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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中国海外强力行动,高调之下的隐忧

以现有的制度、价值体系和实力,中国海外强力行动能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值得深思。

刊登于 2016-11-03

#中国军事

2016年10月4日,南苏丹朱巴,中国维和部队士兵进行巡逻。
2016年10月4日,南苏丹朱巴,中国维和部队士兵进行巡逻。

前段时间,中国热映电影《湄公河行动》。电影以2011年金三角中国船员遇袭案之后的跨国追捕行动为原型,描绘了一副“中国海外特战”的场面。电影一面令很多军迷汗颜,一面又催生更多信誓旦旦的“中国海外战绩”。

现实中,中国国防部刚刚指责某境外NGO“恶意炒作”中国维和部队“弃营逃跑”事件。对外开放加全球化大潮,中国的国际野心、海外利益与有形资产及其风险同步猛涨,除了传统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中国迫切需要、也逐渐不再避讳海外行动能力的加强。

那么,这些新的手段和动作能为中国带来什么?

为苏丹遇袭事件辩护,暴露了什么?

中国海外强力行动大致包括海外安保、撤侨/救援、维和、秘密行动和武装冲突几类。这些行动中,最为高调的当然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从1990年开始,中国一改对维和长期的消极和批判态度,积极推行“维和外交”,26年来已派出3.3万多人次。至今,中国的维和部队仍以2500人的规模,居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首。今后3年,中国还将承担所有会员国中第二大维和摊款份额。到2016年9月,又将有8000人的常备维和部队随时待命。

有行动就会有伤亡,截止2016年7月,中国维和人员已经牺牲16人。

而前些时候,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冲突中的平民中心”(Civic)对7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联南苏团)营地遇袭事件的实地调研报告,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报告说了什么?中国的辩护又能说明什么情况?

原来,该报告中提到,“中国维和步兵营在遇袭后一度放弃位于难民营的岗位,向联南苏团主营区‘逃跑’”。中国军方发言人则直接称这“纯属恶意炒作”,独家采访该发言人的《环球时报》更用了“美国诬告”的措辞。

正对大加整肃NGO的中方显然不会承认NGO完全有权监督国际维和行动。而在调查结果公布前,中国发言人也开始了全方位的辩护,不料在其中,更多的缺陷也暴露无余。

中国承认:联南苏团主营区附近1号难民营的安全防卫是中国维和部队“任务之一”。中国官兵虽然的确坚守了主营区岗位,但中方的描述令人疑惑:“有部分武装分子潜入1号难民营,中国维和步兵营派出官兵进入难民营搜寻武装分子”、“交战双方的一些坦克、士兵从中国维和步兵营防区通过”……

从上述描述看,中国部队的确既没有能力,事实上也没有对难民营设防。事发后的所谓“封控”也并不有力。因而,即使Civic报告有出入,其对中国部队“无法给冲突中的平民提供保护”的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

而对“不愿救助在危险中的人道主义援助人员”的指责,中国辩称指挥部已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他国家维和部队,但这与中方报道中自称“7月8日晚联南苏团联合应对指挥中心成立时,中国维和营长就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中国、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三国步兵营及联合国警察”的事实冲突。

如果说因为“未遭遇直接进攻和现实危险不得使用武力”的维和交战规则,中国部队一度只能对武装分子加以“驱离”,还可以理解。但在装甲车被直接命中、伤亡惨重后仍然坚持“警告性还击,及时驱离”,就匪夷所思了。甚至在辩解时,中方还要认定对方是“误击”,下令“不要先开火,对着他们显示立场就行了,引导他们出去”。

对这样的表现,面对上百名难民、联合国人员和救援组织代表的证词,官方媒体仅仅想用英美两国维和人员很少,英、德、瑞典维和警察也有临阵脱逃现象加以辩解,岂不可笑?其实,在2016年9月8日的伦敦维和部长级会议上,中国防长常万全强调“重视当事国主导权,明确当事国政府或冲突方对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慎处强势维和问题”,也暴露了中国在维和理念上的背后原因:中国想以大规模参与维和,排斥和否定近几十年美国/北约武力干预战乱国家局势的模式。

即使没有外国NGO的指责,中国维和部队的表现也漏洞百出:营外开战后,中国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才“分发武器弹药、启封重武器”;事前不构筑防卫工事;已有32发炮弹落入营区,又不允许直接消灭对方,步兵仍密集困守装甲车内,饮水和给养也保障不力;对敌情的掌握只能达到“1点钟方向重机枪一直在打”的水平,指挥员与外籍军官交谈还是山东话;网上军迷们纷纷考证出垂直命中装甲车的是炮弹,官媒鼓吹“英雄部队英雄辈出”的文章还声称来袭的是火箭弹,并出现某连长“全然不顾头顶呼啸的子弹,战友拉了半天才让他俯下身子”的事迹;Civic报告也提到,营区诊所无血浆无外科医生,但因责权不明,后来伤重不治的两名中国士兵15小时后才送到医院。

此前5月31日,驻马里中国维和部队营地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伤亡,其后官方也一样,拼命强调这次炸弹的威力巨大,“连坦克都无法幸免”,却始终不讨论防护措施是否充分,更不触及是否有大意之责。相反,又有报道将某工程兵被炮弹震碎平地机驾驶室玻璃,仍坚持推平最后一个弹坑才下车隐蔽的愚勇,拔高成“军人只有冲锋的权力”

自我陶醉的秘密行动

秘密行动,专指除搜集情报之外的抓捕(绑架)、暗杀、破坏甚至卷入境外战事的直接行动,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职责。这些行动在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内宣传长期将其列为西方罪恶非法行径和美国霸权表现,近几十年中国有关部门却因高层的海外成就渴望,而在理论和舆论上暗中为其正名。但接下来,几乎到了只要国家利益所需,便可为所欲为。即使觉得不妥,也要以“美国先乱来,中国有何不可”的丛林法则自辩。

其实,美国的海外秘密行动初期借助雄厚的政治资源,近年强调充分的法律和道义支撑,绝非为所欲为,更非无所不能。美国此类行动长期受到国会和舆论的苛刻监督,“猪湾事件”、“伊朗门事件”等丑闻,都令行政当局付出政治代价。前苏联冷战时期的行动则要放肆得多,但前提也是要能保证国家脱责。

中国青年脑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的海外特种行动,往往基于有限的现实背景:扶植亚洲中小国家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输出革命);华人武装割据制约某国政府谋取战略利益,等等。

由于这些想象背景得不到任何官方证实,从而为近年的民间意淫留下丰富空间,其顶峰就是10月大陆上映的电影《湄公河行动》。

从2008年起,湄公河流域就有16名中国人被杀,6人重伤,船员向中国报案28起,但直到2011年夏13名中国船员被杀的消息经网络迅速扩散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才刺激最高领导人批示此案非办不可,非快办不可,并有了外交部向三国紧急交涉和公安部兴师动众的境外行动。

5年之后,以此为题材的电影问世,虽然具体事件的热度已过,但此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却如火如荼:这次行动中,中国警方其实循规蹈矩地依靠国际合作机制,当地军警连武器也不允许他们携带。但很多公众根本不关心这点,反而仅仅因为片中有大陆电影少有的杀人、刑讯逼供等大尺度暴力场面,就对该片大加追捧。即使对该片大为不满者,也多针对其将中国警察夸大成战场超人和武器装备的外行,完全认同这次行动在政治、外交上的完美。

爱国人士过于饥渴,以“糯康需要抓活的”为由,宣称此案难度堪比美军击毙本·拉登,这方面已不需多加指出,而所有这些人更注意不到的是,从境外抓捕曾在境外对中国人犯罪的外国人,虽然符合中国刑法关于“保护管辖权”的规定,但实践中仍是中国首例,并有明显的“钦犯”色彩。此案专案组也承认,,这种方式很难成为范例,更多是震慑和传递信息的价值。

但假如说“世界上只有美国干过这事儿”,就暴露了国际公法知识的欠缺。所谓“境外执法”的说法,也于法理上极不准确。更不用说而整个案件的定罪,完全基于嫌疑人口供;专案组在缅甸掸邦第四特区抓获第一个线索并突围押解回国审讯,也利用了缅北分裂造成的“灰色地带”,至少理论上侵犯了缅甸主权。被大陆媒体津津乐道的“专案组有人提议用无人机运载20公斤炸药斩首罪犯”的火爆桥段,也绝不是因为要“抓活的”才被否决。要知道,美国中情局的无人机反恐,也以当事国外交同意为前提,还要解决大量法律难题。至于专案组因担心在境外使用普通手机暴露身份而专门组织科研攻关,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更是装备部门的自我炒作。

中国海外行动的隐忧

为谋求大国地位,中国近年在海外软硬并举,“软实力”如经济援助、百亿“大外宣”、“一带一路”,“硬气”举动包括了海外护航、防空识别区、南海造岛、反抵近侦察、联合军演、谋求海外军事基地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抓捕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红顶黑客窃密/围攻美国网站试探之类。在很多公众甚至决策者眼中,不用说“中美必有一战”,就已经可以通过海外强力行动,充分搅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塑造中国必将取而代之的态势,这已成为强国复兴的不二法门。

在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就是所谓“自由派”,一听说是“纯粹的”国家利益,也或多或少支持更强硬行动,但几乎所有人都聚焦于如何行动,而忽略其中的根本问题。

首先,很多人认同政府这种行动神秘化、不受国内监督,无视国际规则。除了官方支持的影视作品,民间杜撰了大量惊心动魄的中国军警海外战绩。一面骂美国霸权主义,一面盼中国早日霸权的双重标准,不少国人深信不疑。上述电影中,中国警察用割静脉和直升机吊挂对毒贩逼供。而前不久大陆公安将从境外引渡的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疑人直接押回大陆,近年来大陆特工在美国侦察外逃腐败高官时不尊重美国法律,这些现象极少有人觉得不妥。

不止是法治意识的严重倒退,借助粗暴的舆论控制和引导,大陆社会不光在舆论上,甚至在决策层自我认知中也已认为“中国政府对外从来没犯过错,也永远不会犯错;政府自称的国家利益从来都是合理的,而任何对手的利益则从来不合理;中国‘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做不到的时候”。

不受监督所能带来的粗放和草率,仅以最近发布的中国外援白皮书就可见一斑。钱到底给了谁、何种性质、贷款是否收回、用到了哪里、产生了什么影响、有多少费力不讨好,一概不提,仅有援助166个国家和组织,派遣60多万人,7次免债等寥寥数语,就将60余年近4000亿人民币报了帐,而日本援外白皮书厚达280页。

其次,中国海外行动,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政治利益,有关的理论和价值体系混乱。比如抵挡西方制度影响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中国影响海外当地局势的需要相矛盾;热衷海外基地,也创新出经济先行的策略,最终目标却仍对西方曾经占有海外领地念念不忘,完全不解其中的难度;以缅甸为代表,对冷战遗产念念不忘,却对新形势束手无策;既想利用网络时代发展经济甚至窃取秘密,又企图将互联网时代倒退回闭关锁国和封建割据;在核/常规军控、战略互信、避免冲突等领域也都对现行规则格格不入,却只图搅局美国,无心建设……

这些观念冲突仅举几例: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时误炸平民,其最大武器供应国英国立刻面临压力,而中国产皮卡正取代丰田,成为中东北非战乱最流行武器,却被中国国内视为重大成就;视参与非洲维和为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伟业,中国女性与黑人通婚在国内仍可能遭遇谩骂。

近年,一场中西方“凉战”已然揭幕,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但若真要四面出击,却仍经验奇缺。以现有的制度、价值体系和实力,中国海外强力行动能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值得深思。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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