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索马里将举行数十年来首场“半民主”总统选举，18名候选人当中，包括唯一一位女性、现年43岁的 Fadumo Dayib。
早在1991年索马里爆发内战时，Dayib 流亡至北欧芬兰寻求庇护，并通过努力学习，取得3个硕士学位，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先后于联合国等机构工作。不过，在芬兰诞下4个孩子、拥有家庭和事业的她，始终认得回家的路。
我不想因为要融入这里（芬兰），而全盘吸收这里的一切，而放弃我原来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我尝试将索马里和芬兰文化当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也不愿永远停在这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回到索马里，我一直在这里学习一些能贡献索马里的知识。
“我的妈妈是个‘童婚新娘’，在我之前，她在索马里诞下11个孩子，但都因为腹泻、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普通疾病而丧命。当她失去11个孩子后，有人建议她搬去另一个地方居住——在索马里，人们相信当你面对逆境、厄运，就应该搬去一个新环境。”
于是，Dayib 的母亲从索马里前往邻国肯尼亚，并在旅途上遇上 Dayib 的父亲。据 Dayib 说，虽然父亲能说多种语言，而母亲则懂得精打细算，后来成为了商人，但他们都是文盲，目不识丁；由于父母均不是肯尼亚合法公民，他们抵达首都奈洛比后，就只能住在东北面城镇锡卡（Thika）的难民营，Dayib 就在那里出生。“妈妈给我取了个乳命，叫 Deeqo，意思是‘丰足’——只要我能挨过疾病、能活下去，她就觉得满足、丰足，不需要再生小孩了。”不过，在 Dayib 之后，她的母亲还是再诞下一对子女。
1989年，肯尼亚启动强制遣返约2000名索马里难民的政策，Dayib 一家因此被迫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休。Dayib 忆述，作为一个生于肯尼亚、从小自认为是肯尼亚人的小孩，当被“祖国”勒令“回家”时所受的震憾，至今难以忘怀：“但我不感到难过或怨恨，相反，这是肯尼亚给我最好的礼物，告诉了我哪里才是我的家，并为我指出了回家的路。这让后来又到了芬兰的我，始终不再感到疑惑，我知道索马里才是我的家。”
逃避内战，意外落户芬兰
1991年，索马里爆发内战，Dayib 的母亲变卖所有家当，并选择自己留下来，才仅仅够钱为3个子女弄来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签证和机票。不过，布加勒斯特最终没有成为 Dayib 的目的地——在俄罗斯莫斯科转机途中，Dayib 和弟妹遇上了一个曾在索马里工作的俄罗斯男子。
“他很喜欢我那个当时长着一头趣怪发型的弟弟，还说可以给我们弄到前往芬兰的短期签证。”Dayib 忆述：“他带着我们到登机闸口，并叫我把所有行李留下；我万般不情愿，因为行李内有父母的照片、有从家中带走的小纪念品，记载着我们的歴史。但那个男人对我说，假如我们带着行李，关口的职员会怀疑，会质问我们既然即日就回来、继续前往布加勒斯特，为什么要把行李都带走。”
结果，Dayib 依依不舍地把行李被留在那里，在她眼中，那就像一步一步远离过去的生活：“那是我当时拥有的一切，那象征着所有的过去。”
姐弟3人抵达芬兰两年后，她们的母亲透过家庭团聚计划迁往芬兰，还开始学习读书写字，最终在当地安然度过了余下的人生。
基于我的背景，我从来没有梦想能得到的、索马里无法给予我的东西，我都在芬兰得到了。
在芬兰的20多年，Dayib 建立家庭，诞下4名子女；在前往芬兰之前只接受过不到5年正式教育的她，在芬兰取得两个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一个公共行政硕士学位，其后她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机构担任健康护理专员等职位。目前，她正修读博士，研究题材为在发生过冲突的地区女性充权及政治参与状况。
“当我开始博士研究，我发现索马里根本没有真正具潜质的政治领袖。我在想，或者自己就是那个我期望能找到的人。”2014年，Dayib 宣布她要竞选索马里总统。
早在2012年，索马里过渡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al-Qaeda）分支“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的战事取得突破，战况稍稍转趋稳定，过渡政府亦完成历史使命，内战以来首个永久中央政府——索马里联邦政府（FGS）得以成立，并开启迈向民主的政治进程。
2016年10月，在国际社会监察下，索马里将举行内战以来首场“半民主”总统选举——新任总统将由两院制的国家议会议员选出，而这批议员由1万4000名部落代表选出，至于谁能担任部落代表，则由部落长老决定。
政治外行掀起全国议论
竞逐2016年索马里总统选举的，共有18名候选人，当中包括争取连任总统的马哈茂德（Hassan Sheikh Mohamud），而Dayib 是唯一一位女性候选人。她提出的政纲，包括对氏族制度（clan system）、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cision）等传统发起挑战，对贪污采取零容忍，与邻国交涉以维护领土主权受到尊重，以至在“索马里青年党”愿意解除武装、停止杀害索马里人、断绝与国际恐怖组织来往的前提底下，与该组织展开对话。
较乐观的评论形容，眼前这场“半民主”总统选举可成为“试金石”，确保2020年选举能在真正全民直选的制度下举行。Dayib 亦坦言，她在本届当选的机会是零，而且早就将希望寄于2020年大选：“任何人即使具备足够资格、能胜任总统，如果他们不行贿，就无法跻身现时的政治体制之内，自然也无可能胜选……不过，当我突然宣布参选，并坚持到能向掌权者发起挑战，这已令不少索马里人感到惊讶。现在，在索马里国内几乎没有人不识得我是谁。到了2020年，我们会有真正民主的选举，然后我们会获胜。”
我的背景可以让你了解到，我是从一个怎样的地方来。我的故事并非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在整个索马里社会转变之下，面对挑战、击破不平等的欲望。我的故事，跟其他1200万个索马里人的一样。
的确，Dayib 的竞选工程已经带来影响，除了让她累积起个人名声，也在索马里掀起一场关于女性地位、女性参政等议题的广泛讨论，同时也向约1100万名选民发出讯息：在传统、现有的政治菁英以外，选民还应有其他选择。
不过，除了这些正面讨论，参选公告亦为 Dayib 带来接连的死亡恐吓。然而，这些恐吓反而令 Dayib 对自己能发挥影响充满自信。“我来自一个完全不把女性当一回事的社会。但在我宣布参选后，一些男性害怕到要到我发出威胁，因为他们意识到我有能力推动改革。”Dayib 说道：“这些恐吓让我更清楚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事，索马里女性将不再被关进房间内、不再被命令留在房间里，她们会走出来，而且不会后退。”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今年11月举行，其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假如胜选，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Dayib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也被问到如何比较美国和索马里的选举。“你们（美国）有长久古老的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走来，最终出现了总统奥巴马（美国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也可能出现总统希拉里。但索马里没有这种民主体制。”
Dayib 续道：“但论女性所面对的挑战，我想希拉里在美国正面对的，跟索马里女性的有着共通之处。当女性希望走进一直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总会引发怪事；怪事之一是男性的恐慌，怪事之二是他们的抵抗。”
声音
问题是索马里的学校根本不够。如果女孩子不上学，就会很早被迫结婚。假如我当时没有机会上学，我也会这样；女孩子就像是别人的财产，但我不想这样，我要做我自己。
索马里青年党
来源：卫报、外交政策、Newsweek、Identities.Mic、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