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新书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聚焦美国阶级差距之下，不同家境孩子的机会不平等。这位社会学家也是讲故事高手，他的研究团队访问了107位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每个家庭的故事，对比出美国1950年代至今，贫富差距对机会的影响。机会之门何时起渐渐关上？社会阶级何时成为这种变化的主因？

“跨代贫穷”一直也是香港热议的话题，鲜有处理的是不同阶级家长的教育观念。普特南提醒我们，物质条件差距并不是影响孩子最重要的地方，社经地位更高的家长可能有更充裕的时间陪伴孩子，观念更开放，反而是穷人家长陷入逼迫孩子读书升学摆脱命运的窘境，成为“怪兽家长”。因为他们鲜有机会选择。中国大陆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这里节选了书中第一章的两个小故事，和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为中文版所写的推荐序。在普特南冷静、克制的表达背后是普遍的关怀，正如书名用字：Our Kids（我们的孩子），那意味着责任不仅在每个家庭，更在于社会。

《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出版社：卫城出版
作者：Robert D. Putnam
译者：李宗义，许雅淑

第一章 美国梦：神话与现实（节选）

1950年代，我的故乡仿佛是美国梦的化身，不论出身背景为何，每个人都有相当不错的机会。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俄亥俄州柯林顿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国人的恶梦，生命的轨迹将小镇一分而二，社区里弱势的小孩根本难以想像那些天之骄子眼中的未来。

柯林顿港的故事摇身一变，化为全美各地常见的悲剧。上述改变从何而来，又将前往何处，而我们又要如何着手改变社会的不幸？这就是本书要处理的主题。   从现有最详尽的经济史及社会史材料来看，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以及柯林顿港）社会经济阻碍最小的时刻是1950年代：经济与教育迅速扩张，所得相对平等，社区与学校的阶级隔离不大，阶级不是通婚与社交生活的阻碍，市民参与以及社会凝聚力也非常高，中下阶层的小孩在社会经济阶梯上爬升的机会源源不绝。  

柯林顿港是个小镇，种族并不是非常多元，但是在1950年代，此地完全就是美国的缩影，不论在人口特色、经济结构、教育程度、社会情况，甚至是政治板块分布皆是如此（渥太华郡是美国指标州里的指标郡，也就是说当地的选举结果在历史上一直都非常贴近全国大选的结果，而柯林顿港就是郡公所的所在地）。

我中学同学的生命经历，证明了机会之门不仅对唐恩与丽碧两个贫穷的白人小孩敞开，甚至对杰西与雪莉儿两个贫穷的黑人小孩也是一样，他们靠个人天赋与努力获得往上爬的机会，跟我们班上有钱人家的小孩法兰克并无太大不同。  

没有一个城镇足以代表整个美国，而1950年代的柯林顿港也绝非天堂。这座小镇和当时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少数族群面临严重的歧视，女性也常常被挤到边缘，正如本章后文所述。假如没有重大变革，我们当中鲜少有人（连我也不要）愿意回到那个年代的柯林顿港，但是社会阶级在当时并不是限制机会的主要因素。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到21世纪的柯林顿港，有钱人家与贫穷人家的小孩面对的机会截然不同，就像我们本章会谈到的雀儿喜与大卫。柯林顿港现在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化，学校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中学停车场内，一边停的是有钱人家小孩的BMW敞篷车，另一边停的则是无家可归同学的破烂旧车，他们每晚都把车开走，以车为家。

当地的变化造成愈来愈多的小孩，不分种族与性别，全被阻挡在美国梦的承诺之外。柯林顿港不论在景气、家庭结构、教养方式，或在学校与社区，都有很大的变化。

令人惊讶的是，这也是美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如果要探索美国是否机会均等，1959年的柯林顿港是个不错的起点，因为这个小镇提醒我们，美国梦已经离我们如此遥远。  

……

一九五○年代柯林顿港的阶级差异

1950年代的柯林顿港并非毫无阶级差异，但从法兰克与唐恩的故事看来，这些差异并不明显。蓝领与白领的小孩家庭背景类似，而且大家在学校、邻里间、童军团与教会都很自然地混在一起。

阶级的反差在今日对经济稳定、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与邻里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后头会看到，即使是柯林顿港也是如此），但在当时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

事实上，柯林顿港中学1959年这一届，每个人不论背景为何，都跟父母住在一块，住的也都是父母亲的房子，而且每个人都叫得出邻居的名字。

我们的父母几乎大同小异，母亲是家庭主妇，而父亲则负责工作养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算特别好。事实上，有大学学历的父母亲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中学都没毕业（当时大部分的人普遍只有中学以下的学历）。

但是，镇上几乎每个人都从战后的繁荣经济中获益，也没几户人家饱受贫穷之苦。镇上少数几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如法兰克），还想尽办法掩饰自己有钱的事实。   有些人的父亲在镇上汽车工厂的生产线干活，有些在附近的石灰岩矿场、陆军军营或小家庭农场工作。其他人，例如我父亲，则是做点小生意，赚钱或赔钱取决于景气的好坏。

那是一个充分就业又有强势工会的时代，我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个家庭有人失业或所得不稳定。大部分的同学，不论出身背景为何，都活跃于运动、音乐、戏剧与其他课外活动领域。每个礼拜五晚上的美式足球赛，也吸引镇上许多人前来加油观战。   隔了半个世纪再来看，我的同学（现在大部分都已退休）往上流动的情况十分惊人。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学历都比父母还要好，而大多数人的经济地位都爬得更高。

事实上，有些家里没那么有钱的小孩表现得比出身优渥、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小孩还好。以当代的标准来看，本班同学在教育程度往上爬升的绝对程度相当惊人，呈现出20世纪美国中学与大学教育的革命。

那些中学未毕业父母的小孩，有一半在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大学，其中有不少人是家里第一个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是家里第一个拿到大学学位的人，在一个世代之间的跳跃极为明显。

更令人惊讶的是，本班有两名黑人学生虽然得对抗种族偏见（之后我们会介绍），而且他们的父母连小学都还没毕业，但他们还是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1950年代的柯林顿港，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各种肤色的小孩来说，不论是黑或白，都不像21世纪这样障碍重重，难以跨越。简单比较就会发现，1959年那届学生的下一代，平均学历并无法超越他们的父母。 原先搭载1959级往上走的电梯，换成我们的小孩踏上去的时候，突然间就停电了。

我们1959年这一届的高度绝对流动(absolute mobility)应该要伴随着低度的相对流动 (relative mobility)，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往上爬，但实际上就连相对流动都很高。事实上， 处于社会经济阶层底部的小孩向上流动的情况，几乎跟有钱人家小孩的情况一样。

简单来说， 底层向上流动的很多，而上层往下流动的情况则相当罕见。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程度较差的父母，文化视野较窄，也比较不熟悉高等教育，有时候对小孩的教育就没有太高的期待。

但是，如果老师、社区里的导师(如唐恩的牧师)或朋友鼓励我们上大学，我们肯定会去念，而我们上的大学，事实上也不因每个人家里的经济情况或 住的地方而有差异。

俄亥俄州公私立学校的低廉就学成本，其实是靠本地各式各样的奖学金来补足，像是扶轮社(Rotary Club)、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青年女性 具乐部(Junior Womens' Club)等等。

柯林顿港中学1959年这一届后来取得大学学位的人， 其中三分之二是家族里第一个念大学的人，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里第一个中学毕业的小孩。

诚如1960年代柯林顿港所开放的机会，一项小小的变革，让贫穷、有才华的小孩获得更好的谘询，似乎就能掌握关键，促成真正的机会均等，但就像我们所见，社会的历史随后却走上 相反的道路。

1960年代，中下阶级的小孩，如果中学毕业之后未立即进入大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人之后会找到升学的管道，进入社区学院这种不会明显歧视贫穷小孩的学校就读，此类大器晚 成的实际影响，会进一步减弱家庭背景与最高教育程度之间的因果连结。

针对本班同学所做的调查结果，让我们更加确认1950年代的柯林顿港是一个向上流动 特别突出的地区。因为现在深深影响社经地位的因素(例如经济不稳定、家庭不稳定、邻近地区的穷困、财务与组织上的阻碍)，在当时似乎都无关紧要，世代之间的传递关系比较弱，因此流动较高。

1959年这一届的同学一再使用相同的字眼描述我们年轻时代的物质条件: “我们是穷，但我们却完全不知道。”然而，事实上因为我们有全镇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很富有，但我们却浑然不觉。

蓝佩嘉：拉拔孩子长大，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

近年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许多有关“阶级世袭”、“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报导。虽然有些标题过于耸动、缺乏实证支持（如“M型社会”），但台湾的贫富差距确实日益扩大，“黑手变头家”（编者注：黑手即苦力劳动者， 头家即老板）、“三级贫户变总统”等流动传奇，似乎已成过眼云烟。

崇尚拓荒精神的美国，在金融海啸、经济衰退的冲击下，“美国梦”也逐渐幻灭。不论在台湾或美国，社会阶级涉及的不仅是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均，也造成下一代在生存机会与社会流动上的不平等。

本书作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甘迺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政治学者，他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幕僚，也是深具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他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用清晰文字整合各项统计资料，为美国社会敲响一记警钟，他深具说服力地呈现以下事实：社会连带与市民参与的消退，或所谓“社会资本”的流失，对于政治民主、社会信任与个人福祉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本新书中，普特南延续一贯的理论立场，关注社会的区隔分化与社群连带的流失，如何影响下一代的未来。他与社会学者希娃（Jennifer Silva）合作收集资料，一方面透过生动访谈来呈现不同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透过各种统计资料来提供客观证据。本书的发现或许不让人感到全然惊奇，但透过质化个案与量化图表的交叉呈现，读者得以全面、深入地直视阶级鸿沟的存在。

普特南成长于1950年代的俄亥俄州小镇，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扩张、所得相对平等，社区凝聚力丰沛，教育、通婚与社交生活都不因为阶级差距而形成阻隔。他回顾自己的童年朋友，不论出身为何，多能过着比父母辈更好的生活，实现一定程度的世代流动。

然而，隔了半世纪，他再度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的是景气萧条、社区崩解与居住隔离，不同阶级的家庭生活与教育机会形成鲜明对比。弱势家庭出身的美国年轻人，有愈来愈多成为“漂泊青年”（dis-connected youth），他们年龄介在十六至二十四岁之间，既不在校读书，也未进入职场，许多甚至沦为狱中囚。

这本书试图回答：为什么年轻世代的流动机会呈现愈来愈大的剪刀差（有钱人家的小孩愈来愈富有，贫穷人家的小孩愈来愈贫困）？钜观环境是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如资本集中、创业利基不再），整体社会的经济机会变得更为有限且分布不均。普特南则从中阶（meso）的组织层次来找答案，他针对美国社会提出了四个主要解释，我们可以一并思考，台湾社会有什么类似或不同的地方。

双轨化的家庭

受过大学教育、社经地位高的美国人之间呈现“新传统”的婚姻型态：他们较晚结婚生子，多为双薪家庭，家务分工也较为平等。这些家庭的离婚率，在1970年代攀上高点后就往下滑。

相对起来，中学毕业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庭模式比较多元，小孩的父母可能从未正式结婚、怀孕时年纪尚轻，他们的收入有限，离婚率也较高，被称为“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容易影响孩子的生活与学业。

台湾的家庭型态虽不像美国明显的两极化（如未婚生子相对较少），但婚配也逐渐成为再制阶级不平等的重要机制。高教育族群倾向彼此通婚，减低了婚配做为流动管道的可能。离婚、单亲的分布也呈现与教育程度相关。

根据郑雁馨的研究，自1980年代开始，台湾女性离婚的教育斜率开始由正转负，男性则在1990年代呈现相同趋势，也就是说，较早世代的台湾伴侣，教育程度高者较容易离婚，但对于晚近世代来说，反而是中低教育程度者的离婚比例比较高。

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约七成五，但专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则提升至近九成。处于经济弱势的单亲家庭，养育下一代的负担与挑战更大。

不平等的童年

父母的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认知、情绪与社会能力的发展。美国家庭在教养风格的阶级差异逐步扩大：专业中产阶级父母倾向“规划栽培”，透过细心安排各式课外活动，希望培养出主动、独立、自信的小孩，父母重视与小孩的沟通，并鼓励小孩挑战成人的意见。劳工阶级父母则倾向“自然成长”，把重点放在纪律与服从。这样的教养方式，可说是贫穷父母的“预防”策略，面对危险多于机会的险恶环境，首求保护小孩的安全。

在台湾，强调家长权威与严厉管教的传统教养风格，在解严后出现明显的转变。近几十年来，富裕家庭得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资源，甚至是跨国流动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养国际竞争力”。中产阶级父母也较有能力挑战僵化的主流教育，规划另类学习模式，以保护孩子的快乐童年或自主成长。

反之，台湾的劳工阶级父母，许多积极透过补习等外包策略，希望孩子能阶级翻身，但他们多独尊智育，未能搭上多元发展的教养列车。而倾向采取“自然成长”的劳工阶级或偏乡家庭，则可能被新的教养脚本贴上“不适任家长”的污名。

不公平的教育

美国学校的经费有一部分来自房屋税，因而形成富、贫学区的资源落差，近年来许多州政府修法降低地方税收比例、缩小教育经费的差异，但不同学校向家长募款的能力仍有巨大差异。

富裕家长不仅捐钱，也出力参与校务，促成更多类型的课外活动，此外他们也要求学校提供更多的大学先修课程，这些活动帮助孩子培养软技巧或烫金资历，增加将来入学的优势。相对起来，贫穷学校的课外活动选择少，校内外的运动措施愈来愈多采行“使用者付费”的政策，就算低收入户家庭得以减免费用，学生也容易被贴上阶级污名。学校不仅无法变成平衡阶级不平等的杠杆，反而成为扩大阶级差距的场所（sites）。

台湾的公立学校，虽然没有像美国出现明显的资源落差、居住隔离，但仍存在核心学区、明星学校等阶层差异。不论是过去的大学联考，或是现在的多元入学，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都享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国家高度补贴的公立大学、高中就读，反而是中下阶层孩子较多进入学费与品质不成正比的私立学校。

台湾学校日益重视家长参与，可能会让中上阶层学生将更多的父母资源带进学校，有助其学习或升学。入学方式与选填志愿的复杂化，提高了家长了解制度与协助孩子的资讯门槛，对弱势家庭子女更为不利。

社会资本不均等

高社经地位父母能够传递给孩子的优势，不仅是较多的金钱与知识，也包括更广、更深的社会网路。由于高社经地位父母人脉较异质、高职业声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学、就业上能提供丰富的资讯管道。家长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动，也帮助他们与更多专业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连带。

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会网路通常比较同质、稀疏，其孩子多与亲属与邻居的小孩固定往来，因此限制他们建立有价值的弱连带，在选学校、找工作的过程中难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导。此外，美国贫穷社区在人际信任、集体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响力不再，让小孩容易暴露于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负面影响。

台湾的社会资本研究则呈现较为不同的面貌。根据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阶级的台湾民众触及的人脉多元而异质，其中认识高职业声望位置者（如大学教授、律师、老师、人事主管）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东亚国家。

这似乎显示，存在于日韩或美国的社会资本阶级落差，在台湾相对不是那么巨大，但中下阶层家庭是否可能把这样的人脉转换为下一代就业与升学上的资讯连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台湾民众参与社团的比例虽远低于日本、韩国（宗教团体除外），但对邻居与社区支持的信心远高于日韩。台湾民众虽然对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对于非正式组织，如社团与社区充满关怀与支持，展现了丰沛的社会力与活络的公民社会。

如果上述因素强化了下一代的阶级不平等，我们如何可能改变？普特南在结论提出许多建议，未必全盘适用于台湾，以下是我认为特别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先，针对家庭的解组，有些卫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价值，但普特南指出，仅是呼吁减少离婚、避免未婚怀孕，其实鲜有效果。如何针对既存的多元类型家庭，予以制度性的支持，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透过长期的反贫穷计划，像是房屋补贴、育儿照顾、就业支援，来协助弱势家庭脱离贫穷。

同样的，针对教养资源与教养风格的阶级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养课程，叮咛家长“每天念故事书给小孩听”，未必能帮助弱势父母提升“亲职知能”，反而可能强化父母的日常压力，甚至在社会常规的监控下“制造”了问题家庭。

有效让弱势家庭培力的计划，必须由专业人员，不论是护士、社工、谘商师，与家庭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定期家庭访视，在了解弱势家庭的具体处境后，帮助个别家庭改善健康、教养、情绪等议题。

我们应在教育设计与入学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阶级的差异与作用；学校教育应避免以中产阶级双亲家庭、全职母亲为原型来设计学习活动或要求家长参与，否则容易强化社会指责的阶级烙印，或忽略不同家庭的处境与需要。

比方说，有些中产阶级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延后到校、提早下课。然而，弱势家庭孩子反而需要更多在校时间，但不只是接受制式的功课辅导，而是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元的课外活动与学习刺激。

有句非洲谚语说：“拉拔一个孩子长大，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当今的邻里街坊或许不再声息相闻、人情绵密，但“社区共同教养”（communal parenting）的理想，有助于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更平等与开放的未来。

具体的措施如：提供平价优质的托育，运用公共图书馆、美术馆、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资源，提供活泼多元的课外活动，以及结合在地的学生、志工，推动陪伴青少年的“导师方案”（mentoring program）。让台湾活络的社区与民间团体，成为动员公共参与、支持弱势家庭、促进社会平等的力量。

（蓝佩嘉，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