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台湾南部的云林、嘉义、台南沿海农村，兴起一波以吸引观光人潮为目的的公共建设；首先是台南北门水晶教堂，随后是嘉义布袋镇的高跟鞋教堂，尤以后者受到的反对声浪最为激烈。这类“惊世建筑”一出现，舆论会趋向业主美学教育不足、太短视近利；而也会有人质疑，设计者的专业坚持在哪里？
当我们以观光发展来看乡村时，乡村就变成了“地景”，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于是我们站在乡村日常生活之外，享受观看的乐趣。这是为了满足我们（游客）在脸书打卡而形成的观看，是一种短暂、且无法深入了解当地生活方式与文化脉络的观看方式。
然而乡村除了观光，仍有许多尚未被发掘的价值，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用不同模式的合作，与乡村和好，让乡村价值被慢慢看见。
在日本东北911地震海啸后，决定创办《东北食信通》杂志的高桥博之，以订杂志送食材的方式，介绍东北富饶的农渔产，借由农村价值的再发现，希望可以连接都市与地方。高桥博之说：“那些在都市已经消失的，用金钱无法计算的价值，仍保留在乡村社会里，但单凭乡村的力量无法使之存续。如果能有对那些价值感到共鸣的都市居民，从新知识、技术、网络、资金筹措等个面向提供协助的话，才有办法将那些价值共同守护起来。”
改变乡村的力量
台湾乡村正在一点一滴地转变。引起这些改变的原因包括：一级产业（农业）价值逐渐被看见，网际网路发展，以及便捷的大众运输系统缩短了城乡距离。这些改变，让乡村展现不同以往的生命力；许多选择进入乡村的人，不只是追求梦想，而是表现出愿意经营乡村生活的态度。这些改变的力量，点点滴滴汇流成由下而上的乡村治理：
首先，乡村谋生模式开始转变：欧洲、日本与台湾都在思考，农村如何从过去一级产业（农牧），跨向最近火红的三级产业（观光），拓展更多元的产业发展型态。其中台湾随日本的脚步喊出“农业六级化”政策，指农业生产（一级）× 农业加工（二级）× 销售（三级）的产业发展模式，其旨在发挥农业生产的加乘效用，增加农民收入。
以德国为例，农村中的居民除了进行农业生产外，居民也会从事农产品加工（如果酱、饼干）、在地食材餐饮料理、甚至是农业生技研发。而在泰国则是兴起到有机农家学做泰国菜的行程。台湾也开始引进这类厨艺学校，作为农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其中一步。
第二，乡村人力朝向多工：多工，指的是多样专长。随著近年社会价值观转变，加以政策鼓励青年返乡，不少年轻人带著原有的专长回到家乡，或是从城市移民到乡村。因此十年前开始出现“半农半Ｘ”的生活型态，也就是是在乡村中，过著兼具农耕生活与其他行业的生活。例如宜兰一位科技大学资讯系毕业的年轻人回乡务农，发挥其对于开放原始码生态学（Open Source Ecology）的研究与机械自造的专才，设计了农业用的气候观测仪，透过这些装置，期望可以减少农户们管控水闸门的次数。
近年，更看到了“半X半Ｙ”的新型态，即回乡后的农村生活与农业无关，而是与其原本的专业加上其他农村服务业，如建筑设计师也是民宿经营者，或是同时经营在地书店者与餐厅。此外还有“半城半乡”，仰赖高铁的压缩时空距离，可以过著工作在乡村，而假日回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新的“城市移民”进入乡村后，乡村人口除了以往的农户，也因为这些城市移民而有进一步分工的机会。
第三，“人际网络”的重组：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建构在农业生产体系与邻里关系上。现今在乡村出现返乡或移居青年，开始在农村中逐步建立新型态的“社群”，成为一个无形的社会网络系统。这类社群网络或许是因为议题而串连，例如中部对pm2.5空污的抗争行动网络；亦可能是兴趣集结，如有机农作耕作；还有商业模式合作，如书店经营者与民宿业者合作；或是是对乡村环境经营的社群。
这类在乡村中出现的网络关系，展现了乡村互助模式，也是一种新的人情味串连。移居返乡青年多具备不同专长──如广告行销、室内装修、有机农耕、木工、料理等等，在乡村创业或生活上得以相互协助。除了在移居返乡者间形成这类网络，其也会渗透到原本在地的人际网络，让乡村慢慢产生良性变化。这也展现了乡村强调的社会相互支援体系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城市中所欠缺的。
第四，重视营造可居生活：台湾面临著严重且快速的老年化危机，预计到了2050年，老年化比例约为39%，每十位人口中就有四位为六十五岁以上。这对已经流失大量青壮人口的乡村而言，冲击更为明显。在日本，二十年前就浮现“限界集落”的危机──限界集落指的是社区一半的人口为六十五岁以上，且人数少于五十人。很多村落面对这个危机，开始思考如何透过经营社区生活品质，社区闲置房屋整理廉租，打造有机耕作的生活模式，以吸引外地人口迁入居住。
目前台湾政府政策大力推动移居或青年返乡，仍欠缺对于乡村生活如何让“宜居”的思考，尤其在教育、医疗与创业友善等议题上，这类议题目前仍多由 NGO 团体投入，如南回医院筹建、为台湾而教等。
第五，永续发展逐渐受到重视：气候议题已经显而易见，在乡村中碰到的问题包括不当开发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不当政策对于环境的破坏（如农地种电、大型农地开发、农舍兴建等），因而越来越多乡村开始自发性地寻求永续发展。在国外出现生态村的生活实践模式，在台湾则是开始引入里山（satoyama）、里海等理念。除了理念型的环境保护，亦有以科技落实农村永续发展的新兴产业。例如新竹元沛农坊就是以科技推动永续农业，将厨余与农业废弃物成为农业堆肥，落实“从摇篮到摇篮”的资源循环概念。
空间专业者的“自组织”
从上述农村的细微转变中，可以看到许多带有不同专长的人关注乡村，投入其中。有些空间专业者（例如空间设计、城乡规划）更选择在乡村落脚定居，除了继续接案工作外，也投入实践会随著在地脉动成长的“空间自组织”行动。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意指基于某些理念而集合在一起，自我组织起来的一群人；其为介于政府体制与个人间，非制式的合作模式。若自组织针对某些议题而进行空间营造，就在学界被称为“空间自组织”（Spatial Agency）。其不限定参与人员为空间专业者，而是强调人们应跳脱政府与资本主义下的管控，保有对于空间的自主营造能力。
根据近一年观察台湾目前乡村空间自组织的实践，初步将其分为几个阶段：
“起步阶段”者，进入社区时间约一年到五年左右，大部分是因为大学课程或学校计划，开始于学校周边乡村展开行动。许多学生于课程结束或毕业后，选择在社区蹲点并与社区共同寻找解决对策。
例如南投埔里蓝城社区，就有五位暨南大学学生进入社区一年，租下空屋打造社区交流空间，并成立在地有机农产品的品牌包装与销售平台，开始了半农半Ｘ的生活。另外，台南艺术大学的社区参与课程，近年则选在台南官田大崎社区，并将社区中闲置的木造建筑中山堂改建为大崎儿童艺术图书馆。其中研究所学生林建叡，全程参与资金筹措、施工、开幕营运的过程，该名学生在毕业后也决定在大崎社区住下并开设工作室。
“中期阶段”的自组织，通常在乡村五到十年（或以上），其通常已在乡村找到一条“似乎可行”的方向，但在延伸社区参与，或形成可永续发展的产业机制上，还需要再继续累绩。
这阶段以南投竹山何培均的“小镇文创”最出名。何培均将其经营民宿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与竹山小镇的复苏之路进行整合，包括提供外地青年常住，推动专长换宿的模式，从中挖掘长住青年对于竹山镇的特色回馈。这两年，他更进行镇上闲置建筑空间的重新整理，如竹山台西客运站的二楼空间，与陈永兴建筑师合作改造后，成为在地食材的餐厅与竹艺文化的展示空间。
此外，关心环境生态的人禾基金会，则利用林务局计划，整合在地地主，将贡寮废耕的水梯田逐步复育，推动有机耕作。该计划主要目的，是为维持山上梯田的持续耕作，是维持下游拥有稳定水源与保护山林栖地。
“成熟阶段”表示空间自组织不但借由空间营造改善环境，并已发展出一条适合社区、符合社区文化的产业之路。例如，新故乡基金会在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区深耕十五年，陪伴一个原本没落的社区走出地震阴霾，以经营生态旅游的模式，成功复育在地蝴蝶，并借由培育居民成为导览员与经营民宿等，导入社区经济。其成功落实创造社区就业、思考社区环境生态价值等目标，进而改善了原本人口外流严重的乡村。
乡村思考实践的接力赛
在台湾谈到农村再生，常常会提到日本的“地域创生”政策与相关案例。然而，以北海道小樽仓库的发展为例，其虽引入了大量观光客，但利润却为外来的商人所垄断，小樽的旧市区还是呈现衰败没落的景象。
这样的情况也在台湾发生，如前述提到的高跟鞋教堂与北门水晶教堂，吸引观光客后引入摊贩或商家，极少为在地人所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对乡村的永续发展助益有限。我在台东池上碰过的一位，返乡经营咖啡厅多年的创业者即说：“要回来（或移居）乡村，必须知道乡村需要什么？而自己能提供的事情是否是乡村需要的？供需之间，必须对应，才会成就多赢的局面；而不是回来消费乡村资源。”
前宜兰农业处处长、于四年前选择移居宜兰的杨文全，在接受关键评论网的采访中谈到农村未来的发展。杨文全认为“农村创业”是重要的趋势，“要在农村发明新工作，而不是找工作”。他认为需要敢于冒险的人去“无中生有”，进到农村创造工作。
笔者这一年开始对乡村进行观察与了解，在接触乡村后，发现自身城市人思维局限了对乡村想像。以往惯于用产业开发或引入就业等目标投射于乡村，但这些看似立意良善的目标，其根基应该先回归到在地需要什么，并且与在地建立链结，从土地上长出“关系”与“创意”。乡村需要的不是短时间就要见到绩效的施政项目，丢掉以大型观光建设带动乡村发展的思维吧，把乡村经营成生活、居住、起家的好所在，吸引愿意投入、愿意倾听、且愿意一同发挥社群之力，共同思考如何前进的力量。
编按：本文初稿原刊于《眼底城事》，经作者增补后授权《端传媒》编修转载。
（陈懿欣，淡江大学建筑所博士班，《眼底城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