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平成6年，春天。
日本发生了战后几十年都未曾发生过的白米短缺。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贩米店等门外都大排长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市民，听到新闻说政府为了应急而从泰国、澳洲、中国、美国加州等地运到的白米发现有发霉变色等状况，有的甚至晨早六点便到店外开始排队，等候购买粮仓藏量几乎见底的国产米。在日本这个白米自给率历年均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国家来说（即白米产量高于消费量），平成6年春天这个情况，与其说是罕见，不如说是巧合，难怪有论者不无讽刺的称为“平成米骚动”（Heisei Rice Riots）
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由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美国等主要农业出口国对付完欧洲的农业及食物保护政策后，矛头便开始直指日本。除了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其众多种类食物的入口关税和相关的限制，其中一项最触动舆论及普罗大众神经线的，就是要求日本开放大米市场，又或者，至少容许其他国家的大米入口。为什么这要求会特别触动神经线呢？这需要由日本的粮食规管制度及法律入手。
日本农业的格局，即农民的农产经合作社卖给食粮局作中央分配，在四十年代已奠定雏形。
日本现代粮食体制的出现，一般都认为源于1918年于富山县鱼津市燃点起的“米骚动”（Rice Riots）。事态以大规模的拘捕及检控平息，这却令日本政府开始思考如何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及价格的稳定。日本的各种农业合作社制度，便是当时政府为了由农村层面开始建立采购和流通系统而协助成立的。到二战期间的1942，由于粮食供应日益紧张，“食粮管理法”（Food Control Law）正式实施，农民所有收获的米，扣除配给量后只能卖给“食粮厅”（Food Agency），该局亦是唯一能销售大米的单位，任何大米的出入口也只能由该局决定及执行。日本农业的格局，即农民的农产经合作社卖给食粮局作中央分配，在四十年代已奠定雏形。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当然影响着这个体制的发展与演化。全国农业组合连合会（简称JA）基本上成为了全国农民的政治代理，数目庞大的农业人口构成了JA的政治肌肉，而每年一度JA与政府谈判国家向农民收购大米的订价，便成了JA展示其政治力量的舞台，而整个农业体制的目标，也由保障食物供应和价格稳定，逐渐转化为维护小农生计。
从另一角度看，农业与战后执政几十年、保守的自民党，便多少交织出某种勾结的共谋关系：政府投放资源于收购农产、农村基建及福利，农民生活安定之余又可投桃报李以选票回赠。这种政治关系便衍生了可能是日本独有“半农半工”的农民形态：这种农民的生计由每年种植一茬水稻及别的非农工作组成，他们每年有部分时间（如冬季）到城市打工，投身工业经济，到水稻生产的季节则高高兴兴地回家乡种植水稻，按政府高水平的收购价出售稻米。故此当亚非拉等地区一般都是农村与城市平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则是反其道而走，由七十年代始至起码九十年代，日本农村家庭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超越城市家庭！换言之，稻米之于日本，除了具备符号、精神维度，其物质条件也高度繁复，环环相扣：有执政党的政治利益、有农民半农半工的经济模式、甚至有JA这个下接小农上接全球农产金融，too big to fail的政治代理。
稻米之于日本，除了具备符号、精神维度，其物质条件也高度繁复，环环相扣。
在日本的农村，JA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以笔者待过的松代为例，火车站一出来就是一个大型的JA谷仓，由松代开车到津南十日町等地方，又会经过什么“渍物仓”、农机的“格纳库”、加工厂等，在镇上见到合作社银行、食品超级市场、JA的办公室和农业资材馆等。与个体小农户介面，JA的业务便包括向农户采购农产品、加工、销售，供应包括农机、种子、幼苗、肥料、农药等的资材，还包括社员生活如银行、保险、教育、医疗等社福和互助的层面。从JA作为一个极庞大的科层组织来看，除了于农村层面与社会互动外，它本身也是个选票极多的政治力量，还有更重要的，它已成为了全球性的农企，投资不同地方的农业、贸易全球的农产品。这就将我们带回94年的平成米骚动。
94年春天对日本来说是个百感交集的时候：统计上农业人口老化、口味上白米全日本吃得越来越少、政治上农业政治代表有多于实际农业人口之嫌（所谓over-represented）、公共财政上政府有意见希望开放市场引入更多进口货，减少政府补贴、泡沫经济爆破，余不一一。93年自民党历史性失去多数党地位，无巧不成话当年水稻失收，关贸总协定的自由贸易谈判，在全地球农民越来越受压迫的当下，给了后世一道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的米骚动促成了整个漫长二十世纪日本农业的保护及补贴机制，二十世纪末的米骚动，却仿佛体现了原制度在新时代的格格不入。
谈判中一个关键的争论，是日本希望保护国内稻米农业，阻止国外廉价稻米进口，然而另外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业和其他农产出口国却要求自由贸易。日本怎样办呢，一方面当经济其他部门已全面地也漂亮地与全球经济结合，另一方面要求保护国产稻米，同时由于大米失收食物局需要到不同国家张罗以维持基本供应。平成年代的米骚动，这称呼之所以带有讽刺性，便在于此。二十世纪初的米骚动促成了整个漫长二十世纪日本农业的保护及补贴机制，二十世纪末的米骚动（虽然只有排长龙而没有真正的破坏），却仿佛体现了原制度在新时代的格格不入。
香港有大学教授早前说本地农业不足本地生产总值的1%，谓搞农业不如搞动物园云云。日本的经验却是九十年代当农业的生产总值只占全国2%，农业生产、自给率等议题讨论仍然是头等大事；任何人都可以甚至嘲笑日本国民对国产米的固执，但却无法否定和取销他们拒绝吃混了加州米的白饭。没有人知道若果完全减去日本政府的农业补贴，日本经济是否便马上跑赢全球；又或者，其农业也不能脱离对其他地区更下栏农业的剥削（如大额投资和消费巴西及中国大陆黄豆作饲料）。它的问题与其说是补贴太多影响国家竞争力，或者阻碍国民享受国外廉价农产，不如说是她以其当时超大的资本，建立了一个未知是否可持续的小农乌托邦，而毋须走以北美为例的资本密集同时也是政府高度补贴的大农企模式，也毋须要走小农被无情剥削甚至走上自杀绝路的第三世界模式。
在日本这个超级消费主义的国度，粮食竟然经历了几十年绝对的“计划经济”（甚至是“政治”经济）
在松代看见邻居的老夫妇，虽然两口子仍然要每天落田，制作渍物，偶然送到散落日本不同角落大都市的儿女。粗活是粗活无疑的了，但起码还有个农村家乡，开门见到山，田间还有雀鸟青蛙鸣叫。JA是靠向这些农民和近年大增的副社员放债致富了，成了全球龙头农企之一，向政府交税的所有平民百姓，也实际上在其城市生活中补贴农村。九十年代之前，除了一部分从农民直到消费者的独立买卖的“自由米”，白米这主粮几乎是百分百的国家规管和专营，毫无市场可言。在日本这个超级消费主义的国度，粮食竟然经历了几十年绝对的“计划经济”（甚至是“政治”经济）。她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自由贸易派经济学者恶绝，关心第三世界和农业发展的进步知识分子艳羡的功课——三农的经济表现和生活质素甚至跑赢城市人口。
拍成电影的话，日本农业这片将是悲剧／宿命感相当强：无论政府多年来对内以补贴及各种资本投放来规管和稳住生产，对外则挽狂澜于既倒地坚持保护政策，但当农业人口平均年龄直迫七十、弃耕农地已达一百万公顷、国民口味逐渐转离白米的基本条件下，93年寒冷的夏季——该年水稻历史性失收的主因——无疑六月飞霜，尤其凛烈和肃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