当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Cuban Revolution）刚成功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独裁政权，成立了美洲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但卡斯特罗的反美和反帝国主义主张，并没有使美国人冷待这位访客；相反，他的革命思想和个人魅力，使他在哈佛受到学生们英雄式的欢迎。因为没有课室能够容纳数以千计想听他演讲的人，哈佛破例让他在学校大球场演讲。根据报纸报导，在90分钟演讲里，听众们多次报以“雷鸣”（thunderous） 的掌声。那时候的卡斯特罗，才不过32岁。
古巴模式，美国背上的刺
从今天来看，卡斯特罗好像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奥巴马（欧巴马）在刚结束的古巴历史性破冰之旅，也没有和这位传奇人物会面，只见到其弟、现任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劳尔・卡斯楚）。用奥巴马的话来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还没有出生。但在半世纪前的1960至70年代，古巴在拉丁美洲代表着一点希望，展示拉美政府有能力进行“极端的”措施让国家脱离极端贫穷和不平等。古巴象征的，是有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外的另一套发展模式。
古巴革命完全改变了拉美的左翼政治。它向该个年代的拉美左翼分子展示：革命是可行的，而“古巴模式”正正给予了他们一个蓝图。1960年代中期，一批新的激进左翼组织迅速在拉美冒起，而其中很多组织都成立自急速膨胀的大学生群体。这是因为在1955至65年，拉美的大学教育普及化，使得大学生数目在各国普遍以双倍甚至三倍增长。与欧洲和美国一样，这些大学孕育了一大批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而当他们看见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制度的不公义，他们都希望能作出改变。
这些新兴左翼组织与传统共产主义政党不同，并没有耐性等待历史时机成熟才进行革命。哲古华拉（Che Guevara，切格瓦拉）提倡的“核心点理论”（foco theory），认为革命无须等待所有条件成熟后才发生；因为起义本身就可以制造那些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哲古华拉认为不一定，而古巴革命正正就是由中层阶级发动的。
对这些新的左翼组织来说，古巴革命者掌握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等待历史时刻的来临；古巴就是一个榜样。因此，哲古华拉成为拉丁美洲的标志人物，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坚持社会公义的象征。在1960至70年代，拉美随处都可见到哲古华拉的肖像。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非常忧虑古巴模式在拉美遍地开花，使更多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况且，卡斯特罗政权推崇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国有化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资产，亦在外交政策上靠近苏联。长久以来，拉美一直是美国的后花园，华盛顿无法忍受这个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仅90英里，曾是美国“附庸国”的加勒比海岛国向左转，倒向敌营。在卡斯特罗访问哈佛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很快就急速恶化；在1961年1月，美国正式与古巴断交。
冷战残留的无效禁运
当时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而且不能让另一个古巴出现。美国实施了多种策略。第一种是尝试暗杀卡斯特罗，但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种是支持卡斯特罗的敌对力量，甚至是支持流亡古巴人士以武力反攻古巴。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入侵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Bay of Pigs，猪猡湾），但行动亦以惨败收场。猪湾事件后，古巴对美国更提心吊胆，怕美国再次发难，因此进一步与苏联靠拢，甚至让苏联在岛上放置导弹，最终在1962年导致了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使世界陷入一场核战争。
美国最后一种策略，就是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古巴。1962年，美国策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中止古巴的成员资格，理由是共产主义“与美洲国家体系的原则和目标不符”。同年，美国对古巴实施全面贸易制裁和经济禁运。对于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古巴来说，这是沉重打击，而这些制裁亦一直维持至今。
制裁背后的理念，是经济衰退会使古巴民众广泛不满，迫使民众奋起反抗卡斯特罗政权，使其下台。但现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反而卡斯特罗兄弟能借此将所有经济问题都归咎于美国政府的制裁，并以此来巩固共产主义政府的权力。
奥巴马在访问古巴的最后一天，就直言美国过去对古巴的政策无效，是“冷战的残留物”，应该改变。这无疑是对现实政治的正确认识。事实上，随着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古巴早已不再对美国构成任何实质的安全威胁。国际社会、政界，以至学界早有共识，指美国应该结束对古巴的禁运。
自1992年起，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没有约束力的决议，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反对决议的往往只有两三个国家。去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就以191票赞成、2票反对（美国及以色列）的悬殊票数，连续第24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禁运。
冷战至今已经结束超过25年，但美国仍对古实施禁运，显然不符世界潮流。奥巴马作为近90年来第一位到访古巴的美国总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到现在才与古巴修好？
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希望在卸任前为自己的功绩划上一笔；但这其实并未窥全豹。其实，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博弈，及美国国内政治转变，都促使奥巴马作出这次访问。
粉红浪潮推升古巴地位
过去半世纪，华盛顿在外交上──特别是通过美国主导的OAS──孤立古巴。1964年，美国更进一步迫使OAS，强制要求各成员国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当时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拒绝。但到了70年代初，很多拉美国家开始反抗这措施，如阿根廷、智利和秘鲁，陆续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恢复外交关系；OAS内也开始有声音要求取消强制封锁古巴的要求。1975年，这个强制要求被解除。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在拉美国家都非常不受欢迎。1998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查维兹）上台后，拉美刮起一股“粉红浪潮”（Pink Tide），左翼政府纷纷在各个拉美国家上场。这些左倾的拉美国家的总统──如巴西的卢拉（鲁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在意识型态上同情古巴处境。况且古巴在历史和语言上，本来就与其他拉美国家相近。在很多拉美国家的眼中，“美国是朋友，但古巴是兄弟”。
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美国总统后，拉美国家憧憬他会一改小布殊（小布希）对古巴的强硬作风，使落后的冷战思维可以消失。多个拉美洲的国家首脑，包括拉美大国巴西的总统卢拉，都公开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禁运。两个月后，在OAS的2009年全体大会，拉美洲国家动议废除1962年中止古巴成员资格的决议案。起初美国反对废除，但当议案明显得到绝大部分成员国的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希拉蕊）只好妥协，只在议案中加入要求古巴“拥抱OAS原则”──即致力推动民主──的字眼。
自1994年起，OAS亦每隔三到四年主办一次美洲国家峰会（Summit of the Americas），这是美洲最高规格的会议，几乎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各国首脑都会出席。只有古巴从来不曾受到邀请。到了2012年的第六届峰会，美国和拉美国家就古巴问题的矛盾变得进一步突出。因为古巴仍未受到邀请，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奥蒂嘉）都拒绝参加该次峰会，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一些加勒比海国家也宣称，如果下届峰会古巴再次不被邀请，他们也将缺席。
而在2010年，拉美国家也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对衡OAS、包括古巴但没有美国的组织──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CELAC）。CELAC的2014年峰会，更是在古巴举行。
去年第七届美洲国家峰会举办前，拉美国家都一致支持主办国巴拿马邀请古巴，这使得奥巴马处于两难局面。美国一直坚持，只有民主国家有资格参加峰会；但美国杯葛峰会将严重损害华盛顿和拉丁美洲的双边关系，亦将贬低美国一手扶持的OAS的角色和地位。幸好，美国和古巴已于2014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双方谈判进展也良好，还找得到下台阶。最后美国同意让古巴出席峰会；奥巴马亦在峰会上与劳尔历史性首次会面，为美古两国进一步修补关系奠定基础。
古巴裔美国人的世代变迁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的形势改变，亦为美国与古巴复交制造契机。美国的国内政治一直影响外交政策，而冷战时期逃离古巴的流亡者形成的“古巴游说集团”（Cuba lobby），更是美国国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古巴不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事务，美国政客都不想为此得罪古巴游说集团，使得游说集团能够有力左右美国的古巴政策。
美国自1960年代起欢迎古巴流亡者和难民，使得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去到美国定居，他们主要住在佛罗里达州，特别是迈阿密。在迈阿密，有一些如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的组织，致力帮助在外国执行工作任务的古巴人（特别是医生）逃离古巴。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古巴人，绝大多数是为了逃离卡斯特罗革命政府的管治，所以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深感痛绝。
这些流亡美国的古巴异见人士，渐渐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古巴裔美国人大约只有200万人，相对于美国人口并不算多，但其中约七成人住在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摇摆州”（swing state）。古巴裔美国人由于能在佛罗里达州集中资源和票源，使得他们能够非常有效的左右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并使冷战后的历任总统或议员（及候选人）对与古巴缓和关系的议题噤若寒蝉。古巴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更使美国国会在1992年和1996年通过法案，把对古巴的禁运写入法案，使美国总统须得到国会同意才可以撤销，从而进一步巩固美国对古巴的敌对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逝去，年轻一辈的、特别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古巴裔美国人渐渐长大。他们没有经历过卡斯特罗的统治，也不像父母辈对古巴共产政权有强烈敌意。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调查，1991年有87%的古巴裔美国人支持禁运，但到了2014年却有高达52%的人反对，而71%的人并不认为禁运有效。
美国大选与出访时机
2008年总统竞选时，奥巴马成为首个表态支持重新与古巴沟通的候选人，而他最后在佛罗里达州以些微票数击败支持继续禁运的麦凯恩（马侃），包括35%古巴裔美国人的票。到了2012年，奥巴马不单在佛罗里达州击败同样支持继续禁运的罗姆尼，更拿到逾半古巴裔美国人的票，说明佛罗里达州的政治已起了变化。希拉莉在2008年的总统初选，也支持一贯的禁运政策，但到了今年初选她已经改变口风，支持与古巴恢复关系。
反观共和党的四个主要总统候选人──杰布・布殊（杰布・布希）、鲁比奥（鲁比欧）、克鲁兹和杜林普（川普）──头三位都与古巴有深厚的渊源。杰布・布殊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而鲁比奥和克鲁兹都是古巴裔美国人；他们对奥巴马的古巴政策尤其批判。当中，鲁比奥更是美国政界里最强烈反对与古巴沟通的政客之一；他称这次古巴访问是历届美国总统作过“最可耻”（most disgraceful）的访问之一。只有杜林普，大概因为庞大的商业利益，支持奥巴马对古巴修好。
随着最近杰布・布殊和鲁比奥宣布退出初选，奥巴马这次的古巴访问，并没有受到共和党方面猛烈的抨击。其实若不是杜林普在共和党内领先，奥巴马还不一定有政治资本，进行这个历史性访问。奥巴马很可能是见到杜林普在共和党初选领先，才在上月中决定出访古巴。美国国内外舆论对奥巴马这次历史性访问评价十分正面，说明他选择的时机正确。
奥巴马访问古巴之时，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放宽对古巴的限制，例如对当地旅游的限制，和美国金融机构对古巴的贸易和金融交易等限制。奥巴马在古巴的最后一场演说里，呼吁解除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4年的贸易禁运，这是美国和古巴最重要的一道经济屏障。但要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显然将是一个大挑战。
哈佛毕业的奥巴马，能否在余下的任期推动法案通过，为美古关系写下新的一页？奥巴马访美后，劳尔又会否回访美国，在他哥哥50多年前站过的哈佛讲台发表演讲？经历完半世纪的严寒，美古关系终于迎来了春天，也为冷战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
（罗钧禧，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荣誉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拉美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