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这样做，不是因为它会对美国有好处，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
195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一所高中，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学生议会主席的竞选中，输给了同班的黑人同学杰西。两人都有光明的前程。杰西日后在洛杉矶的教育系统中独当一面，而帕特南则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数任美国总统都曾向他寻求建议和帮助。
帕特南于1941年出生在克林顿港，本科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他在耶鲁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进入密歇根大学任教，并于1979年起转而执教于哈佛大学，直至今日。
1993年，帕特南穷20年之功完成了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在学界暴得大名。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民主制度绩效开展比较研究后指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对社会和公民的健康福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7年后，帕特南又出版了《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他敏锐地注意到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高度赞誉的美国社区生活自1970年代以来正在不断陷入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或一起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活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
帕特南认为，劳动关系和家庭模式的改变、畸形的城市化进程、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对个人可支配时间的挤占，以及代际更替是造成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大面积萎缩的主要因素。帕特南爬梳归纳海量数据信息的才能在这本著作中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森・亨特在一篇书评中写道： “帕特南此书的威力不在于理论或概念的构建，而在于资料的积累与筛选。”
今年3月，帕特南再次推出新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在序章中，他重返故乡克林顿港，走访了本文开头提及的杰西等一众高中同学——“我们”，和现居克林顿港的几名大、中学生——“我们的孩子”。帕特南发现，“我们”在高中毕业后的发展差相仿佛；但家境、种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却将把“我们的孩子”引向境遇大相径庭的人生。
出版于1843年的美国首套教科书《美国语文读本》（McGuffey’s Reader）这样告诉学生：“通往财富、荣誉、才干和幸福的道路向每个人开放；所有立志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几乎都将收获成功。”这句话成为近1个世纪后才渐成流行的词汇“美国梦”的完美注解，至今仍为95%的美国人所尊崇。调查数据还显示，凡涉及保障社会平等的议题，总有多达9成的美国人赞同应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美国梦”完好无损。然而，自1970年代以降，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流动陷于停滞，机会均等已近痴人说梦。民众对“不平等”的巨大不满和愤怒在2011年9月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达到顶点：“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不过，在“99%对1%”运动无可避免地退潮以后，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却显出愈演愈烈之势。“美国梦”是否已彻底背弃民众的心愿，渐行渐远？
这正是帕特南试图在本书中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一书共分为序章“美国梦：迷思和现实”、“家庭”、“父母教育”、“学校教育”、“社区”、“该怎么做”这六个章节，“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年轻人是否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拥有相对均等的上升机会？”这一研究课题贯穿了全书大部分章节。而在“社区”和最后一章中，帕特南回归他最为精擅的社会资本理论，探讨社区的维护和复兴是否有助于缓解阶层固化。本书延续了帕特南朴实流畅、平易近人的特色，但与前几部著作迥然不同的是，他不再仅仅通过铺陈各类数据和图表进行论证，而是出人意料地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意图向已经在多方撕裂后分属“贫”、“富”两大阶层的人们介绍对方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帕特南以研究对象（包括接受访谈的孩子们的父母，以及各项调查的受访者）是否拥有大学本科学历为标准对阶层进行了划分。
从克林顿港到俄勒冈州的本德（Bend），从亚特兰大到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帕特南和助手花费两年时间走访了美国多个地区，对107名18-22岁的“我们的孩子”及部分家长进行了采访。受访者们的故事出现在每个章节的开头，“富孩子”和“穷孩子”轮番登场，将读者引入平淡无奇却日夜上演的人生百态。
在第二章“家庭”中，帕特南考察了五十多年来美国家庭结构的变迁。他发现，避孕药的发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经济的持续衰退以及青年一代对个人主义的高度重视等早已促使家庭结构从当年的“挣面包的父亲＋家庭主妇母亲＋孩子”的“理想型”（Ozzie-and Harriet family）转向“双职工父母＋孩子”的形态。不过，这一转型实质上并未影响夫妻双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在抚养子女过程中所甘愿付出的大量财力与心力。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虽然帕特南认为这一断语未免失之轻率，但他也承认，当“幸福的家庭”正如出一辙般地齐心协力培养孩子上大学并发展各项兴趣爱好时，“不幸的家庭”正在离婚、单亲、婚外恋等各式各样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在破碎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仅更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和犯罪，他们往往也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终身无望踏入大学的门槛。
第三章“父母教育”进一步探讨了阶层与家庭教育的关系。帕特南把父母会否经常鼓励子女、一家人是否经常共进晚餐和教育投资等列为衡量父母教育质量优劣的指标。围绕这批指标实施的调查再次显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在各方面的表现均明显好于不曾接受大学教育的家长。共进晚餐、睡前故事等情感投资需要父母匀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他们往往也更贫穷）正如美国研究者戴维・希普勒在《穷忙》（Working Poor）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他们能够与子女分享的并非和风细雨的交谈与鼓励，而不免经常施以呵斥和拳头。
第四章“学校教育”将研究视野从家庭扩展至学校——另一个将对“我们的孩子”发生重大影响的场所。在针对不同学校的学术氛围、纪律管理和课外活动等进行考察后，帕特南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已经取代考试成绩，成为预测一名高二学生能否考上大学并顺利毕业的关键指标。尤其令帕特南震惊的是，成绩较好的“穷孩子”能够拿到大学文凭的几率甚至低于成绩较差的“富孩子”——这种情况在他们的父辈一代无疑难以想象。“这一研究结果的确与美国梦的核心——机会均等——格格不入”，帕特南在本章的结尾不无唏嘘地写道。
帕特南在第五章“社区”中得心应手地探讨了社会网络、社区以及教堂等社区设施对儿童成长和社会流动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然而，《独自打保龄》中所提及的公共社区凋零现象在这十多年间并没有多少起色，其结果是迫使家长们独力承担培育子女的重任。鉴于如上文所述，穷困的家长无力为孩子提供丰富的资源，而教堂等又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教化机能，运转不灵，“穷孩子”既无法从父母处获得足够支持，也无法向公共机构求助，与“富孩子”之间的鸿沟难免演变得更加不可逾越。
与前几部著作一样，帕特南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对“该怎么做”展开了讨论。他依次从家庭结构、学校教育和社区管理方面提出了为“穷孩子”提供便利的建议和措施，与此前的章节一一对应，全书结构因此显得完整而饱满。帕特南承认弥合阶层差距的道路漫长艰难，但这是美国人必须克服的障碍，因为“美国的穷孩子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孩子’。”简言之，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穷孩子”氾滥而无助的景象。因此，或许《独自打保龄》的结尾也颇为适合移至本书：“我们应该这样做，不是因为它会对美国有好处，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
《我们的孩子》出版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等大报纷纷发表了书评。评论一致认为，尽管这本著作中列举的数据翔实，论证充分，但作者帕特南其实并未对不平等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有力的分析和梳理。换句话说，他在书中仅仅罗列了现象（what），却没能找出原因（why）。另外，帕特南显然也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how）：他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于社会资本的重建，另一方面完全无视了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倾轧，政令难行的现状。更具体地说，即使奥巴马总统有心改善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他也无法说服共和党出手相助——没有国会的支持，帕特南在最后一章中提出的建议无疑将沦为空中楼阁。
不过，帕特南本人已经身体力行地对这些批评做出了反击。他不仅向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邮寄了这本著作，还在今年4月20日接受脱口秀主持人、政治评论员Travis Smiley的采访时殷切表示，希望社会不平等这一重要议题能够借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声势为全民所关注和探讨，亦盼望奠基于机会均等的美国梦重新焕发光彩。
（尹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为政治心理学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