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港铁和大提琴,八位音乐人告诉你的事

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可以走得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它给音乐提供的空间有多充足。

特约撰稿人 囚牛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5-09-29

香港人对音乐的态度。以及无论是地下铁还是地上的公共空间,处处受到不同的管制。摄:Athit Perawongmetha/REUTERS
香港人对音乐的态度。以及无论是地下铁还是地上的公共空间,处处受到不同的管制。

音乐人愤怒了?

港铁禁止大型乐器进入车站。先有学古筝的学生被要求离站,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及后有大提琴学生被带入房间量度乐器,因大提琴高度超过港铁标準四公分而接到警告信:再犯者可遭检控。

两件事引发很多音乐人的讨论,国际著名弦乐杂志The Strad 等国外媒体都有报道,亦有本港扬琴教师在Facebook上发起“号召各界携带大型乐器搭东铁”。人们质疑为什么港铁可以这样视乐器为货物,另一方面却在香港定期举行音乐会。而地铁职员的态度,可见他们对音乐的尊重有多少。

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可以走得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它给音乐提供的空间有多充足。这里说的空间,有街头和表演场所,也有人们心里给音乐留下的「空间」。我们找到八位香港音乐人分享对香港音乐生存空间的看法——他们中有人在香港街头日常演奏,有人拥有跨国街头演奏的经验,有人在非街头的专业艺术空间里也遇到各种针对乐器的麻烦。究竟和其他城市相比,香港算是一个对音乐友好的城市吗,而音乐人身受的空间“管制”都有哪些。

樂器不是貨物,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dmund Leung (梁卓堃,独立音乐人、监制,独立乐队“...Huh!?”创办人和成员)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现代的流行音乐文化本来就不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东西,以往也不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不过,香港因为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化,所以音乐在社会和生活里的角色其实也占一席位,甚至现在内地现在也在经历这种转变。至于今次地铁事件,也反映了那些职员,没有将音乐文化放在心里。整件事件的本质非常荒谬,乐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将乐器当成货物,而地铁职员也没有好的判断力。”

“我好些朋友都是Busker,他们会去澳洲Busking好一阵子才回来,他们发现到,在澳洲Busking给钱的人,是会感谢他们带来了音乐,但香港却是刚刚相反。”“当然,我相信情况会变,但需要时间。”“我想,作为音乐人,唯一可以去令音乐文化去进步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音乐,带更多的作品和表演给观众,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例如concert booker等,也应该先做好自己的本分,这样情况才会慢慢改变,绝对没有捷径。”

斯得哥尔摩欢迎乐器进入车厢

Wong Chiu-Yu(黄照宇,低音大提琴手,无界乐人成员,音乐行政人员。)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往,我带着我的低音大提琴一直以来都没有遇上问题,基本上,我也不会选择在人多的时间上车,也不会刻意去顶着车厢的入口。 以前甚至可以付二十元买一张大型行李牌,甚至那时候我问服务员,他们也有礼貌向我表示,只要我能够拿得到,也不成问题。”“现在他们收紧执法,其实我也有点担心,但也不是说针对港铁,但我觉得长远来说,港铁也一定要解决。”“乐器是乐器,货物是货物,我们的乐器不是用来赚大钱,也不是商业行为。”

“乐器好比是我们的职业工具,难道你能叫警察不随身携带手枪进入地下铁吗?”“同样是港铁经营的斯德哥尔摩,他们却欢迎乐器进入车厢。”“其实香港的表演场地并非想像中不足够,不过问题在于,大家习惯将音乐会安排于星期五、六晚上甚至星期日的下午,而平日却时常会有场地空置的问题。”“香港人平日工作时间太长,平日放工后便是立即回家,养不成工作之余去文娱节目的习惯。”

带吉他外出让人觉得沒出息?

Serrini (唱作歌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也许男生在带乐器上会比较有优势,他们可以背着结他、带着一堆效果器、拿着一个鼓箱也没有问题,但这又反映了其实香港的音乐人没有钱、没有资源,很多时候,有好些机构会邀请音乐人演出时,车马费很少甚至没有,乐手们才迫于无奈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现在你港铁不容许大提琴进入车站,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笑柄,是不是以后学大提琴的学生每次外出,就要电召客货车?现在学大提琴的学生都可以向学校租借乐器,玩乐器的家庭也不见得特别有钱,那不就是变相的阶级歧视?”

“乐器不同货物,但大家处理的手法越来越僵化。”“香港有多种人,也许有很多人都很尊重音乐,但大部分人其实视音乐为娱乐,而娱乐便是为他们服务,甚至乎明星也是为他们服务。”“很多人见到你拿着吉他外出,便会觉得你没有出息。”“玩音乐,还是被当成兴趣。”“香港的音乐场地看起来也不少,但似乎有性格的实在不多,而场地的风格也不多元化。”

表演场地的升降机,所有乐器要拆件进入

罗铠欣 (敲击乐乐手,另有演唱及从事文字创作)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除了地铁外,香港有一件事倒是让人感到惊讶。有时不单止是交通工具令我们携带乐器不便,很多时候,很多表演艺术的场地,都不能够很容易去提供方便给我们这些用大型乐器的音乐家。例如我曾经试过,要进入一个场地,当我们将乐器从货车运送到通往表演场地的升降机时,升降机的空间根本不足以放置乐器,我们需要将所有乐器拆件进入。”

“这样我发现,香港很多表演场所,甚至连那些为表演而设的场地,在兴建时,其实也许没有真正考虑到玩大型乐器的学生和表演者的需要。”“其实我们总会是说香港的演出场地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总需要早大半年的时间来订下场馆,而我的制作通常都希望寻找一些比较小型的场地,这种场地现在越来越少。听同行说,假如你要去找大型的场地演出,其实更加困难。”“特别是政府场所登记使用的系统,我们无法得知当中到底那些场馆是可用不可用,这使我们更加难以好好运用日子。”

香港的音乐文化,依然漫漫长路

William Lane (凌艺廉,香港创乐团创办人兼艺术总监,中提琴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我的观察,其实香港从事教学的(古典)音乐人其实收入不差,然而能够通过表演(例如乐团、录音)等维生的实为少数。正因如此,过多的教学时间令音乐人难以提升其表演水平,同时因为我们居住在世上生活费数一数二贵的城市,形成恶性循环。”

“虽然香港人大部分都十分尊重音乐,但香港的音乐文化,依然漫漫长路。大部分香港人认为“香港音乐”都是那种极度商业化的音乐工业,而忽视了底下香港多元的音乐文化。”“虽然香港的管弦乐团的水准也在提升当中,但我们更需要培养更加多的本地独立团体以发展更多本地制作的节目。这其实是需要整个社群,包括音乐人、独立资助单位以及政府一起合作,去发展具企业家精神的音乐。”

做音乐并不是专业和事业?

唐艺(唱作歌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觉得香港人平均对音乐的理解和知识理应是存在的,因为有许多人从少开始便起码会去学习乐器,但假如说要以音乐维生其实是很难的。”“做音乐的成本很高,很多时候你所得的往往未必能够填补你所付出的,例如你组乐队做音乐,由乐器、租房、器材、音乐录像制作等等,统统都是钱,卖唱盘和演出都很难回本。”

“另外,我觉得香港的音乐场地不够多,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大部分都是给独立音乐的场地,莫说大型场馆如伊馆和红馆,其他的例如蒲吧、Hidden Agenda,以及天台音乐会等,香港不是一个周围都可以唱歌的地方,另外香港人对Busking也不尊重。”“许多人觉得你做音乐,并不是一种专业和事业。”

沒有物流上的空间,沒有时间上的空间,也沒有脑袋里的空间

Chris Nung (农尚青,音乐制作人或填词人,现正于美国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进修。)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香港做音乐的空间很细小,在旺角几家很细少的乐队房里,我试过给电子琴夹着自己来弹奏,但你又不能在家里练习,因为总是会有人来投诉,整体上空间是不够的。”“香港人也许未必真的不尊重音乐,但很多时都是对音乐认识不足够。”“音乐会的门票价格也很贵,表演场地不足够,也欠缺一个推广音乐的平台。”“香港人生活太忙,很少有时间能够花心机去欣赏音乐。”“所以空间的意思就是:没有物流上的空间,没有时间上的空间,也没有脑袋里的空间。”

“许多想出国修读音乐的人都因为家庭保守的观念以受阻,香港的音乐人都要花太多精神来专注。”“许多重复唱K文化的音乐其实对香港的音乐文化都没有帮助。”“虽然,香港还是有许多有心有力的音乐人,但似乎还没有看见什么进展。”“现在,全世界人都会认为音乐是免费的,所以就更加需要演出场地,不过,香港似乎没有跟上步伐,许多地方受不了租金而结业。”

香港就是被唱K音乐主导

Choi Sai-ho aka S.T. (蔡世豪,电子音乐人兼声影艺术家)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基本上,我在香港玩电子音乐,大家还没办法将我们和其他种类的音乐类型区分,而香港就是被唱K音乐主导,音乐本应多元化,什么类型音乐都有。” “在我来说,在香港从事音乐还是可以生存的,但重点是要继续不断去做,所谓成功和失败其实很主观。” “我其实在读书的时间便开始了创作,相对来说自由空间比较大。 ” “很早的时候,我便知道在香港演出机会不多。”

“就我的音乐来说,因为我和DJ有分别,作为一位Laptop musician,场地来说,都以接触到更多观众为主,以往我的演出,曾尝试过附和另一个团体合作,令我的创作可以接触到更多人。” “当然,假如全香港都能够有类似地下的场地,或许也是一种想像。” “这些场所,更能够为音乐家提供试炼的空间。” “自从互联网的年代以来,巨星其实是越来越少,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很多大型的表演场地还是需要中型场地呢?硬件以外,软件如宣传、教育等又是否有相当数量的观众配合呢?这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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