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周，香港新界东北马屎埔村区家的其中一块田地，正被地产商恒基兆业地产（恒基）强行收地，民间持续了很久的守地行动开始升温。有冲突画面，有身体接壤的处境，受伤、争议、被捕。新界东北的故事终于又得到一点正视。
然而，媒体舆论多数都把区家或马宝宝社区农场与恒基，视为对垒双方的主角；问题的议程总是离不开私有产权应否保障，或区家是否租霸等等。这样的讨论焦点却漏掉了两个人：利用原址换地措施，借发展商之手，去推进新界东北规划的梁振英与陈茂波。
东北规划，重新布置香港格局
那么，新界东北规划其实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新界东北规划是一个土地与人的故事，一个香港历史与香港未来的故事。它是把香港乡郊全面都巿化的一系列大型工程的龙头规划。它是把香港人口重新布置或“配给”到不同地区去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果看看2016年立法会地区直选的议席改动——港岛区减少一席，九龙西增加一席，就会看见端倪。在全港总人口不断上升之际，港岛区的人口竟然轻微减少了。看看利东街的新楼盘价格，看看西区过去10年因兴建港铁站而带动的租金升幅，我们可以见到，以香港岛及维多利亚港为核心的高阶商业及住宅区，正不断扩展，把人推向城巿边缘。这是士绅化（Gentrification），香港人口地理的重要力量之一。信息就是：维港中环为核心的靓地，给贫民住就是浪费，贫民请尽快离开，好让靓地“体现其应有价值”。
第二个重要力量，就是新界东北这种大型规划。新界东北的地区性规划，本身已是超大规模——不但包括目前的粉岭北和古洞北发展区，更涵盖已取得拨款并动工的莲塘口岸和接驳公路、未上马但必会发生的北环线（锦上路至古洞）及北环线延线（古洞至坪輋打鼓岭），还有2013年中被剔出新界东北规划，但转眼易名为“新界北发展”的坪輋打鼓岭规划（见图）。然后，除了新界东北，还有新界西北︰洪水桥、元朗南、朗边、横州、锦田北；和香港西南面︰东大屿都会、据悉可能逾2000公顷的中部水域人工岛填海。
结合两种力量︰就是由30年前开始逐步加剧的士绅化能量，把贫民或厌倦巿区的中产，一步一步慢慢推向新界。新界得到的新人口，就拿来变成“深港同城”的政治蓝图的新巿镇。过程中的交易就是︰一、乡绅确保政府的收地工作顺利；二、地产商协助艰难的收地并协助公营房屋以外的发展；三、政府以房屋及产业项目包装，为乡绅提供高额赔偿，及给予发展商各种巨额暴利私机会与特惠。
新界东北规划的过程中，城市在发展主义的极端引擎下，进一步吞噬仅余乡郊，特别是宝贵的村落与常耕农地。权力运用亦牵涉一而再的程序不义，将来的“新巿镇”也是延续权力的不义，贫民还是要老远坐车到巿区上班。整场规划，就是香港人失去土地，失去农业、乡郊、社区、历史文化、城乡平衡的一个故事。新界东北失守，随后而来的其他新界东北项目、新界西北规划与大屿山发展就会亦步亦趋。
反东北的漫长困境
马屎埔村的反收地运动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新界东北规划是所谓的“公私合营”新巿镇。整个规划约614公顷，私营部分占48公顷，政府希望透过发展商申请换地自行完成发展。
即是说，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要由政府收回。程序至少包括︰数轮大型公众咨询（2008年开始）；法定环境评估交环境咨询委员会（环咨会）讨论，结论交环保署署长批出工程准许（2013年秋）；预备规划大纲草图交城市规划委员会（2014年中）；城规会公众咨询及意见申述（2014年末）；城规会考虑公众意见后得出结论交行政会议（2015年6月）；刊宪（2016年初）；刊宪反对意见处理程序（未完成）；另不同项目向立法会财委申请拨款，迄今讨论及已申请到拨款的只有前期工程技术准备（2014年中）及古洞石仔岭老人院新院舍工程（2016年3月）。其余拨款项目至少包括收地赔偿、前期工程、第一期工程技术准备、第一期工程、余下工程技术准备、余下工程等等，可能分开交至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也可能捆绑审议。
而牵涉到48公顷的“可换地范围”的原址换地措施，却其实完全绕过了这些规划程序。原址换地措施之下，在可换地范围内，只要拥有超过4,000平方米土地（约43,000呎），并清空土地，就可以提交换地申请，完成补地价谈判后发展商或大地主便可自行发展。
目前守地抗争进行中的马屎埔区家的其中一块农地，面积估计约七千余呎，正处于可换地范围中，恒基亦已就相关地段提出换地申请（总换地面积为17万余呎）。然而，原址换地措施公布的一刻（2013年7月上旬），哪怕措施已带有实质的城市规划性质，其实连环评程序也未完成，大纲图亦未审议。而早在新界东北规划提出20年前，几大发展商已在东北密密收地。
即是说︰用新界东北规划近数年的程序来看，区家农地是其中一块最早被收的土地。但用地产商20年来逼迁新界东北住民农地的历程来看，区家农地却是守到最后阶段的其中一个“钉子户”。
如果愿意看清楚这点，看清楚尚未发生但必将发生的事（新界东北、西北与大屿山整个新界土地被全盘连根拔起），就知道我们站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点之上，就会深深明白，这从来不是一场让区家孤军作战，与千亿巿值的恒基地产，在悬殊的资本，与伪中立的法律面前奋力挣扎的对垒。这是香港人对自己前途，对下一代未来责任的捍卫之中，一个可以介入的位置。
如果愿意看清楚这点，就会看见道路是如此漫长。100名保安进犯未果，又可以另外100名保安。昼夜之间，每一名保安的薪金、卡在田里的挖泥机的租金、建筑物料的损失，恒基他日都会以法律为武器，向区家或抗争巿民索偿。保安收地未果，恒基就会申请禁制令，然后警方大规模清场，违反禁制令者不独面对司法上的代价，更要面对复杂思考。
记忆之中，被禁制令与警方清场驱逐或拘捕的群众，迄今没有一次，冒着再次藐视法庭的风险，重返现场。恐吓、谈判、律师信、保安、执达吏、警察、法律。即使能够拖延，也依然是一个“无了期”的战争，因为政府可以配合地产商，不断延后换地申请期限。即是说︰由2016年今天，到真的能守住农地、成功阻挡换地这个不可能目标之间，中间有无限远的路。
而这只是一小块农地。三代人心血耕作了70年的一斗地。因为被“绿悠轩”的兴建而遮挡住了阳光，没法种菜，只能堆肥和种果树的一斗地。被水泥填平、被钢筋贯通以后便近乎不能复耕的一小块农地。农夫的家和田在社区中，是乡郊文化的载体，土壤的养份同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那种历史正是一座城巿的生机。
而这一小块7200呎的农地，只是恒基174000呎换地范围的一小部分。恒基这个换地申请，只是第一阶段换地申请的其中一个。而新界东北的保卫战，又远远不止于阻挡换地范围内的住民、农夫与土地。换地范围以外，同样需要守护。
像原址换地这种“措施”，其实是典型的行政主导中央集权的暴政。特首梁振英委任了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设计了原址换地的措施，然后以特惠条件去推动发展商发展。补地价与拍卖价之间的差别，其实正是库房收益的差别。即是说，特首利用公帑及他委任的官员，去收买发展商逼迁，同时推进东北规划，取悦发展商及北京，令自己在2017的小圈子选举中有更大机会连任。
而其实除了“原址换地”，每个程序，也是被如此压倒性的公权力贯穿。环咨会委员是特首委任的，所以不会否决指出古洞地下有高浓度砷的环评。城规会委员也是特首委任的，所以自然无视五万份意见书。行政会议也是特首委任的，自然通过大纲图。唯一有丁点民意的议事机关，面对拨款申请，也是被建制派主导，会议时间不够可以加会，加会不够可以再加，剪布可以毋须情由，投票可以不用记名，由主席凭感觉判断，违反议事规则可以零代价，连司法覆核也是封上的门。
所以这场抗争，用今天流行的尺度去衡量，或者不会“成功”，只有今天“失败”，“迟些失败”，“过很久才失败”这些可能。勇武与否，几乎是彻底的伪命题，不但把行动形式错误划分与过分简化，更遮蔽了视线，令我们忘记了我们要面对的，是体制性的抽象权力。如同所有意识形态的对垒，这不是任何一次个别行动可以中止的、源源不绝的抽象体制权力。唯一渺茫的机会，就是等到有天立法会的非建制派取得35席，民间有政治实力与政府展开全方位的谈判。当然，若有这么一天，香港就几近变天了。
或问，既然没有结果，那还要做下去？放弃就算吧。
正正相反的是，没有即时结果的无望感，被对方用无限时间与强大资源拖垮的无望感，其实可以成为抗争最有力的心理支点。如果愿意看清楚这点，如果愿意看清楚历史，就发现从来没有“成功争取”这回事，至少香港一直是单线条地滑进越来越暗淡的未来中。而在岔路上迷失的人如笔者，很容易就会分心，或忘记了抗争的语境，或堕进政治判断急逼徬徨的迷雾之中。
所谓坚守，所谓不放弃，所谓不认命，并不是一项真正的选择。如果可以接受新界东北，那为什么不可以接受领展，不可以接受假普选？它是每一刻都向我们扣问的问题，既是公共的问题，更同时是向每个个人扣问的问题。如果对自己诚实，愿意看清楚这点，就明白社会运动，从来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只有透过今天的参与，才能打开明天的一线曙光。
认识到抗争的几近“不可能”，其实是建立抗争的心理强度的其中一种方法。
复兴乡郊运动，反东北的基础与外延
上面两节，第一节勾勒了东北规划置放于一段怎样的城巿历史之中，它一旦无法被挡下的话的含义又是什么，第二节是重新组织反对东北规划运动如同网状的清晰困境。但我们要摸索到一个推进的方法，或建立力量的方法，我们还是得横向地全盘理解目前的乡郊政治角力与保育的创造。
去年，上水河上乡八旬村民刘爱娇农地被恶意倾倒泥头一案，法院判决令乡绅侯志强等人赔偿百余万。今年3月中，反倒泥运动在“嘉湖山丘”抗争中得到警察滥捕一事推助，取得一定的社会焦点。5月，坪𪨶村民联同“土地正义联盟”朱凯迪等突击非法危险品仓，逼消防部门交代清理危险品日程。稍稍放眼，我们就不难发现，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操作，正日削月割地悄悄破坏香港的乡郊。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已找到关注、研究和组织起来反抗力量。
再进一步看见的是︰农业在备受打压的情况下俏俏走进了一个缓缓复兴的年代。除了今次反收地抗争的主角之一马宝宝社区农场已成熟运作数年，和很多不懈耕作的农夫以外，民间近年已成立了不少复耕小团队，例如八乡生活馆、乡土学社、耕作人、南涌的活耕建养地协会，在乡郊各处重燃农业的一点尝试。伴随农业的，自然还有农业副产品、农墟、社区经济、素食餐馆、减废实践、社区组织、微小但生长中的各种绿色政治。
研究方面，土地正义联盟和本土研究（本研社）社亦屡有述著，其中本研社的棕土研究更一度成为社会重要话题，令我们重新思考土地供应的迷思。媒体方面，《香港01》亦以套丁调查及丁权政策分析为开业前期的重要专题。
如此如彼，或抗争行动、或社区绿色实践、或深入研究，关于乡郊的对话（dialogue）开始全面成熟，民间正以多种不同手法，与官商乡的既有权力架构重新建立抗衡的形态，以图重夺土地政治的话语权与组织能量，并进而把环境运动的专题想像力量，重新贯注在整座城巿的民主地图之上。
诚如朱凯迪所言，民主运动与香港未来城市发展策略是十分重要的扣连，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将“零碎的议题综合起来，具体地说服市民，怎样的经济和城市发展策略才能最好地促进香港民主自治和应付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
如果把反对新界东北规划运动，和上述种种乡郊政治与绿运的民间生机连系起来，我们就或能稍稍回答第二节的困境问题，重新找到创造城乡共生的生活线索，并借此连结整个新界政治、关心城巿未来的绿色青年、所有土地不义的苦主。由是，抗争心理的强度建立与时间感受，就不再囿限于反对政治的郁结之中。
不要堕进时间的陷阱
刚过去的三月，其中一件最难接受的事，莫过于笔者与其他“土地正义联盟”的朋友，从高铁天秤下来后，发现立法会已通过“基本工程基金”128亿元的拨款申请，当中包括了古洞老人院新院舍的6亿工程（工程本身只需数千万，余额俱为收地赔款予大地主）。赞成的议员，竟还包括多位民主派议员，包括对反东北民间团体立场有充分认识的几位。
笔者无意揣测林郑月娥在投票前一天会见“饭盒会”（泛民会议）议员的讨论有否影响投票，更无意怨怼社会为什么不愿意更关心这项拨款。笔者愿意指出的是︰那项抛掷在财务委员会的6亿拨款的意义，与今天得到公众关注的马屎埔村守地行动，在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是新界东北规划的一部分，都是决定这座城巿未来的一个关节。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又同时属于站在土地上，面对土地，与土地一起呼吸，为土地付出生命的所有人。反对新界东北规划运动已经开始了六七年，往后还会有5年、10年、15年的路要走。笔者偶然会参与，也偶然要退场。所以需要更多朋友轮替，更动态的形式开拓，更有民主底气的历史视野。无论是文化导赏团的轻松烂漫，或是站在推土机上的紧凑，任何一点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它包裹着今天，标志着未来。在一座开始展开前途讨论的城巿中，拥抱土地，坚守泥土中蚯蚓的家，这是最实在的前途自决形式。
等到立法会拨款才投入吗？等到马宝宝社区农场的所有农地也面临被收才投入吗？大家都回家抖抖吧，守咩地丫，都唔知佢哋几时嚟。（大家都回家休息一下吧，守什么地，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If not now, when? 这或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堕进时间的陷阱。在绝望弥漫的急逼面前，唯一的合理回应，就是希望与创造。
马屎埔村区家农地上的田垒，是抗争者临时搭建的守田标志。恒基取得禁制令、警方清场后，这座田垒大概可能被迅速拆掉。然而，笔者相信，为了这座城巿的未来，为了生活本身不再受制于朝九晚五终身为地产商服务的循环，类似的田垒会不断再次筑起，在东北的每块被强行征收的土地上，在整个新界乡郊政治的不同场域里，创造我城民主前途的血肉。
（Tam Daniel，自2014秋天开始参与反东北规划运动、东北支援组及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