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孙女问她：“Fran 奶奶，你的工作是杀人吗？”
Fran Schindler，77岁。过去十年间，她一直担任“往生向导”（Exit Guide），主要工作内容是这样的：和搭档一道，竭尽所能教导服务对象，如何妥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并在对方实施的过程中，始终陪伴左右。
Schindler 是 Final Exit Network（下称FEN）的志愿者。这个非牟利机构2004年创立于美国，积极倡导人的“死亡权”（Right to Die），目前在包括纽约、爱荷华、伊利诺伊等七个州设有分会，拥有超过3000名会员，完全依靠义工协同运作。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美国并非罕见，不过 FEN 在官网上自称诸多方面独树一帜。其中最富于争议的是，当它的同道者期望从法律途径入手，让死亡权得到制度认可时，FEN 却不满足仅仅倡议，而呼吁立即着手“为此时此刻正在忍受痛苦的人，提供真正且个人化的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帮助服务对象列一份清单，详细写出自己的死亡动机和方式；需要的时候，陪同他们向家人和朋友表达这一意愿；留下通知，以便让别人找到自己的尸体，等等。工作由包括 Schindler 在内的约30位志愿者完成，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或患有癌症，或长期受心脏病折磨，或为伤残人士……虽生态各异，但选择一致：以死亡摆脱病痛折磨。
我们坚信当一个心智健全、身患顽疾的成年人，认为自己的生命质量难以忍受时，他或她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婴儿潮世代最后的自决权
Schindler 懂得这种缓慢增长的无助感。她的母亲患有认知障碍症，在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忘掉了如何吃饭、如何喝水、如何说话，在养老院的床上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一个劲地用嘴巴吹气。Schindler 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什么也做不了。这一经历永远改变了她对死亡的看法。2011年，母亲过世后，她对自己的孩子许诺：你们绝不会见到我饱受折磨的样子，我将用自己的方式主动死去，快速，无痛。
没有人问过我们是否愿意出生，现代社会也很少认同个人自决结束生命的权利。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提倡把“死亡权”（Right to Die）列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认为病人有权利主动地终止自己的生命，以保证自己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安乐死是落实死亡权的方式之一，目前全球立法允许安乐死的有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卢森堡和哥伦比亚等国以及美国的六个州。2015年，美国至少24个州在考虑就此立法，其中10个州是首次加入。
通常来说，实施安乐死需要医生的诊断和意见，比如病人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已无法治愈，只能在痛苦中存活可预料的一段时间——半年或更少，医生可以依据病人或其亲属的请求采取某种手段，令死亡提前到来。对于反对者来说，安乐死已经有“杀人”或者“协助自杀”的嫌疑，不过 FEN 希望将个人对于死亡的自决权更推进一步，甚至包括打破医学对死亡的管控，“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以何种方式，在何时结束生命，为什么还需要医生呢？”
在 FEN 看来，这种自决权，对于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出生者尤为重要。“我们非常希望人们完全不需要我们，”组织主席 Janis Landis 说，“但婴儿潮世代正在逐渐变老，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取个人权利中度过。我们坚信，他们也将会非常乐意夺回自己的死亡权。”
是上帝还是美化死亡的魔鬼？
FEN 的所作所为招致各种批评，宗教团体指责他们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有人称他们是死亡邪教，或者质疑其美化自杀行为。“有些人觉得我们就是把人从大街上拐骗到某个地方，然后给他来个了断，像魔鬼一样，”Landis 说。
不过为 FEN 服务了10年的义工 Jim Chastain 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在承受痛苦，医疗不能治愈所有疾病”。这位89岁的老人到现在还不时想起那些他陪伴过的死者：一位不愿意锯断双腿的糖尿病妇女，一位想在死前看最后一场棒球比赛的癌症男球迷……“他们始终和我在一起”。
协会避免使用“自杀”这个词，而将之替换成“自我解脱”或者“有尊严地死亡”。但 FEN 仍然面临着“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的法律风险。美国有39个州立法反对协助自杀，虽然各州对此定义不一：有的必须包括身体接触，而在有的州，谈论如何自杀都有可能触犯法律。FEN 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部分为自己辩护：在面对希望放弃自我生命的人时，义工们“不鼓励，不协助，不触碰”，他们只做一件事，和受苦者说话。
这世上，死亡像出生一样普遍。 Chastain 已经很习惯人们来向他咨询有关死亡的事，“有的只是问我要一本小册子；有的会给我打电话讨论；有一次我在晚宴上偶遇一位女士，她谈起她身患渐冻症的丈夫求死不能的痛苦……”Chastain 教导过数十人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早计划好了如何“自我解脱”。“当活够之后，我大概会用一个塑料头罩结束一切，”他边说边戴上了那个从自己卧室里拿出来的头罩，透明塑料下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
时刻准备着触犯法律
因为脚踩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FEN 非常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并拥有繁琐的筛选过程：每位申请人必须通过电话和面试两轮审覈，组织内部的医学评估小组会检测其身体状况。如果申请人有可能为组织带来麻烦，就会遭到拒绝。
有时候他们会接到抑郁症患者的求助来电，但身体康健、心理患疾的人士并不在 FEN 的服务范围之内，因此通常会遭到婉拒。但误判难以避免。2007年，家住凤凰城（Phoenix）的 Jana Van Voorhis 打电话自称患有癌症， FEN 接受了她的申请，派出两名义工陪同她在家中离世，另外两名义工清理了自杀现场。
但 Voorhis 从来没有得过癌症。她长期受抑郁症困扰，并在死前几年怀疑自己身患各种疾病，以致不停去看医生。她的家人都以为她是服药过量而死，直到2011年当地调查机构介入并起诉四位 FEN 的义工过失杀人罪，家人才知道 Voorhis 的死和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个组织有关。
法院轻判了四位义工，最终没有人入狱。审判结束后， Voorhis 的妹夫 Jared Thomas 说，一位义工向他道歉：“对不起，我们没有了解清楚状况”。不过 Thomas 仍然认为这个组织“太过傲慢”，“我对他们的主张没有意见，但他们必须受到规管，特别是在犯下这样的错误后。”
这不是 FEN 第一次和法律系统打交道了。2009年，佐治亚调查局公布，共有523人曾向 FEN“寻求自杀帮助”，并试图在全美国发起一场起诉该组织的运动。去年，两位义工被指控在2007年协助明尼苏达州一位长期处于病痛中的妇女自杀，不过其中一位义工已在2013年去世，另一位则因其87岁的高龄而获得豁免。
官司缠身并没有让 FEN 有所退却。目前美国至少有7个州将“谈论如何自杀”视为违法，但除了更加谨慎，该组织并没有停止向那里的人提供服务。“法院会犯错，我们的义工也会犯错，”FEN 法律顾问 Robert Rivas 说，“我们义工训练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会触犯法律，并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这种可能。”
一场关于死亡的 Party
Schindler 在一天天老去，但十年的“往生向导”经验使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毫无准备地死去。她已经想好了，在“有尊严地死亡”前一天，她要办一个 Party，而且那会是“所有 Party 中最盛大的”。每个人都要穿上漂亮衣服，喝着红酒、威士忌、伏特加，小食是她亲手做的堆满无花果干的布利乳酪和焦糖洋葱。
然后，她要在舒适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在一天将逝之前，戴上自制的氮气头罩，周围是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Frank Sinatra 在温柔地唱着他的名曲《My Way》：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声音
改变性别、人工流产、自我解脱，这些未必是明智的抉择，但政府应当“还权于民”。与其在陌生人环伺的加护病房强光下挣扎死去，人们为何不能选择在心理准备好时，在所爱的人中间安详沉眠呢？
延长生命并不总是等同于改善或维持生活质量，很多时候，医疗仪器和药物延长了重症病人及其所爱之人的痛苦。
现代西方社会乃是一个“拒绝死亡”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