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后，杨立德依然记得1992年北京的一场雪。那是台湾解严后的第五年，他和朋友坐车沿著故宫外的筒子河缓行。河面结冰，雪飘下来，衬著高高的红墙，“就像回到了王朝时代”。朋友说：“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又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了。”
1987年，台湾宣布终结长达38年的戒严，并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观光和探亲。同年即有超过4万台湾人到访大陆，这一数字在第二年跃至44万。
此后，到大陆定居、工作的台湾人以惊人的势头增长。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常住大陆的台湾人有150万到200万人，接近台湾总人口的9%。
他们之中，以往最被对岸民众熟悉的形象是“台商”，以及在台商企业工作的“台籍干部”。而随著中国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尤其是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的勃兴，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化产业工作者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大陆。他们寻找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也在这些机会里，小心翼翼地处理那些因为历史、文化、政治语境的不同，产生的种种“雷区”。
一代人接著一代人，他们为什么漂在北京、上海、广州？他们愉快吗？
桃花江是美人窝
1988年，37岁的台南人杨立德第一次到北京。彼时他是台湾知名作词人，由他填词的《亲爱的小孩》传唱大街小巷。
那是他的父亲去世后第四年。
父亲是湖南人，1949年携两个妻子迁至台湾，两年后杨立德出生。印象中，父亲每日都在讲家乡的故事，尽管它们没有情节且一直重复。父亲的口琴也只吹一首歌——《桃花江是美人窝》，唱的是湖南境内的一条小河。
但杨立德从小觉得自己是河北保定人，因为疼爱他的大妈来自保定。在北京街头，杨立德看到了很多“扁脸、江青头”的女人——像极了他的大妈，“好感动，都想叫‘大妈’。”
1988年，台湾是耀眼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已连续二十多年保持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北京却是一个连正规出租车都没有的城市。杨立德从天安门叫了一辆三轮车去颐和园，蹬车的师傅足足蹬了两个小时。
直到2010年，大陆的人均GDP才追平1987年的台湾。但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中摸爬的大陆，已让开拓者和冒险家们兴奋不已。杨立德的法国朋友来北京开了第一家公关公司，他们在北京孔庙举办了一场有鱼子酱和香槟的盛大宴会。
1997年，31岁的张钊维从英国学成纪录片制作硕士。在香港停留时，他买了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我想要感受一下整个地面的状态。”
张钊维记得，火车开到香港和深圳的交界罗湖口岸，还要更换车轮。在轰隆作响的绿皮火车上，他看到了这片大陆的南方和北方。“一过长江就不一样了，”窗外的植被不再和台湾相似，田地里的坟墓变成了一座座尖尖的土堆，“视觉上很有趣。”
那一次到了北京之后，张钊维在三环边上的中国电影出版社淘了十几本专业领域的书，“觉得如获至宝，我们在台湾看不到这样的书，很扎实。”
1999年，13岁在台中长大的施媖之和母亲一起到广西桂林和江苏周庄旅游。
彼时台湾中视正在热播一档叫《大陆寻奇》的节目，介绍大陆的风景、历史古迹和民众生活。施媖之记得每周末吃饭大家都会看，但到了大陆，她觉得“和节目（上播的）不一样”，“怎么那么多人，这么五颜六色！”
2000年底，23岁的台北姑娘刘毓雯被《电子时报》派驻北京两个月。彼时大陆的互联网行业已露出蓬勃生长力，网易、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纷纷成立，新兴的互联网用户们整夜泡在网络聊天室里。
但线下的北京城仍浸在灰扑扑的冬天。“又黑又冷，”刘毓雯当时和朋友开玩笑，“我哪里是来工作，根本就是来苏武牧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来大陆盖厂的台湾商人和一辆辆大巴满载的旅行团，大陆并非理想的就业地。据《时代周报》报道，那时台资企业往往要提供住宿与双倍薪酬，才有台湾人愿意到大陆工作。这一情况随著大陆经济起飞及台湾经济增速放缓而发生了变化。
2001年，台湾经济出现自1947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那一年，在台湾唱片业和广告业功成身就的杨立德正式定居大陆，做房地产的策划和推广。“从乌鲁木齐到海南岛一丈量，天啊，台湾真是好小。我想，这个资源要好好用一用。”
“大陆非常非常快”
2005年，张钊维卖掉台北的房子，定居北京。“纪录片是社会金字塔上面1/3的人才会付钱支持的东西，台湾其实太小了，没有办法支撑你当做一辈子的事业。”
解严之后，台湾的电视台一下子从三个变成几十个，节目不够播，就从BBC买纪录片。“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想说台湾有机会，”张钊维从英国学完纪录片回来，才发现：“原来一块饼3个电视台分，现在还是这么大的饼，100个电视台在分。”
“钱越来越少，能做的题目不断在重复，”张钊维说。而这个时候，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可以一下子给出几百万人民币的制作经费。
2006年，做城市规划的台北人叶建德常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大陆的新闻：“说大陆发展了，就想要来看看北京到底在发生什么。”
他看Google Earth的北京航拍，又宽又长的一道白色——以为是条河，来了才发现是马路。“怎么会有马路那么宽？那种scale（比例）对一个在岛屿生活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2006年的北京，在叶建德眼中还是“沉睡的古都”，“街道很朴素，商业的业态也非常单调。”但他却有点心动，想和同伴在北京开一家文化沙龙，“这种模式在大陆可能还有一些空间。那时北京服务业基本上是低起点、高速爬升。”
2008至2015年，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降至2.8%，大陆则保持在8%左右。经济环境降温，让文化产业领域的台湾人感受到更多的寒意。
在台湾唱片业工作27年的制作人吴清俊眼睁睁地看著自己心爱的产业“掉下去”。国际唱片业协会资料显示，1996至2002年，台湾认证白金唱片的最低销量是20万张，但2009年起，这个门槛降到了3万。尽管全世界的音乐产业都在转型，但在大陆，庞大的市场多少承托住了仍在冒起的人才。2013年，时任台湾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大陆市场对人才的磁吸效应是台湾文创产业发展的最大焦虑。她以歌唱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为例，选手唱的歌曲几乎都是台湾音乐人创作的，但只有到大陆才能变成火红产业。
“我们这一代人是想努力，但整个岛的环境就是这样，能怎么办？”从记者转做戏剧的刘毓雯说。有些朋友到大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台湾，“环境太小了。”
“在台湾，有很强烈的窒息的感觉，”在IBM上海做体验设计顾问的郑衍伟说，“掌握资源的人都是5、60岁的那批，从经济起飞时期就是这群人，年轻人不太可能获得那样的资源。”
郑衍伟说自己在今天的大陆看到了20年前的台湾。那时台湾因为制造业成本上涨，台商纷纷转战大陆，未完成产业转型，导致了衰落。现在，大陆也遇到相似的转型压力。
2015年，郑衍伟到深圳参加一个体验设计的年会，看到大量传统产业积极参与。“体验设计在台湾还没起来，好像在大陆起来了，大陆非常非常快。”
叶建德2006年来北京时，整座城市只有两条地铁线，到2016年，北京的地下铁密密麻麻交织著17条线。
“我们前仆后继来大陆，”2010年，吴清俊从台北搬到北京，希望在大陆继续挖掘、培养音乐人，“按人口比例来说，台湾2300万人里如果有1万人才，那13亿里有多少人才？”
但他很快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发展太快了，太可怕了。这样发展，如果没有对未来发展有远见的人领导，那下面就是各凭本事，很难用力在刀口上。”
揣著梦想和野心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发现，在遍地机遇和财富的蓬勃外表下，有细碎的摩擦、无序的生活和无孔不入的压力。
“你们台湾也敢有国旗？”
据《今周刊》2013年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来大陆工作的台湾人挨不到两年就铩羽而归，驻留超过五年的不到3％。其中近一半的人表示“生活环境不适应”，近四成的人“不习惯大陆人做事方式”。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经由中国官方宣传、根植在多数大陆人观念里的“台湾”。
在上海某网络杂志做编辑的施媖之有次和大陆朋友聊到身份问题：“我觉得我不是中国人。”对方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那我不要跟你当朋友了。”
一些人表现得更为强势。有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曾对施媖之说：“你们台湾政治不是挺乱的么？给我们来治理一下吧。”
叶建德记得一个大陆朋友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的惊讶：“啊？你们台湾也有国旗！你们也敢有国旗！”
几乎每个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都被出租车司机问过支持蓝还是绿；施媖之的同事会拿每一件事来问“这个台湾有没有”……似乎每个大陆人都对台湾充满好奇和热情。这也让在这里生活的台湾人，时时体验到身份的敏感。
在大陆拍纪录片时，张钊维常常被问到一个“很中国”的问题——你哪个单位的？他不出声，让同行的大陆同事回答，“显出台湾腔，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想象，不管是好是坏。”
这位纪录片导演熟知大陆的游戏规则。拍中元节祭鬼的习俗，怎么做才不会被定义为封建迷信？“我的说法是对于逝去的人的安抚，这就是文化了。”
2008年，台湾民间组织“台湾加油队”带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赴北京给参加奥运的台湾队加油，被拒绝入境、原地遣返。刘毓雯当时正在跟拍这个加油队，制作一部纪录片，她的电话被公布给了记者。
“那一阵子，我有很明确地感觉到我的电话在被监听，打电话有滋啦啦的声音，”刘毓雯说，她无法确定这种感受的真假，但那是她在大陆离政治最近的一次。
两岸关系的冷暖不可避免地吹拂过每个人的生活。
2008年，刘毓雯带台湾剧团到北京办展。剧目提交给北京文化局，审批的证书迟迟没有下来。她辗转打听，得知原因竟是台湾选举。当时谢长廷作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呼声较高。“如果谢长廷选上，我们就不用来了。”
8年之后，蔡英文领导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大选中赢回执政权。而两岸的民间交流，随之降至冰点。
无论是帝吧的青年洗版了蔡英文脸书，还是台湾电影人戴立忍被迫在网络道歉，又或者满载陆客旅游巴士在台湾遇难背后的“仇恨”传言，一个又一个的新闻事件，让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心里绷紧了弦。
杨立德甚至感受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态度的变化：以前一听他是台湾人就胡侃起来的司机师傅们，变得冷淡和沉默。
“这个舞台对我是重要的，不希望失掉它。我心里会有一条线，‘习’字开头不要讲，T（台湾）字开头也不要讲，”杨立德喜欢用“宝岛”、“城市”、“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等字眼。
吴清俊则担忧：“让人以为我在这里混饭吃，却看不起这里。”
“敏感的事情不表态，动辄得罪，”叶建德说。
“吓你、哄你、服你”
一位在大陆多年的台商朋友曾向杨立德提起大陆商人的谈判手法——吓你、哄你、服你。这六个字折射出台湾人对大陆人做事风格的不适。
15年来，杨立德在大陆的生意从来没有一次正常收款。他遇到过会计偷钱、作品被抄袭，也因为代理的房子出现问题被公安局关了一天一夜。当他偶尔抱怨时，年轻的大陆同事会问他：“台湾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
同样是这群年轻人，在遇到物业人员、警察的时候却表现得安静隐忍。杨立德不明白，“他们怕制服真是怕得好恶心。”
2011年，叶建德和朋友在北京胡同开了一家咖啡馆。他发现摆在馆外的小盆植物总是会被偷走，只好换成两个男人一起才能挪动的大盆植物。尽管三不五时地，花盆里会出现鱼汤、泡面汤或中药渣。还有一件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同样的馅饼，楼下卖馅饼的阿婆为什么要卖贵他五毛钱？
“每天回到家都会有一点不开心，”叶建德租住在北京一个6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楼道里堆满杂物，厕所的味道绵延千里，回家一开门就能闻到。在房价飞涨的北京，这样的房子月租也要6000多元人民币。
他用一个射击游戏形容在北京骑电动车的心情：“你要开枪打死歹徒，但中间会有人质冲过来，如果你不小心打到人质就扣分。我骑车在路上就是这种感觉，随时会有车、行人冲出来。”不少台湾朋友和叶建德说，第一次来大陆时，过马路要站很久，不敢过去。
除了生活的无序带来困扰，更令台湾人觉得惊奇的，是这里永远打了兴奋剂一样的亢奋。
吴清俊提到自己的困惑：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创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成功，“我实在很难相信。”不少大陆朋友满嘴都是“月入二、三十万，明年就要融资”。
他一心想做好音乐，所以来到大陆，这种亢奋的氛围却令他觉得沮丧：“有那么多机会，那么多诱惑，（他们觉得）为什么要傻傻地留在这里慢慢做。”大陆音乐圈的浮躁早已不是秘密。
“在台湾（音乐圈），我们看到一朵小花、一个花苞不会摘；看到大花还要连根小心地摘下，不要让它死了。但是在大陆，无论小花还是大花，都会被扑上去摘下。”
“你怎么在大陆活下去啊”
“我在大陆没有一个好朋友，”很多个夜晚，吴清俊会站在落地窗前看月亮。
有时和在大陆的台湾音乐人聚会，一群人难免抱怨几句：“活该，谁叫台湾搞成这样？你怨不得别人，你能阻止别人进步么？那别人要怎么进步还能由你么？”
这群漂泊在大陆的台湾人，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却无法在家乡找到发展空间。他们能做的，就是努力适应脚下这片土地。
叶建德在谈话中时常用到一个北方语系中的拟声词——嘚儿；杨立德最喜欢看北京卫视节目主持人王芳的节目；施媖之则很想聊一聊王宝强婚变的八卦。
2011年9月1日，吴清俊安排了一次两岸音乐界的会晤。会议室的长桌前，右边坐著台湾唱片公司的大佬，左边则是大陆音乐界的大佬。此前三年，他一直在协助台湾唱片公司与大陆KTV协商版权问题。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会议的开场白——一位台湾代表看著他问：“你是哪一边的？”
漂泊在大陆的台湾人发现，他们不但要应对大陆人想象中的台湾，还要应对台湾人想象中的大陆。他们需要不断地回答台湾朋友的问题：“你怎么在大陆活下去啊？”
“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少得可怕，”吴清俊记得有朋友第一次到北京，惊讶于路上的人明明和自己长得一样，一开口却是古装戏。因为台湾播放的大陆电视剧多半是古装剧。“对他们来讲，讲北方口音的人就是古装人。”
到大陆之前，施媖之听不少台湾人抱怨：大陆人很会竞争，可能会阴你或者落井下石。来了之后，她发现“办公室完全没有这样的人”。
当台湾的朋友、家人抱怨大陆卫生差、人不礼貌时，施媖之也会不快地反驳——又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她讨厌那些在机场大声讲电话的台商，“很多台湾人在这里有种‘我拿台湾护照’的骄傲，我不知道这自信从何而来。”
“两岸开放三十多年了，（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依然是不及格，”张钊维说，“至少你要知道文革、反右是什么，你才知道它背后的心理机制。”
这像是一面墙，多年来被两边不加思辨的成见一层又一层地涂抹、固化，墙体越来越厚，颜色却愈加单一，直到有人想要骑上墙头去看一看。
骑在墙上的人
“我觉得来北京是真实地参与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感受她的温度，”这五年叶建德觉得很充实。他见证了自己的供货商在电商极速发展的快车上，从小商贩成长为拥有冷链仓库的大供货商，“如果我在台湾，只会记得哪一年流行什么电视剧。”
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在变化。杨立德回顾十几年来在大陆做房地产营销：“刚开始盖了房子就卖掉了；后来，买房的人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玻璃、地板，隔不隔音；再后来卖房子就是卖生活，你旁边住的谁。”
施媖之发现，不少大陆年轻人理解她的政治立场。她有次和一对情侣聊天，男生提到“台湾也是中国的”，女生立刻打断他：“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历史。”
他们鲜少因戴立忍事件、蔡英文脸书洗版而感到愤怒，并会把网络上的偏激言论和现实中的大陆人区分看待。
“我觉得这些人（网络上的攻击者）好像不存在在上海诶，我完全没有遇到过，”施媖之说。
吴清俊这样理解网络上的攻击：“那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是少数，绝大部分是附庸。”
“我不知道后面真正的角力是什么状态，”张钊维则对所有结论都很审慎，“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太政治，而是不够政治。我们对政治的认识太肤浅了。背后的力量才是政治。”
对脚下这片土地，他们体验到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也不会对于大陆没有感情，但那种感情像亲戚，不像家人，好像我们曾经很熟，现阶段没那么熟了，比较少走动，”叶建德说，“以后会不会变得更熟，很难说啊。”
来大陆几年后，几乎每个人都放弃了机场入境的外国人通道，投奔了排队时间很短的本国人通道。
他们愿意结交一些政见相左的大陆朋友，并努力去理解对方。即便争执起来，他们也不会计较一些说辞上的差异。
刘毓雯曾介绍一个自称“小五毛”的大陆朋友在台湾写专栏。朋友提出能不能在文中用“大陆”而非“中国”，刘毓雯说：“我尊重你的想法。”
“今天你来大陆，就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民情，这是另外一种教养，”刘毓雯说。
“我有很多好朋友是忠贞的共产党员，我有很多左派朋友，这都没有问题，”张钊维说，“逃避不是办法，它就在那里，重点是你找到一个角度去诠释它，而不是推翻它。”
不久前，张钊维突然对“统一还是独立”的争议产生一个想法：台湾的统独争议就好像小学生作文——《我的志愿》。重点是，你现在是小学生啊，你其他功课怎么样？有好好吃饭、好好运动么？小学生不是一天到晚在谈志愿啊。
“台湾没有好好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张钊维说，台湾人一直在想太平洋那一边的美国，却不太愿意去知道离我们很近的大陆。
这位纪录片导演学会用一种多数人难以达到的超脱去看自己的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和这片土地的关系，而是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和我思考的关系。”
尾声
但他们都说，终究是要回到对岸的。
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归期：等小孩长大、等经验攒够、等玩够了……近几年，赴大陆工作的台湾人已经很难获得当初的机遇，到大陆，又离开，这样流动似乎比以往更快。
留下来的人，仍然在泡沫一样的繁荣中看到可能性。吴清俊说：“如果今年大陆蹦出一个像张惠妹、周华健一样的歌手，是不是会让一群人看到希望，好好去做音乐？”
他还在等。
实习生王静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