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去坐牢，如果你杀了四十个人，他们会给你好到不行的政治庇护，如果你杀了四万个人，你就能舒舒服服地流亡他国，外加海外银行帐号。”这段话是纪录片《The Dictator Hunter（独裁者猎人）》里，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律师兼发言人Reed Brody说的话。
他说的正是许多非洲国家（前）独裁领导者的人生写照，而他当时指名道姓“猎杀”的那个人，叫做哈桑·哈布瑞（Hissène Habré），乍得共和国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年间的总统。
二十多年后，过著逃亡生活的哈布瑞终于被送上审判席，四名勇敢的乍得女性受害者，打破沉默，出庭作证。
看著坐在庭上的哈布瑞开不了口的原本四名妇女愤怒了，觉得一定要当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实都说出来，其中一人曾经被哈布瑞本人强暴过数次，说到无法形容之处，只能用肢体表示当时的情形。
哈布瑞被控多项战争罪、反人类罪、屠杀、、强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但将他送上法庭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独夫”
非洲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争取从欧洲殖民统治下独立，随后十年间，更多国家追求民族自决，（按照殖民者划分出来的国界）就地独立。紧随独立而来的，不是幸福快乐的自由生活，而是军阀独裁统治、政变、政权轮替、另一个军阀独裁的恶性循环。
乍得共和国（Republic of Chad）也难逃这样的循环，最早一次武装政变发生在1960年脱离法国殖民之战，而最近一次则是2008年。
这个国家有一个吓人的外号──“非洲死亡之心”。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境内只有1.9%的水源面积，境内民族组成纷杂，最大的族群“萨拉”也只占总人口27.7%，另有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七支族裔各占10%上下，游牧民族为了争夺有限的水源粮食常有冲突。
正是这样的土壤，孕育出了曾在巴黎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却成为独裁者的哈布瑞
哈布瑞是北方牧羊部落的孩子，属高兰族（Gouran，在其他国家被称为Dazaga），乍得第三大族裔土布（Toubou）支族之一。高兰族主要分布在乍得北部、利比亚、以及尼日境内，长期受到利比亚人严重歧视与隔离，这种敌对关系，间接造成了哈布瑞的崛起。
当时北方邻国利比亚的格达费正积极扩张势力范围，为了制衡格达费，美国与法国提供金钱与武器援助哈布瑞，他得以扩张军权。
哈布瑞1982年正式当上总统。成为乍得最高领导人的八年期间，世界各国领袖对他都是赞誉有加，人权观察发布的两份报告指出，哈布瑞执政期间曾受到美法两国政府的长期支持。
但他担任总统时，利用一党专政，残酷镇压反对派，乍得国内暴力普遍横行，包括数波族群清洗。人权观察2001年寻获哈布瑞政府政治警察机关“档案及安全局”（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简称DDS）的档案纪录，其中记载了1,208名遭处决或在押死亡者，以及12,321名人权侵害受害者的姓名。
据外界统计约4万人因哈布瑞政权而死，直到1990年政权被推翻，哈布瑞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非洲最残暴的独裁者。政权颠覆后哈布瑞随之逃亡至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并在那里高枕无忧地住了二十三年。
起诉哈布瑞的行动，在国内法庭经历过一次次失败。
二○○○年，乍得籍人权律师Jacqueline Moudeina为七名乍得妇女在哈布瑞流亡的塞内加尔法院提起诉讼。五年后，他们在比利时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引渡哈布瑞，被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或称下称非盟、AU）阻拦。
在二○○八年政变期间，乍得新政府的法院曾判哈布瑞死刑，但因他本人不在场，因此无法执行。
二○一一年，塞内加尔总统曾想把哈布瑞遣返回乍得，但是遭受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彻回决议。
直到二○一三年，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之下，一个专门调查起诉哈布瑞的非洲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African Chambers in Senegal）在塞内加尔成立，将哈布瑞以及党羽二十人逮捕归案。两年后在达卡，哈布瑞拒绝出席听证会，后来被强行押入法庭。他拳打脚踢，对庭上咆哮，说这个法庭无效，主席法官当面对著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法庭都会强制你出席。”
这是一次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审判，九十三位幸存者从乍得远赴达卡作证，在庭上描述自己被刑求的经历，而那个施暴者就坐在法庭另一边，全身被纯白长袍头巾包住，露出的双眼带著墨镜。
哈布瑞的辩护律师采取的策略，是将哈布瑞也当成时代的受害者，但当大量证人当面指控犯行的时候，他就很难逃脱责任。以二、三十年前发生的暴行来说，本案律师团收集的物证异常充足：包括照片、影片、口述记录、验伤报告、以及人权观察成员在政变后的废弃大楼里找到的大量文件，另外更有支持这些物证的专家证人出席，包括一名曾为六百名受害者检查过的法国医师、笔迹鉴定师来鉴定哈布瑞的签名、另有几位前任政治警察队的官员证实哈布瑞下令虐待与处决。
最终哈布瑞被以多项战争罪、反人类罪、屠杀、强迫消失、非法处决、强暴、以及性奴役等罪名起诉。根据乍得真相委员会事后的调查，总计有高达四万人死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另在逃亡时，哈布瑞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财物，而乍得的每年人均GDP只有943美元。
今年五月三十日，塞内加尔特别法庭判处哈布瑞无期徒刑；七月二十九日，主席法官裁定哈布瑞须对参与起诉之受害者付出金钱补偿：强暴与性奴役受害者每人$33,898（美金，以下同）；被虐待与强制拘留者、受到不当对待的战俘每人$25,424；被害者家属每人$16,949。
这次审判在国际法上意义重大：第一、这是一个混合法庭，又称国际化法庭，混合的是国际法以及相关国内法律体系的审判制度；第二，在第二国起诉另一国的前任领导人，并强制出庭；第三：此法庭以国际法追诉个人──而不是起诉一个政权──的罪责，避免系统化犯罪成为免责的手段；第四：受害者的声音从未如此清晰而宏亮，共有九十三位受害人出席，当著哈布瑞的面作证，另有相当充分的物证；第五，在任何暴乱中都会发生的强暴与性奴役不再被轻判处理。
因为习惯了恶行的轮回，乍得人对过去苦难的态度通常表现冷淡，或不相信能使恶人正法。这个法庭让人民刮目相看，民众态度有了转变，他们开始讨论、有所期待。乍得与塞内加尔的人民看得见，非洲其他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也在看，这给了非洲政治一种新的可能性，打断政变轮回，维持和平的可能性。
民间的力量与幸存者的勇气
起诉哈布瑞的过程，证明了民间组织的力量。
哈布瑞失势的隔年，便出现受害者组织例如“乍得政治压迫罪刑受害者组织”（The Chadia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AVCRP）等，著手针对Habre政权谋杀、政治迫害、强暴、性奴役等罪行进行调查取证。
另一个名叫“哈布瑞政权受害者组织”（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Crimes of the Regime of Hissène Habré，AVCRHH），领导者是耿耿（Souleymane Guengueng）。他在一九八八年被打入黑牢，是囚禁与虐待的幸存者，也是目击证人。
耿耿在被关的两年间经历过各种折磨：被政治警察（the 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et de la Sécurité , DDS）逮捕后，未经审判就被关进牢房、有时跟十个人一起挤在单人间里，偶尔才有饭吃，还是丢在地上臭掉的米饭。没有水喝，囚犯就舔地上跟人身上的水。他们身边经常有尸体，牢中有人死了，守卫会等到尸体烂得差不多了再来收拾，所有囚犯都染上传染病，刑求与折磨留下肢体上的长期后遗症，以及永远的心理创伤。
耿耿从政治牢狱中幸存，他用接下来二十六年独力走访了上千人，受害者的足迹遍布乍得，且多数位于偏远村落，有幸存者、有寡妇孤儿、有遗族，他将可用的证词与照片一一建档，准备诉讼之用，他同时协助巴黎、纽约的人权组织调查，用自己的薪水支付越洋电话费。戴著厚眼镜、穿著无特征的灰西装、住在泥砖房里，星期天上教堂，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名六十九岁的老人了。
耿耿不是律师，也不是国际法专家，只是一个追求正义的平凡人，不过他正好用白话为广大民众解释了何谓“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ation）：无论被控人国籍、居住国在哪，无论犯行地点为何，只要罪行被认为是危害全人类的，任何国家皆有刑事管辖权。
战时性奴役与强暴获得正视
七月上旬的联合国妇女基金会总部（UNWomen HQ），正在举行一场活动。Reed Brody在主讲席上准备，Reed Brody本人看起来十分健朗、灰白的蓬卷发，穿著象牙色的亚麻衬衫──此为百搭款“人道救援律师制服”：耐脏，抗皱，新旧看起来都差不多，且上可出庭，下可翻山越岭，有时还得外罩防弹背心。
坐在他左边的女士是乍得籍人权律师Jacqueline Moudeina，她穿著亮黄镶褐的民族服饰，双肩顶著宽大的荷叶边，头饰高耸。
两人很快地回顾了一下事件与案件，讨论的焦点是本案中强暴罪与性奴役罪第一次在量刑上受到重视，主因之一便是因为四名勇敢的妇女在三十年之后，打破沉默出庭作证。
她们的名字是Khadidja Hassan Zidane, Kaltouma Deffalah, Haoua Brahim, 和 Hadje Mérami Ali，最年轻的一位被绑架时只有十三岁，而另一位则跟她十三岁的女儿一起被强暴犯囚禁。
Brody一边翻译法语，一边回忆庭上发生的事。从第一天开庭到最后一天宣判，律师团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而四名受害妇女心情也是起起伏伏，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一名妇女到了庭上，原本准备好的证词就是无法说出口；也有人见到哈布瑞坐在那里，反而一股气上来，觉得一定要当著他的面，在法官面前，好好把事实都说出来。
在非洲某些地区，女性地位极低，偏远地区仍有童婚、贩卖人口、性交易。性侵受害者不仅身体受到摧残，事后还要承受社会上污名化的压力、甚至还有“名誉杀人”存在的地方，（Honor Killing，以保护家族名誉之名，男性亲族将性侵被害者杀死的陋习）。
站出来作证的女人，在审判之后，也得继续战斗，哈布瑞的支持者不断在网上、路上用屈辱的字眼骂她们，有些人受到亲属的责难，但她们很清楚地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受到同样的伤害。
但是性侵不仅是女性的问题，在战争中受性侵害的男性不在少数，而父权结构的社会使得受害男子比女子更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遭遇。
一名独裁者的倒下远非结局
哈布瑞的律师提起上诉，但遭上诉法庭驳回，他即将入狱服无期徒刑，并且被要求支付大笔的赔偿金，想他死的人很多，不过塞内加尔已经废除死刑。
今日的乍得共和国，依然住著大量来自中非、苏丹等地的难民，很多人处于濒死边缘，并遭受暴力威胁。民兵或是政府军时有射杀人道救援工作者之事，许多国际组织开始减少救援资源。
审判哈布瑞得到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但前方路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