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口那些破败无助的无家者脸孔，公共住宅里为孩子学费发愁的母亲，鹰架上领不到最低时薪的墨西哥男人。妳以为这座城市充满机会，是的，它是充满机会，但只有其中一些机会能帮妳租个房子、缴清帐单，而那种机会不属于孑然一身走进来的底层人群。
记得在2013年，我赴美进修之前，去找大学时的美国籍导师闲聊了一晚。我即将走进他生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和纽约市，聊到纽约，老师沉重地提起那里有太多令人绝望的贫穷，有太多人活在一无所有的困顿之中。
“纽约不是充满机会吗？他们住得起纽约，不就已经比全世界多数人都来得有优势了吗？”我不解地问。
“去了妳就知道了。”
我确实知道了。
地铁站口那些破败无助的无家者脸孔，公共住宅里为孩子学费发愁的母亲，鹰架上领不到最低时薪的墨西哥男人。妳以为这座城市充满机会，是的，它是充满机会，但只有其中一些机会能帮妳租个房子、缴清帐单，而那种机会不属于孑然一身走进来的底层人群。
欢迎来到外界看不见的美国。这是世界第一强国对待它最脆弱的人民的方式。
贫穷长在看不见的“美国梦”背面
作为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梦”（American Dream）一直是各地移民投奔这块梦土的理由：自由、平等、各凭本事。美国梦深植于美国的立国精神中，它荣耀个人主义，应许阶级流动。如同《推销员之死》中Willy Loman那段名言：“那男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便走出去并得到它。走进丛林，然后出来，才21岁，他就是有钱人了！”在美国梦信仰里，英雄不怕出身低，摆脱欧洲旧世界的规则，只要冒险、进取，就能赢得成功。然而如今，不仅阶级流动僵化，个人主义价值观更使人们倾向怪罪穷人自己不努力。
贫穷真的是因为懒惰、犯错、努力不够吗？或是毫无选择余地的阶级复制？又或者，是结构性的制度剥夺，导致穷人无法翻身？
《穷忙：我们这样的世代》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出版社：时报文化
作者：David K. Shipler
译者：赵睿音
中文版甫上市的《穷忙：我们这样的世代》（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让我们看见美国梦的黑暗面。作者谢普勒深入地访谈投入劳动市场的穷人们，他并不轻率归因，而是全面地呈现与分析个案的处境，亦扩及每个故事中的不同角色，相当严守报导伦理。从谢普勒的文字中，我们看见上面那三种因素的交会：从报税（多么残酷的字眼）起头，穷人为了拿到退税以支付帐单，时常遭到不肖业者诈骗；也有人曾毫无头绪地被国税局追税，怕得从此宁可花大钱找会计代办。来到社福制度，可以发现国家制度本身对穷人如何不友善——例如书中一名个案：“克里斯蒂完成培训课程后，每小时的工资多了十美分，而她的食物券配额则每个月少了十美元。”
来到个案，少数族裔、失能家庭、低学历移民和无证居留的打工仔等等，个案们的处境开始层层叠叠地揭示所有导向贫穷的状况加乘。如果妳自幼生活在单亲、贫困、家暴、性侵的环境里，以致身心状况不良甚至残缺失衡，无法专注学业而教育程度低，懵懵懂懂地在少年时又当了妈妈，肩上扛的债务不知为何还会自动累加，那就算妳兼好几份差赚钱，也摆脱不了贫穷。
远不只有贫穷的贫穷
对于负担不起昂贵梦想的人们，购买日常的“小确幸”，几乎已是乏味生活里仅有的乐趣。对于现实痛苦难以承受、与社会主流断裂的人们，服用麻醉自我的成瘾物，也似乎成为少数可暂时逃脱的出口。
值得深思的是，每个贫穷的受访者都告诉谢普勒，他们之所以困顿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软弱，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自己乱花钱，自己太瞎不懂找好男人。那是一部分原因没错，但追根究柢，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更常做出所谓的错误抉择？又为什么，他们沉溺于不必要的消费或酒精、药物上瘾？
对于负担不起昂贵梦想的人们，购买日常的“小确幸”，几乎已是乏味生活里仅有的乐趣。对于现实痛苦难以承受、与社会主流断裂的人们，服用麻醉自我的成瘾物，也似乎成为少数可暂时逃脱的出口。
造成这些的原因无他，正是贫穷。
贫穷也会使人生病残疾。住在高污染工厂旁、空气布满粉尘的破旧漏水老公寓，会使孩子容易有气喘等问题；家长没钱没闲买新鲜食材回来料理，快速便宜喂饱小孩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高热量的垃圾食物，于是孩子自然营养不均衡、过胖，在学校也易遭霸凌。贫穷让人连健康都成了奢望，更是一种恶性循环，让人无法找到薪水更好的工作，昂贵的医疗支出更容易导致债台高筑。
而穷人对于风险的承受力极低，富人能用一场小手术复原的伤，换成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会落下终身伤残。其他事情也一样，这么简单比较好了，芭莉丝希尔顿并没有因为高中没念完又做过一堆蠢事而活不下去，但一个家里负债的黑人女孩，只要一小件蠢事就可能毁了，遑论出车祸、患慢性病这种大事。活在贫穷中，才是真正步步惊心。
美国中产阶级间盛行穷人“懒惰不工作，只会生孩子，靠社会福利养”的说法，然而从谢普勒的记述中，我们看见一周工作40到50小时，经济状况却依旧糟到必须仰赖社福救济的穷人——怎么能说他们懒呢？美国曾有独立媒体计算，在麦当劳全职的基层工作能不能过活，答案是不可能。基层工作的低薪造成实际上难以度日的贫穷人口远远超过政府划的贫穷线，像书中提及的沃尔玛超市这类大企业，对基层员工只付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甚至脸不红气不喘地偷走员工超时工作的加班费。人们却赞赏偷窃劳动力的企业家，鄙视领微薄时薪的工人。
谢普勒描述的种种职场困境，令人想起芭芭拉．艾伦瑞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中指出的，穷人不只遭受结构性的剥夺，他们的生活成本也更加昂贵。你租不起正常的公寓，就找不到正常给薪的全职工作，而去住旅馆更贵。你没有可用的厨房，就要负担更贵的外食。你没有银行户头，就要多付额外的手续费、汇费，每次交易都带来耗损。你买不起像样的汽车通勤，只好买有毛病的二手车，花更多钱和时间在维修。你因为期限前缴不出帐单而要多付滞纳金。你还不出贷款以致信用纪录不良，于是下次贷款利息变得更高。
驱逐黑暗，由点亮微光开始
真正的平等尚未企及，政府制度性对穷人不利、企业技术性剥夺劳工权益的情况依旧严峻，而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边展开反思、汇聚改变的力量。
念完研究所后，我背着100万台币的学贷再次回到职场。这一百万给了我相当程度的压力，让我在昂贵的纽约每个月付房租时心都在淌血。然而我们的起跑点从来不同——《穷忙》书里的工作穷人，无法冀盼我拿的20美元（约台币600元）时薪，无法想像念研究所，更无法拥有我背后那种可靠的父母，在收入不稳定时默默替我缴了每月要摊还的贷款。
谢普勒认为，富裕国家的穷人比贫穷国家的穷人更难过，因为，他们看得见自己有多穷。他对工作穷人的细腻剖析，也许最直接的，就是带给读者（文化资本够高、闲暇够多而足以阅读本书的我们）这一份同理：
真正的平等尚未企及，政府制度性对穷人不利、企业技术性剥夺劳工权益的情况依旧严峻，而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边展开反思、汇聚改变的力量。
这本书在美出版后5年，美国便爆发了“对抗1%超级富豪”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蔓延多国。台湾近年贫富差距同样扩大，劳动非典型化、青年贫穷化的状况更是普遍，从《穷忙》点亮的微光开始，也许台湾社会亦能逐渐正视问题、迈开改革的步伐。
编按：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美国梦的残酷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