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这几年农业议题重新回到公共论坛的醒目位置上。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里，甚至就特意留给农业运动人士一个席次，保送前台湾农村阵线秘书长蔡培慧进入立法院。蔡培慧在首度质询时炮火全开，捍卫农民土地权益，连准总统蔡英文都特地发文肯定她的表现，一时成为台湾的另类的“网路红人”。
那么，许多人肯定好奇，身为专注农业的新科立委，在蔡培慧心目中，有没有哪些对她意义特殊的农作物？
“对我很有意义的其中一个作物，叫做槟榔。”
出身南投日月潭的蔡培慧，给出了让人意外的答案，而不是“主流价值”里的稻米或红茶。“家里本来是种柳丁、种稻，但到了国中之后，村子里开始转种槟榔，阿公也加入转种行列。早年在做921重建工作时，开车连夜奔波灾区，也常常吃槟榔提神，要不然会发生车祸的！”因此缘故，她在博士班（台大农推所）的论文也想写槟榔，但是因为产销体系太“神秘”，找了熟人帮忙亦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才无奈改题。
绿金，全台从业人员百万人
槟榔，棕榈科植物，最常被食用的部位是槟榔子，俗称菁仔。早年被视为药用植物，用以止痢驱虫、祛寒治病；但因同时具有兴奋、提神的效果，自80年代末期起，渐渐成为台湾人提神工作、交际应酬、熬夜开车的最佳伴侣。
要向不吃槟榔的人说明槟榔的滋味不太容易：咬下一颗鲜采的槟榔，甜、涩、苦等诸般滋味会一齐自喉头冲上脑门。这时如果觉得心跳微微加快，全身开始发热，那是槟榔碱起了作用。“提神醒脑”的效果，就来自这里。
1991年，全台湾槟榔产值便已高达88亿元（新台币，下同），不但是果品之首，亦超过甘蔗与鸡蛋。槟榔在90年代有“绿金”美名，屏东平原槟榔因地形关系容易遭窃，不少农民甚至必须抱着武器在田间守夜，连黑道都会介入“抢菁”，抢手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蔡培慧的答案，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但从数字上看来，如蔡培慧一样的台湾“槟榔囝仔（孩子）”并不在少数，尤其在盛产槟榔的嘉义、南投、屏东三地，更是如此。
即便自90年代后期开始，就被官方以“三不”（不鼓励、不辅导、不禁止）政策冷眼对待，但槟榔产值持续高居台湾农产品年产值第二名，仅次于主食稻米，近5年平均产值都超过80亿元。虽然在2013年一度败给芒果（91亿8千万余元），屈居第三，但在2014年最新数据中，不但击败芒果（76亿2千万余元）重回亚军宝座，产值更飙破百亿，占全年生产总值的2%。
百亿产值除了惠及产地农民、盘商之外，全台估计有超过5万家槟榔摊，槟榔上下游从业人口高达百万人，连带包槟榔用的“荖叶”产业也获利甚丰。根据2010年公平会资料，台东的荖花、荖叶产业年产值约80余亿元，相关从业人口则在4、5万人左右。
不同于一般台湾农产品“高价品外销、次级货内用”的趋势，销往中国的槟榔多半是口味较差的次等货。
除了内销成绩亮眼，槟榔的外销实力也相当坚强。2005年8月1日，中国大陆宣布对台湾地区的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除了备受关爱的“明星”凤梨、芒果、葡萄柚之外，“形象不佳”的槟榔也默默出列，正因它历年的外销数字名列前茅，让人难以忽略。
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提供资料，2004年槟榔进口额为16万6千余美元，占进口比重7%，仅次于杨桃（34.3%）、葡萄柚（28.6%）与芒果（24.4%），远胜芭乐（0.7%）、木瓜（0.6%）与凤梨（0.1%）。与2003年相较，槟榔在2004年的成长率高达27.7%，仅次于橙类（750%）。农委会国际贸易局在2005年11月的分析中也指出，槟榔确实是台湾在中国大陆具有竞争力水果品项之一。
有趣的是，不同于一般台湾农产品“高价品外销、次级货内用”的趋势，销往中国的槟榔多半是口味较差的次等货。“自己吃都不够了，哪有特别想卖给大陆？卖到那边要有管道、有认识的人，不如直接留在台湾卖比较合算。”经营菁仔行的许世昌说，通常产地成本低于一粒0.5元的，才会卖给大陆，一粒0.5元以上的好货，全部根留台湾。而在大陆会购买槟榔的，据闻不少即是思乡情切的台商，或打算与台商作生意、搏感情的当地人。
解决社福，安定千万农村家庭
台湾官方对待槟榔产业的冷淡、尴尬态度来自于“环境”和“健康”两大因素：首先，槟榔是浅根植物，当山坡地原生植物被推平而改种槟榔时，水土保持能力就大为下降。其次，医疗和卫生机构认定嚼食槟榔和口癌有直接关系：即使是不掺佐其他例如“红灰”、“荖叶”成分的纯槟榔果实。
为何形象总与“土石流”、“口腔癌”、“没水准”相连的槟榔，竟能长期高踞台湾农产产值亚军，甚至能随着台商进军中国大陆市场？高雄美浓农村田野学会理事温仲良分析，槟榔的作物特性适合台湾中南部的亚热带气候，虽然没办法让农户发财致富，却可以低度管理、不需要投入太多人力，与台湾农村人口老化的结构紧紧镶嵌，解决农村青壮年外移以致劳力不足的经济危机。
“说得明白点，台湾社会该感谢槟榔，解决了严重的社会福利问题、安定了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没有槟榔，过去半世纪政府能照顾得起这些老农吗？你想有可能吗？”温仲良以屏东平原为例，“如果没有槟榔这种作物，让农地好歹种点东西，一块农地荒芜在那里，有人会丢垃圾、倒炉渣，让地主更困扰，卖农地的人一定会更多！槟榔养着地，有一天年轻人想回来种别的作物，铲掉槟榔就好，非常快。”
更进一步说，槟榔的走红，确实和台湾经济体质“由农转工”相伴发生。蔡培慧分析，“我是六年级生（指1970年代出生），差不多在国中（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稻米价格直直滑落、柳丁价格崩盘，是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大家开始大量吃槟榔、农村也转种槟榔的时代。”
半世纪以来，台湾工人用槟榔支撑过度劳动的身躯、夜车司机以槟榔抬起昏昏欲睡的眼皮，买槟榔的现金便汩汩流回农村，百亿产值稳定农乡经济，也抚养农家子女长大成人。
这不是蔡培慧个人的经验，根据亚洲大学经营管理系退休教授黄万传在1995年的研究，各乡镇槟榔的益本比（投入一元成本产生的收入）大约为2至3元，即100至200%的利润率，确实远高于稻米、柳橙、芒果、莲雾等作物。自数字来看，80年代开始台湾槟榔产业的旺盛，确实清楚标志着农业产值下滑、工业（尤其是亟需提神的营建业、运输业）开始起飞的关键转折点。
而从每周“菁仔市”的劳动现场，便可窥见温仲良“槟榔安定农村”论点所言非虚。来到许世昌位于南投的菁仔行，每逢星期日、星期三的下午，便可见产农陆续将一车车槟榔丛自山中载来，欲赶上每周一、四的菁仔市。许世昌站在车尾，拿着剖刀，自产农手中接下槟榔丛，随机摘下一粒，俐落剖半、瞧一眼，随手将槟榔丛往地上一丢。
一炷香时间后，地上开始浮现红肉、白肉两种槟榔堆。固定来帮忙的中年妇女们拿出小剪，将槟榔果一粒粒自枝上剪下，再一篓篓放入机器剔除残枝，便可送进“八爪章鱼”状的重量选别机，将菁仔依重量分类。塑胶履带与清脆生果轻轻撞击，叮叮铃铃的声响中，分出“占、西、大大、大中、中、合、不、外、史”等类别，即将送往各地槟榔摊，分成“特幼、普通、多粒”等品级，进入客人的口唇。
连续忙碌两日后，菁仔市交易完毕，产农得到收入、妇女赚取工资，还能来得及回家为孩子煮顿晚餐，农村的一周生活所需，便如此安顿下来。半世纪以来，台湾工人用槟榔支撑过度劳动的身躯、夜车司机以槟榔抬起昏昏欲睡的眼皮，买槟榔的现金便汩汩流回农村，百亿产值稳定农乡经济，也抚养农家子女长大成人。
产销系统独树一格
槟榔之所以能成为农村的“养家作物”，除了作物本身粗放、好管理、且让客人“成瘾”之外，其独树一格的产销系统，也是关键因素。
按台湾一般农业产销体系而言，主要有两大类型：一为“国家整合农业产销体系”，由国家介入主导建构，利用农会的产销班与共同运销体系，征集小农生产的农畜产品，再进入交易市场（果菜批发市场、畜产拍卖市场等）进行贩售，最后转入零售体系；
另一种“商贩整合农业产销体系”则由商贩共同组织整合而成，小农将农畜产品卖给商贩（盘口）后，再分别转入中盘商与大盘商手中，同样进入交易市场，再转入零售体系。
无论是哪一种运销体系，共同的特色均是经过国家管理的批发市场流通，再转入消费者手中，“但在台湾，槟榔是极少数的例外，从头到尾由盘商或公会主导，不透过批发市场。”黄万传说。
台湾槟榔有超过七成的槟榔出自嘉义、南投与屏东，前两者较早收成，屏东较晚，各地产期几乎无缝接轨。黄万传指出，90年代时，槟榔盘价由这三地大盘稳稳操控，直到近年才有松动迹象。而根据温仲良观察，嘉义、南投的盘价关系较紧密，当嘉义与南投的产期重叠时，是槟榔价格最低的时候，为了避免价格崩盘，嘉义、南投的盘商便以喊价方式控制产地出货数量与市场价格；而屏东盘价则相对独立，中小盘也较多，甚至有产农直接与槟榔摊连系的状况，不经过中、大盘。
大盘商通常自己亦种槟榔，并向附近的农民收菁仔，产地大盘商有联谊会，从未向政府立案，运作之神秘如同秘密社会，外人难窥全貌。
在业界的默契之下，台湾槟榔市场可说几乎达到“想买的都能买到、想卖的都能卖掉”的产销最高境界。农政单位多年来辅导台湾各式农产运销体系，希望达成此一梦想而不可得，国家不愿“辅导”的槟榔产业却成功做到。
90年代槟榔全盛时期，产季时大盘商每晚开会“喊盘”，喊盘就是抓价，由下游的售价倒算回来，可以预估一定的量，再随时依槟榔摊的销售情形，每天再重抓盘价。一颗菁仔的价格必须抓到产地农民也有赚、菁仔行也有赚、槟榔摊也有赚，盛产期有滞销风险时，也必须在价量之间控制平衡。
根据黄万传研究，过往喊盘时，只要会长开个盘价、出席代表六成以上同意，便决定当日行情。在无智慧型手机的年代，消息随即透过电话，由大盘传中盘、再传到各地零售商，次日上市价格即以此为准。
“运作方式颇有古风，讲究辈份伦理。”黄万传形容。
槟榔产销文化的“古风”，不只存在于联谊会，在每个环节处处可见。访问许世昌的同时，恰逢产地农民进来询问，本周要割多少菁仔？许世昌沉吟一会，回答：“先割中央幼（嫩）的好了，旁边的先不要。”产农应声答好，“我当然要来问他要割多少，不然要一直割、一直割到它菁仔行堵市（菁仔数量太多，堆在菁仔行仓库滞销）吗？”产农替菁仔行着想，酌量槟榔摊的销售状况，再决定出货数量，不会硬要倒货过去，“盘商彼此也都有默契，不会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待产地农民。”温仲良说。
在业界的默契之下，台湾槟榔市场可说几乎达到“想买的都能买到、想卖的都能卖掉”的产销最高境界。农政单位多年来辅导台湾各式农产运销体系，希望达成此一梦想而不可得，国家不愿“辅导”的槟榔产业却成功做到，“在国家完全放任、可谓完全自由的市场里，台湾却自动形成了最‘不自由’的体系，说句玩笑话，这真是每个资本家都梦寐以求的天堂！”温仲良说。
抓住熟客，各摊自有好本领
但在看似“不自由”的产销系统里，依然存在槟榔摊各自获利的空间。产地菁仔以品质分类多达三十多种（特、白、尖、红／占、西、大大、大中、中、合、不、外、史），到了槟榔摊销售时，却被简化为四至五种商品（特幼、普通、多粒、剖半、双子星等）供消费者选择，当中的组合搭配比例，就是各家奥妙所在。
“例如最近槟榔行情，是50元8粒，这个条件不能变，少给了，客人会不高兴。但8粒一样的‘特幼’，是要用哪几个产地分类去搭配出来？有人搭好一点的、有人搭差一点的，搭得太好伤成本、搭得太差客人不买单，能够取得最佳平衡的人，就能获得最高的利润。”温仲良说，“这就是槟榔摊跟盘商角力的方法，为了对抗垄断，只好用搭配比例与改善口感取胜，不然怎么赚得比别人更多？”
而槟榔消费者对个别摊位的忠诚度高，也让槟榔成为稳定获利产业，只要养起熟客、抓出价差、研发出独门口味，一家槟榔摊养活一家人，其实没有问题。包槟榔的手法各家自有巧妙，有的将荖叶与菁仔卷成精致的“甜筒”状，增加新鲜感；有人精心调制红灰与白灰的独门口味；有人则与特定菁仔行合作，强调只卖口感较佳的嘉义菁、南投菁，卖点各有不同，都是为了让客人就此只吃本家口味，不怀贰心，“像我们（美浓）福安兄弟会的，我观察，十个有九个都是吃镇上那间趴趴熊槟榔，习惯了，只吃他的，一个月要买到好几千块的！”温仲良说。
每种农作物皆有其优缺点，“往正面去想，我们来发扬它的优点、改进它的缺点，而不是老是想彻底消灭它。”
不过，井然有序的槟榔产销体系，近年亦出现裂痕。黄万传观察，网路的兴起打破了过往的默契，不少槟榔农绕过菁仔行、盘商直接跟槟榔摊交易，再加上公平交易委员会多次认定喊价的中盘涉嫌垄断市场、重重开罚，让槟榔产销关系改变。许世昌亦认为，透过网路作生意的年轻槟榔业者有股“狠劲”，与产地农民砍价、拖欠货款、低价抢市样样来，过往由产地到槟榔摊“有钱大家赚”的“古风”，颇具在地经济、利润共享的特质，今日已慢慢消逝，“他们（部分盘商）是真正在做生意的，我们不是。”许世昌如此感叹。
再者，官方的连年打压，虽然未能让槟榔完全消失，也确实让消费族群略有萎缩。90年代，台大牙医系教授韩良俊大力提倡“槟榔亡国论”，认为国内口腔癌致死率高居不下，与嚼食槟榔大有关系，邀集当时中研院长李远哲一同推动禁槟榔运动，蔚为风潮；96年贺伯台风酿成土石流灾害后，槟榔亦被多位学者指为山坡地土石流的元凶，导致其地位一落千丈。
但对于此一说法，静宜大学生态研究所副教授杨国桢曾在《生态台湾》期刊撰文批评这是台湾政府“狡兔死、走狗烹”，更无情驱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杨国桢说，槟榔一般栽种在海拔900公尺的区域，屏东的槟榔甚至多种在平地，而土石流最严重的源头，却在中海拔1500至2500公尺的区域；再者，若单因槟榔是浅根作物，便应予铲除，茶树、梅子、高冷蔬菜也同样是浅根作物，“槟榔的水土保持会比茶园差吗？”
对此，黄万传也有类似看法。黄万传认为，槟榔栽种过程粗放、园内常保留不少杂草植被，未必比其他山坡地作物造成更大的环境破坏。若认为槟榔种植衍生水土保持疑虑，应该回归《水土保持法》相关规范开罚；同理可证，若嚼食槟榔有致癌风险，亦应纳入食品安全相关法令规范，禁止添加致癌物质来包槟榔，就可降低致癌风险。
“总归一句，我认为槟榔本身无罪。”黄万传主张，每种农作物皆有其优缺点，“往正面去想，我们来发扬它的优点、改进它的缺点，而不是老是想彻底消灭它。”
槟榔的诸般滋味说不清，但它却实实在在伴着台湾走过由农转工的打拼岁月，一口入魂。曾替工人提神、伴台商奋斗、养育农家子女的槟榔，究竟是山坡地杀手、口腔癌元凶？或是社会转型期的代罪羔羊？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槟榔都会继续伴着台湾人走向新时代，“或许量会减少一些、随着景气有波动，但是短期内不会消失的。”黄万传与许世昌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