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码头。
在海事博物馆一侧的旋转楼梯上，Nelson Hiu（邱立信）吹起了口风琴。身后有船停泊，引擎声轰鸣，海浪猛地消散在码头的水泥底部，发出不忿的声音。
琴声嘹亮，圆润，略呈孤独，在这一个太阳最毒辣的夏日午后。附近空地上的游客停下来，好奇地盯着他。没有人在议论。
口风琴仿佛进入平行时空的粘连的罅隙，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尽管各种声音的混杂不绝于耳。Nelson只取他想要的声音，听者自由选择想要入耳的音色，自由进入想要进入的境界之中。短短几分钟，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演出。
演出，是演奏在此刻，此处。
Nelson Hiu 邱立信：在夏威夷出生长大，是中日移民的第四代。1976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人种音乐学系（Ethnomusicology），1985年移居香港，以舞蹈伴奏琴师为业。在各地参与实验音乐、声音、舞蹈及剧场音乐创作逾三十年，成立不同的实验音乐团体，亦曾发表多张实验音乐专辑。创作素材包括寻获的声音片段、电子声音、传统民族乐器、吉他、电吉他、钢琴及敲击乐。
抓住身边每一个时刻
“在我所认识的香港玩音乐的人之中，Nelson是音乐最有表情的一个，”绘画人阿鬼（黄仁逵）说，“这也是他最动人的地方。”
1985年，香港是Nelson面前一部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仿佛站在一座硕大的中国城的街角，比他在北美各处所看到的，还要大太多。街道纵横交错，各色声音杂乱不绝于耳，人们肤色与他相同，却说着他不懂的中文。
一通电话，Nelson从家乡夏威夷来到了当时的香港演艺学院担任现代舞琴师，却发现这城市并没有电话里所说的欣欣向荣的音乐图景。合约结束，他于是离开，但生活始终早已植根于这座城市。他还是回来。
如一个旁观者，他清晰地看见此刻的自己，由自己的过去、交往过的人们、生活过的地方等等塑造而成，从不孤立，亦没有分隔的边界。
多年过去，如今在这里，他上午在一间舞团里任职钢琴伴奏，下午在自家房子练太极。薪水令人满意，足够应付生活，在此之外，他有充裕时间空间钻研感兴趣的音乐，选择想参与的演出，而钟爱的实验音乐在此地尚余太多可能性，比起纽约等地，尚未被完全定义甚至拘囿。他自觉幸运而音乐自由，这是香港的好。
此刻他坐在七号码头上层一处阴凉地的座椅上。需要在市区打发时间的时候，他有时会来这里坐坐，买上一罐啤酒。来到这个城市已三十载，僻静的角落越来越少。居住过市区各处之后，他终于在坪洲一幢村屋的顶层安定下来。
太阳温和些了，他试图抓住他身处的每一个时刻，时刻里有着这午后阳光，热浪，刚出生和刚死去的人们。上一秒已消亡，下一秒即将新生。个体的“你”“我”皆为虚妄，万物均在互为影响之中，阴凉地里的人们交谈，人们交换眼神，人们听到各色的声音，人们饮食，人们共享此刻的阳光，人们交换能量、气息、思想。
如一个旁观者，他清晰地看见此刻的自己，由自己的过去、交往过的人们、生活过的地方等等塑造而成，从不孤立，亦没有分隔的边界。此刻，只有此刻，没有此刻的独立的他。
代表美好回忆的夏威夷琴音
夏威夷，檀香山。
阿史（史嘉茵）走出机场。她第一次来。硬朗的山峦冲撞入眼，火山运动形成的群岛尽是高山和峭壁，满布熔岩。山的形态各异，有鲜明的性格，不似香港的山温婉。
离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眼前又是高楼大厦，像中环。那是2015年4月。
对音乐的热情从来深深植根于此，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便会聚在一块儿，喝酒，弹乌克丽丽，唱夏威夷歌曲，雷鬼和乡村音乐盛行。这就是生活，他从小耳濡目染。
婚后，Nelson带着同为音乐人的妻子阿史第一次回乡。夏威夷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亦不可能是过去的模样。久远的记忆中，夏威夷是冲浪，是与朋友的音乐嬉戏，是快活的谈天说地，但他必须承认，任何记忆都是不实的，只不过是人们不断再记忆的产物。他生于斯长与斯，中国和日本移民的后裔，父亲来自客家，母亲来自日本，英语是唯一的沟通语言。
如今的檀香山变得与任何一个美国境内的大都市无异，拥挤、建筑拔地而起。全球化浪潮之下，连锁品牌林立，本土市集不再那么本土，所谓的夏威夷文化显得矫揉造作。
对音乐的热情从来深深植根于此，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便会聚在一块儿，喝酒，弹乌克丽丽，唱夏威夷歌曲，雷鬼和乡村音乐盛行。这就是生活，他从小耳濡目染。周末父亲常邀请朋友做客玩音乐，Nelson看着一个阿姨弹乌克丽丽，她突然让他试试，“手指要放这里”。就是这样开始。
他不懂五线谱，这从不是他习得音乐的方式。十八岁，夏威夷大学招生，他想报考古典钢琴，招生官让他弹琴，他却弹了一曲蓝调。于是让他照着五线谱弹，他看不懂。出来之后，一位菲律宾裔教授叫住了他，他又弹了刚才的蓝调，却通过了测试。
就这样他进入了人种音乐学系，浸淫在种类繁多的音乐流派、风格、概念和理论之中，从南印度音乐到爵士，从传统西方音乐理论到各色人种音乐理论。它们融进他的创作与思考，滚动、生生不息，乐器的使用没有界限，音乐的视野一望无垠，细细听都是瑰丽的各色流派的融合以及扩阔的图景，坦率而又深刻。而在留白和余韵过后，剩下的，还有他自己的沉思。
想要真正深入研习某一种音乐风格，就必须成其一分子，将整个生活沉浸其中。他在大学之后逐渐明白，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归属。他开始了寻找。
“要说有什么影响了我如今的音乐创作，伴着夏威夷滑音吉他（Slack-key）和日本尺八（Shakuhachi）成长的童年会是一样，大学时的民族音学系学习会是一样。还有夏威夷的一家唱片店的两位朋友，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给我介绍两三只唱片，从实验到雷鬼，什么都有；我过去在夏威夷的音乐人邻居，他把John Cage的作品和Glenn Gould的巴赫作品都介绍了给我……是这些我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
成长在美国躁动和反叛的六十年代，他从不感到自己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身份：他的血统是一半中国一半日本；他又是夏威夷的亚裔，相对于土着的波利尼西亚人，仍是一个外来者。想要真正深入研习某一种音乐风格，就必须成其一分子，将整个生活沉浸其中。他在大学之后逐渐明白，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归属。他开始了寻找。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探索自己的乐音。三四十岁，他自觉有了一些成果，帷幕拉开，即兴实验音乐成为主角。五十岁左右，911发生了，一切变得不再重要。他曾经对世界的美好预期，他曾经关于音乐与社会、道德、意识息息相关的坚持，都化作泡影。曾有的那些他自认为找到了的时刻，如今看来他已不知自己是否仍在弹奏那些声音， 但毋庸置疑，那些被找到了的以及曾经重要的，都熔铸成了此刻的他。
三十一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停滞不前的夏威夷来到香港。夏威夷永远会是他体内的一部分，亦是过去了的一部分，他不需要缅怀、庆幸抑或是摒弃。譬如冲浪，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之一，但他并不需要再做这件事。
把父亲的声音写进歌里
旺角，上海街唐楼。
屏幕上播放着Nelson父亲Stanley拍下的各色美国建筑的旧影像。Nelson心里涌起一阵厌恶，手中的吉他支离破碎，音符杂乱。继而是父亲过去效力的航空公司的影片，Nelson的和弦变得柔和缓慢，试图渲染些许伤感。
他与父亲并不亲近。他眼里的父亲傲慢专制，是标准的右翼保守派爱国公民。母亲则相对进步、自由主义，拥有两个硕士学位，孩童时代里引导他阅读。中学时父母离婚，他于是有了一段快乐时光，独来独往，“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他庆幸远离了父亲。
父亲的声音成为歌词，他是伴奏的乐手，试图同情父亲的处境，如一首现代歌曲，唱着每个人孤独的宿命。
此时在这个香港唐楼内的一处空间里，上演着一个关于远在夏威夷的Stanley的演出。90岁的Stanley，二战后随占领军远征日本，1947年回到夏威夷，工作至退休，如今居住于老人院。时代的风霜裹挟着他，历史从不是被束之高阁、布满尘埃的厚厚的典籍，而是身边的共同呼吸着的生命，阿史从Stanley身上看到这个道理。但她无意通过表演来描述Stanley，只是与Nelson挑选展出了他珍藏的照片、信件、影像、日记等，任观众自由想象。
Stanley的声音响起，是一段录音，告诉朋友他要住院的消息。Nelson的音符开始不停反覆，他尽量精简手中的语言，加入大量重复和留白。父亲的声音成为歌词，他是伴奏的乐手，试图同情父亲的处境，如一首现代歌曲，唱着每个人孤独的宿命。
成长于一个矛盾而失调的家庭，使Nelson不善交际，酷爱独处。他弹奏的东西父亲从不喜欢，总是希望他能够弹一些入流的东西。父亲喜爱摇摆乐（Swing），如Perry Como和Andy Williams，也喜欢经典如Moon River，而Nelson又不可避免地从小深受父亲音乐喜好的影响。
尽管他不愿承认，他始终与父亲相似。Stanley住院时，阿史去探望，药物作用之下又在医院里处处受限，Stanley情绪暴躁，嚷嚷着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那一刻我觉得Nelson果真是他的儿子啊，”阿史说。Nelson大笑。
如今的Nelson，在父亲的病重之时，还能把手搭在父亲手上，这是他从不能想象的事情。关系已不如之前剑拔弩张，父亲最近还在电话里坦诚，自己过去并非故意，那些亦来自他所受的不完整的成长教育。同样老去的Nelson仍清晰看得见身上来自童年的创伤，但如今他明白要学会自己舔舐伤口愈合。
录音里的父亲在与朋友道别，说真希望我们还能一块儿玩音乐。Nelson感到一阵悲凉，吉他里有着渴望的味道。
结束曲，他弹唱Those were the days，60年代美国的流行曲。阿史在Stanley的卡带里找到了他录下的这首歌。“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Nelson感到父亲的形象变得些许不同，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移动的每个此刻都是乐音
坪洲。
要是捕获到新的灵感或是乐器，而又天气好，Nelson能在阁楼待上一整天，忘记饮食，忘记洗手间，只有进行中的创作和试验。
“对于钟爱的事物，我总是极度痴迷。”他说。
与画者相似，有各个不同时期的分野。他必须不断寻找让自己痴迷的东西，因痴迷也难免有赏味期限。若是找不到，他便到处行走，不停地走。
世间万物皆为乐音，石头摩擦的哒哒声、拉链的咿咿呀呀、脚踩树叶的沙沙声，都充斥在Nelson的音乐之中。演奏不可预见，也没有结果，观众对和谐声律的听觉预期会被完全打破，声音即音符，而音乐即是此刻，即是生活。
言谈间，他突然摆弄手中的吉他，没有预兆。吉他的第一二弦各被调低了一个全音，演奏起来阴郁、锐利。他的手指在指板上快速游走，嘴里发出低沉的嘶吼，继而升高、增大声量，如同呐喊，又迅速坠落，缓慢低语，如同神灵念咒。
如John Cage所述，（艺术）最高形式的目的是完全无目的，人从而融入自然（The highest purpose is to have no purpose at all. This puts one in accord with nature in her manner of operation.）。世间万物皆为乐音，石头摩擦的哒哒声、拉链的咿咿呀呀、脚踩树叶的沙沙声，都充斥在Nelson的音乐之中。演奏不可预见，也没有结果，观众对和谐声律的听觉预期会被完全打破，声音即音符，而音乐即是此刻，即是生活。
即兴可以源自任何灵感。脑海里，“有时候是公式，有时候是图画，有时候是音调，有时候是能量，有时候是形状，有时候是结构，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只是“此刻”，多少个“此刻”？是五个，还是七个，还是一半？太多，太多可能性，”他说。
过去独居的房间里唯有蟑螂与他作伴，鸟儿偶尔飞到窗台听他演奏，他于是即兴一张献给蟑螂、鸟以及其他生物的专辑。今年五月他为六四记忆的唱片《九歌》录制即兴演奏，在当前语境里反思历史，吉他阴沉，释放出危险而邪魅的信号，继而工整优美的音律出现，灾难过后危机四伏。他念念有词，平静，如同先知，而口中发出的又是无意义的、被解构了的一个个音节。“声音也充满情感意义，”他在唱片小册子中写道，“总有什么在里面。”
对于从事包括绘画、电影、写作、音乐等多方面艺术创作的阿鬼来说，Nelson也许未必对乐器玩得极端纯熟，但总有着令人惊叹的表达能力──敏锐，有感受力，以及精准而迅速地将感受表现出来的能力。
相识将近三十年，两人见面的场合定与音乐有关，通常再与酒精相互作用。不需闲话家常，不需故弄玄虚，想说的话，音乐中都诉尽了。玩音乐的时候，接收到对方的乐音，若合意，便跟随着行进；若不合意，便坚持自己。是这样隐约之间的交往，没有言语。
Nelson弹奏时才有的笑容，是浸淫在音乐中由心的欢喜。阿鬼每一次都觉得很好看，他从没告诉过Nelson。
没有归属的漂亮“当下”
Nowhere.
他没有归属。他自认客家人，客于这个世界。
年轻的时候，他紧紧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慰借：身份、文化、政治、历史、种族、意识形态……对抗殖民主义，对抗白人优越，对抗次等公民的自卑。那个时期已过去，他不再将自己视作某个种族或文化附属，他只不过是一个正存活着的、旅居于这地球的生物实体，他是生命、呼吸和能量相互作用之下的一次美丽的意外。
过去的已然过去，当下的正在发生，他欣然接受。此刻来源于上一时刻的选择，而此刻又预示着下一个时刻的帷幕如何展开，人总是有着决定权。
没有什么是应该如此的，万物终究都是其本来的面目。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拥有的，包括身体。没有什么是能够依附的，除了生命变化本身，因此依赖、安全感、占有……皆为幻象。
死亡永远是即将到来的日子。六十二岁的他，生命的下一课是拥抱死亡。如何死或何时死，都无足轻重，对于死亡的认知影响了每一时刻存活的方式，于是那些看似重要的、值得深深忧虑的事情，变得不值一提。他要研习如何在每一个现下里翩翩起舞，以他力所能及的尝试，于是亦能冷静地面对下一秒可能来袭的死亡。
他并不想像父亲一样。父亲住在老人院里，生活不能自理，记忆变得重要。Nelson有时深夜醒来，记忆在眼前闪回，越努力反而越发模糊，他于是放弃。
“我从未在回忆中得到什么快乐，”他说，“回忆并不能助我入睡，它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功效。”
没有什么是应该如此的，万物终究都是其本来的面目。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拥有的，包括身体。没有什么是能够依附的，除了生命变化本身，因此依赖、安全感、占有……皆为幻象。没有什么是重要的，除了此刻。
每一个时刻都太漂亮了，他只想好好跳起舞来。十多年前他曾出走远行一年，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无果而归。如今他已渐渐准备好死去，生活坚实得可以承受住更大的波澜，他决意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