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元朗横洲公屋发展计划，政府弃绿化地保棕地（Brownfield），搁置收回主要用作车场、回收场的棕土范围，改为发展附近的绿化地带，需要逼迁三条非原居民村，亦由原订兴建17000个公屋单位缩减为4000个，做法惹来非议。
事件随著候任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受恐吓一事，得以提升至全港关注层面。虽然官方解释并非“欺善怕恶”（编按：指怕乡绅牺牲非原居民），亦非全盘放弃，只是分阶段进行，但不见政府对收回棕土的阶段有具体时间表。日前发展局长陈茂波、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会见朱凯廸及姚松炎时，更承认署方就计划只向乡事巨头“摸底”，没有作公众咨询，更遑论受影响的非原居民。及后有政府内部文件流出，揭发特首梁振英亲自主持横洲发展工作小组会议，一来证实特首知悉“摸底”内容，二来文件亦证实基于“摸底”结果而改变发展计划，先发展绿化地带兴建公屋。连日来的揭发和解话，只令市民对“官乡商黑”印象更深。
新界土地问题的“黑”，非新鲜事。除了时有听见的暴力收地、突然的倒泥毁农地、“套丁”猖獗、各大发展商的开发大计等事件外，从政府的新界规划方式中，亦可窥看到当中的“潜规则”，如何不公义。
我们就举以下四例子，加以说明：
一、龙鼓滩一直不设执管权
早前有环保团体揭发龙鼓滩有湿地被倾倒泥头，但龙鼓滩一直未受法定图则管制，俨如城市规划的“三不管”地带。规划署要有权管制该地，先要制订发展审批地区图（DPA Plan），但规划署一直推却，只以“资源许可”和“适时检讨”，作为回避规管的借口。众所周知，龙鼓滩是刘皇发（发叔）地头（地盘），当局欠合理解释，难免令人怀疑是厚待乡事，“放生”龙鼓滩。
二、纵容新市镇绿化地带“棕土化”
因为历史原因，1990年以前的乡郊土地没有受法定图则规划土地用途，政府一直只能以“集体官批”（Block Crown Lease）规管农地用途。但经过1983年著名的“生发案”后，法院判定了集体官批对土地的临时用途毫无约束力，官批上注明的用途如厕所仅是描述性质，土地拥有者可以不依从，各类货柜场车场等“无王管”问题因而蔓延。
到1990至91年，政府才正式修订《城市规划条例》，对新界乡郊土地制订 DPA Plan，先就土地用途作冻结调查，令规划署对乡郊范围中的违例发展有执管权。这些受 DPA Plan 覆盖的范围，其后会以分区计划大纲图（OZP）覆盖，但因 DPA Plan 而存有的执管权仍然存在。
然而，早已被 OZP 覆盖的新市镇及市区范围，一直没有被 DPA Plan 覆盖，面对绿化地带被破坏变成棕土，如元朗工业邨及大埔教育大学旁一带，棕土不断蔓延，但规划署一直无权执法。当民间追问何以不能修改城市规划条例（城规条例），重新对已受 OZP 覆盖的范围进行执管，官方只不断以问题复杂推搪。但当年正是政府没有将执管权延伸至新市镇及市区，就种下祸根延至今天。
三、“乡村式发展”地带的无依据扩张
“乡村式发展”地带（俗称 V Zone，在新界的 V Zone 主要是涵盖认可原居民乡村的范围）面积的争论，在近年边境禁区开放范围及“不包括土地”的新法定图则制订时出现。原居民村代表一方，往往搬出己村未来十年合资格申建丁屋的男丁数字，以合理化 V Zone 的扩大。
既有趣又悲哀的是，从来这些由村代表提供的十年建丁屋需求，村代表说多少就多少，分区地政处没有就此作核实，而规划署再以地政处没有核实的数字去划出 V Zone 范围。更奇怪的是，没有核实数字的澄清均会写在相关城市规划委员会（城规会）文件中（注），从来无人质疑，图则照样通过。地政总署、规划署及城规会，一直为迁就丁屋政策而作出缺客观理据的规划，实属荒谬。
四、顺著囤地布局而划的“综合发展区”
再宏观一点看整个新界版图。除了政府如火如荼推进的新界东北、元朗南及洪水桥新发展区及大型发展区外，新界中部还有大片平原土地，有潜在的大兴土木危机。运输及房屋局（运房局）于2014年公布的“我们未来的铁路”研究，重提以前曾构思过的港铁北环线，连接锦上路站及未来的古洞站，驳通东西两铁。途中经过凹头、牛潭尾、新田，有机会设北环线站，届时三区很有可能面临“被发展”。
其实这三区被发展的命运，不独是北环线到来才发生。这三区各有形状不规则的“综合发展区”地带（CDA zone），并且在1990年代的法定图则上就开始存在。“综合发展区”规划原意，美其名是鼓励整合土地业权以作大型综合发展，其实是纵容发展商囤地的规划。
早在八九十年代，已有大发展商在三区囤地，到90年代初城规会制订 OZP 时，就在此三区划出奇怪形状的 CDA。这三区 CDA 范围的地权，各由主要大地产商占大部分。若非政府配合地产商囤地，难以解释为何90年代就在这些乡郊区域划出形状不规则的 CDA。目前新田那幅蝴蝶形 CDA（见上图）主要是草披及荒废农地；牛潭尾 CDA 内主要有渔塘户及非原居民村落，但已陆续有收地逼迁的个案发生；而凹头的 CDA 则已逐步被发展。
以发展主义角度去看，以上一切可谓理所当然，但政府整个规划由最初起就是鼓励囤地、纵容囤地、造就大发展商受惠、扼杀乡郊社区的留存，所谓的发展就是将各种社会成本“界外化”，让他人承担。当北环线真正到来，为地区带来升值潜力，就是现有村落及农田的死期。
是“权宜”，还是制造矛盾？
以上的四大例子，检阅了政府规划管制的缺失、对丁屋发展的放任，及对大发展商的造就，始于殖民年代延至今日。此等规划，不只明显迁就乡事，还便利大商家，及所有受惠于新界土地破坏土地发展的群体。反而在地居住的村民、农户及鱼塘户，都是被规划排挤的一众。有这一切明目张胆的“潜规划”，难以说服公众政府毫无偏袒、毫无欺善怕恶。
研究殖民时代新界管治的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少强博士，曾分析到1970年代殖民政府推出丁屋政策，乃“权宜”之计，为著背后更重要的开发新界大计。今天看来，这一切难以自圆其说的新界规划方式，已不只是“权宜”，而是不断种下祸根，挑拨起社会矛盾。如今政府难以对自己横洲发展的（先） “弃绿保棕”自圆其说，相信将来有更多的自制矛盾曝露于人前。
（陆佳儿，本土研究社成员）
注：例如谷埔，凤坑及榕树凹分区规划图编号S/NE-KP/B的城规会文件（会议日期：29-1-2016），第6页注释1：“As advised by DLO/N, LandsD, the 10-year Small House demand forecasts are provided by the respective IIRs without any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his offic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figures.”
“IIRs”的全称是“Indigenous Inhabitants Representatives”，即“原居民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