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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裴伟:黎智英要卖《壹周刊》,要我找买家

“这样的环境或许是一个机会,如果台湾社会肯定‘好的新闻’,或许我们就有存在的空间。”——裴伟。

端传媒记者 吕苡榕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6-09-09

《镜周刊》董事长裴伟。
《镜周刊》董事长裴伟。

编按:《上报》、《信传媒》、《报导者》……近一年来,台湾的新媒体网站像雨后春笋般地一个接着一个冒出头来。每一家登场之初,总引起媒体圈和公众一阵猜测:它的编采团队有哪些人?老板是谁?政治立场如何?甚或是不是“中资”?

在这一波“新媒体热”里,最受人注目的要算是《镜传媒》——事实上它的名字也才曝光不久——它的主事者,是刚刚离开《壹周刊》社长职务的裴伟。环绕着他和《镜周刊》的各种关于资金来源的猜测,以及“挖光了《壹周刊》”的传说,着实替这份新创媒体添上了几分神秘色彩。

裴伟日前接受了端传媒的独家专访,证实这份纸本与网站兼备的新媒体——纸本《镜周刊》与网路(网络)《镜传媒》,预定10月登场,大马金刀地杀进台湾媒体的战国时代。

新媒体投资人皆为台湾本土企业家

记者开口约访,裴伟一口答应得很爽快。谈话时,他的声音不疾不徐,挂着无框眼镜的圆润脸庞,没有太多情绪起伏。当他思考着用字遣词时,总会喃喃地以“这样讲好了”这么一句做开场白。讲到无奈处,则是伴着一串苦笑。

5月31日,15年前《壹周刊》创刊的日子,同时也是裴伟离职的日子。离职后短短3个月内,裴伟领军的新媒体便悄悄生成。谈起从离开到另起炉灶,裴伟笑着说,“一切都是谢国梁起的头。”

谢国梁出身基隆的政治世家,身为第二代,在29岁时他曾经接下家族的棒子,担任了11年立委,2015年放弃连任,转将事业重心放在影视娱乐和媒体业。在华语世界大红大紫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就是谢国梁公司的第一部投资作品。

“谢国梁是我好朋友嘛,他离开政坛后,开始投资一些娱乐产业。知道我离职,就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个娱乐相关的网站。”对于好友的提议,裴伟迟疑了一下,“我跟他说‘娱乐,也是ok。但我的专长是做新闻。如果要做媒体,娱乐只会是其中一环’。”听到裴伟的回应,谢国梁说“他再看看”。

同一时间,开始有投资人接触裴伟,加上谢国梁也找了一些朋友来合资,就这么促成了一个媒体的诞生。“7月份以后,这件事大概就确定下来。”同时裴伟也婉谢了其他邀约。

外传裴伟的新媒体,董监事名单不乏政治色彩浓烈的人选,“那是因为一开始是谢国梁起的头,所以弄起来以后,他就找他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的人来当董监事。”(编按:谢国梁现为英文《中国邮报》董事长。)

“另外,媒体报导我们董监事名单出现‘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黄麟翔’,其实那个人只是同名同姓,他是金融圈的人,完全跟政治无关。”裴伟笑着解释。

媒体环境如此艰困,为什么仍然有人前仆后继愿意投资媒体?裴伟笑了笑,“这样讲好了,他们其实有些人当时非常想要买《壹传媒》。既然老板不卖,有适当机会,他们就来办。”不过投资人究竟是谁,裴伟依旧三缄其口,仅强调绝对没有外传的香港影视大亨于品海,也不会有中国资本。“全部都是台湾本土企业家,投资人有三位以上,且每人投资不超过五成。”

裴伟说,《壹周刊》内部的不安来自于纸本是否收掉的恐惧,以及数位化过程的疑虑。他透露:“之前老板跟我说要卖《壹周刊》,叫我去找买家。”这几年《壹周刊》要出售传言早已传个几回,但那次谈话,裴伟觉得,老板是真的要卖了。

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2001年将《壹周刊》带进台湾,裴伟从《壹周刊》创刊的第一天就在这里,堪称肥佬黎手下最重要的一位台籍干部。但如今为什么裴伟连同台湾《壹周刊》的一大批资深员工大举出走?出了什么问题?

裴伟说,《壹周刊》内部的不安来自于纸本是否收掉的恐惧,以及数位化过程的疑虑。他透露:“之前老板跟我说要卖《壹周刊》,叫我去找买家。”这几年《壹周刊》要出售传言早已传个几回,但那次谈话,裴伟觉得,老板是真的要卖了,“他这样讲,那我就去找(买家)。但四天后他反悔了,跟我说他不卖。”

四天之内的反覆,让裴伟感觉,这么大的事怎能如此仓促,“这对《壹周刊》本身不好、对老板不好,对我去外面接触的买主也不好。所以我就想,早点离开吧。”

至于为何四天内缩手反悔,裴伟认为,黎智英觉得《壹周刊》目前发展影音,这一块在他手上,会做得比别人更好;另一方面《壹周刊》留在壹传媒集团里,效益更大。因此才会临阵喊卡,不愿出售。但对于纸本《壹周刊》是否存续,黎智英的态度依旧暧昧。

“8月时我和老板吃饭,他跟我说,他身边的人劝他,纸本还是有品牌价值,这个价值能够支撑网路。所以对于纸本是否收掉,那时他说:‘再看看’。”同一天下午,黎智英也对《壹周刊》同仁强调,不会收掉纸本,会继续以这个品牌经营网站,请同仁多做影音。但这番“稳定军心”的谈话,裴伟觉得,“他(黎智英)一直以来都认为纸本已经没有(市场)了,所以我想,纸本收掉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这一连串的态度反覆,对内部造成不小的恐慌。

转型须内容与形式相互配合

近年来,黎智英大力推动集团的媒体走向数位化。但在裴伟看来,这恰恰是让人才大举出走的原因。有人说裴伟和黎智英对数位化的立场不同,裴伟解释,十多年前他从传统纸媒转战台湾第一个原生网路媒体《明日报》,再从《明日报》到《壹周刊》,他对于媒体形式的转变原本就充满好奇并愿意尝试,并不会抗拒。但“过去老板渴望《壹周刊》快速转向数位化,却忘了转型不是只有内容转,形式的转型也得完全配合。”

裴伟举例,之前《壹周刊》为了快速数位化,因此APP格式直接套用香港《壹周刊》的版型,结果中间出现的bug,花了一年时间才修改完成。

另外《壹周刊》也直接购买美国系统处理上稿流程,“但这套系统非常难用,光是上稿就得重复贴好几次,过程太繁杂。有时候一篇文章发了一个礼拜还发不出去。”内部记者也埋怨既有版型根本无法消化影音内容。

虽然《壹周刊》内部自组一支技术团队来协助处理各种状况,但编辑部遇上技术问题时,却没有办法得到即时地解决。裴伟有些无奈地说,过去编辑部的状况总是第一优先要被处理,如今似乎“经营媒体”已不是核心理念,因此编辑部提出的状况,不被视为第一要务,“一个稿子发不上去的问题,得要几个月才解决。”

除了技术上的折磨,转型数位过程中,对于“内容”想像的转变,也是另一个煎熬。彼时《壹周刊》为了走向数位化,开始发展“即时新闻”与“线上影音”,旗下记者也被交办得要出即时新闻、配合影音制作学习写场记。

“上面就要我们第一线记者去上几堂课,然后连根本都还搞不清楚场记、分镜要怎么做时,就被推上线了做影音。”一位已经从《壹周刊》离职的记者“小明”(化名)接受访问时说,为了配合公司政策,记者开始得身兼编剧导演。内部记者细数数位化以后的工作改变:除了原本的采访写作外,还得为了影音制作分镜与场记表,另外每一篇报导还要拆成好几篇即时新闻放上网;而原本担任平面摄影的人,还得拍摄影音,甚至连影音内容的配乐与字幕,都由摄影一手包办。“等于一个人身上背了两、三个人份的工作量!”

小明说,最荒谬的莫过于做决策的高层,对于影像或数位也并非专业,因此检讨会议时的诸多批评,其实也只能给出例如“这不够活泼”,或是“这看起来很单调”等空泛的建议。底下的人也只能无头苍蝇似的调整制作方式,“像是找一些三姑六婆来配音,看会不会活泼一点。但这种内容读者看一则会觉得有趣,三则、五则影音都长这样,只会觉得很腻。”他无奈地说。

裴伟自问,《壹周刊》的数位化难道就是得和《苹果日报》走同一条路径吗?广发即时新闻吗?……叫《壹周刊》的记者去发即时,那也发不过《苹果日报》啊,对《壹周刊》没有好处。

对数位化前景的不安,加上内部希望资深员工优离(指公司祭出优惠离职方案,鼓励员工自愿离职;香港俗称肥鸡餐),交互成为一股推力。因而5月底,连同裴伟在内,共有16名主管离开《壹周刊》,总计走了52人。加上之后又陆续离开的30人,人物组、财经组、美食娱乐……等组别,几乎唱空城,得靠《苹果日报》的人力应急。一位这段期间进入《壹周刊》的新记者形容如今的《壹周刊》内部,弥漫着力挽狂澜的末日场景。

回忆起这段历程,裴伟自问,《壹周刊》的数位化难道就是得和《苹果日报》走同一条路径吗?广发即时新闻吗?“过去《壹周刊》和《苹果日报》是‘双塔’,各有各的特色。现在要让《壹周刊》去做《苹果日报》在做的事,但叫《壹周刊》的记者去发即时,那也发不过《苹果日报》啊,对《壹周刊》没有好处。”

数位化的惨痛经验让不少人早已选择离去。5月开始《壹周刊》也因应数位化,针对内部员工进行重组,推出优离方案。“这样讲好了,现在虽然《壹周刊》对外宣称会继续经营纸本,但当时老板是一直考虑要收掉纸本的。所以当时跟我谈,要以收掉纸本为前提来减少人力。老板的设想是,数位化以后应该要换一批人来做,这些人可能年轻点、资历没那么长。但他们也成本低一点、可能性高一点。”

新媒体筹组的这段日子,《壹周刊》陆续出现出走潮,内部记者更听说裴伟以“薪资水平不变,同时每月支付在《壹周刊》年资换算可领到的资遣费”作为诱因,大举挖角老东家人才。

面对这样的传言,裴伟澄清,自己并没有特别挖角,也没有外传的“每月摊提资遣费”。他认为《壹周刊》出现出走潮,主要原因来自内部的不安,因此即便自己没有创立新媒体,《壹周刊》里的人也会离开。

走向数位化不必然得要让内容“讯息化”,好的故事应该仍旧是媒体的核心。
走向数位化不必然得要让内容“讯息化”,好的故事应该仍旧是媒体的核心。

纸本不死,相信阅读

与这几年陆续出现的新媒体不同,裴伟创立的新媒体,保留了纸本,同时也朝数位迈进。双轨并行的企图,让外界好奇,纸媒销售下滑的年代,裴伟何以仍持续拥抱纸本?对此他笑着说,“过去老板(黎智英)常说我们这些主管‘太迷恋纸本’,但我跟他不一样,我认为纸本媒体是不会死掉的,我相信‘阅读’这件事。”

另外他也认为虽然纸本的阅读人口数持续下降,且年龄层偏高。但相对而言,纸本的广告营收依旧赢过网路,以《壹周刊》数位化两年的经验来说,网路的广告营收只有四分之一,大部分依旧来自纸本;且阅读纸本的人口在购买力上也相对较高,从这个角度来看,纸媒的广告依旧不能偏废。

对于纸本和数位平台的关系,裴伟强调:“《壹周刊》平面转数位的经验,让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绝对不能只是平面转数位’。”《壹周刊》一路磕磕绊绊的数位化过程,冥冥之中似乎成了裴伟在描绘心中的媒体图像时,参考与学习的对象。

如今要自组新媒体,裴伟说,过去黎智英认为线上阅读的未来趋势会是“影音”,他很佩服也认同这样的远见,因此他也会朝这个方向前进。裴伟规划将以“两组人”来做,“之前我们都太便宜行事,叫记者做他不擅长的事。记者擅长采访一个好的故事,但他脑袋里不一定会有画面。现在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影音小组,目前有36人。他们会负责写脚本、拍摄。”

裴伟说,走向数位化不必然得要让内容“讯息化”,好的故事应该仍旧是媒体的核心。未来记者与影音小组合作,在题目规划的初期便开始设想如何以影音方式呈现。文字报导与影音产品将会是相互合作但又各自独立的作品,甚至影音产品也毋需配合杂志出刊时间来上线。

除了影音小组,十多人的技术团队也正赶制着网站与APP。“过去《壹周刊》能闯出一些名号,靠的是好的故事与独家新闻。我现在想的,就是如何透过不同载具,让这些故事呈现的方式更多元,被阅读的可能性最大化。”裴伟说道。

裴伟说,过去广告主常会问,他们的广告能不能不要放在某些新闻旁边,可见广告主也希望有个更适合自家产品的干净广告空间。将不同取向的网站区分开来以后,广告主便能锁定目标读者投放广告。

不过这次转往《镜周刊》的,多是过去《壹周刊》的高层,这两年在《壹周刊》的数位化过程中,不乏被底下记者质疑,不了解网路与技术,只会出一张嘴下指导棋,搞的第一线的记者与摄影得要为了毫无章法的指令一窝蜂的忙乱。同一批人,是否能突破《壹周刊》这两年发生的困局,还有待未来验证。

有趣的是,先一步办了新媒体的《上报》总编辑谢忠良,坦言如今的媒体已经不是“大兵团”时代,但裴伟的媒体,则希望将编辑部扩充到120人上下。在纸本媒体获利下降,网路获利尚未找到出路前,这样的“大兵团”该如何存续?

裴伟强调,除了纸本的广告要能掌握住,网路广告方面,《镜传媒》规划将会针对不同内容制作个别的网站,“新闻与人物、娱乐和美食旅游,都会有个别的网站。”裴伟说,过去广告主常会问,他们的广告能不能不要放在某些新闻旁边,可见广告主也希望有个更适合自家产品的干净广告空间。将不同取向的网站区分开来以后,广告主便能锁定目标读者投放广告,“等于我们帮他先分众了。”

另外裴伟也预计将部分内容,例如:娱乐美食的文章授权给其他平台使用。“像中国他们很喜欢看我们的娱乐新闻,把内容授权出去,也能有部分收益。”

当然这样的收益恐怕比不上“烧钱”的速度,尤其“大兵团”编制下,每月成本支出恐是千万(约245万港币/31.7万美元)起跳。“我一开始也跟投资人说清楚,如今媒体环境已没有过去那么好,今年第一季台湾媒体广告量大概都跌了四成左右,尤其电视台更严重,那第二季也看不出有回升的现象。他们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得面对前三年一毛都没赚、一张广告都没有的状况,那他们要投资,就得准备我这么多子弹。”

肯定好新闻,媒体才有生存空间

15年前《壹周刊》曾为台湾媒体带来一股刺激,腥膻色的内容与颇受争议的采访风格也让外界多有责难,裴伟自己也因此惹上不少官司,甚至曾一日内被告4次。

“我身上官司大概250件以上吧,以后还要继续为《壹周刊》上法院,这都没问题的。”裴伟淡然的说,有些新闻势必得要以这些方式取得,既然是必要之恶,那便承担结果。“不过现在可以选择,那未来在新媒体,过去《壹周刊》腥膻色的部分,将不会再做。”

裴伟也强调,即便外界对《壹周刊》有褒有贬,但它的确打破过去台湾媒体稳固的结构与政商关系。这一次裴伟带着《壹周刊》人马自创品牌,裴伟自述,这几年台湾媒体被看作逐渐沉沦,读者信任度锐减,“我不觉得问题出在纸本或网路这类形式上的转变,重点出在‘老板的心态’。”

就在裴伟离职前,《壹周刊》接到一通电话,讯息内容透露裕隆集团董事长严凯泰因病住院的消息。那次《壹周刊》稍作采访后,便将讯息以300字左右的快讯发布在网路上,没过多久,其他新闻网站也陆续出现同样一则新闻。“那内容大概就跟我们发出去的那300字差不多,也没写引述或转载自《壹周刊》。”

他感慨,过去《壹周刊》处理类似故事,像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生病的消息时,不但会从当事人如何得知生病,甚至求医过程都钜细靡遗地采访完后,再以一篇完整的故事内容刊登在杂志上头。“这样的内容是有可读性的,而且别人转载你的内容,还会尊重你,写转载自哪里。”

但如今多数媒体老板以“讯息化”的内容塞满版面,不再花成本与时间取得重要的新闻,甚至觉得网路讯息是廉价或免费的。“很多讯息在网路上飞来飞去,你可以抄,那干嘛花钱去拿到;你可以找刚毕业的学生、找工读生去抄别家的内容就好。别的报纸也觉得他们何必花钱做这件事。”

这样的恶性循环,成了15年后台湾媒体环境再度“很闷”的主因。彼时的安逸与稳定,让媒体难有突破;此刻对于新闻的便宜行事,让媒体变得乏味。“这样的环境或许是一个机会,如果台湾社会肯定‘好的新闻’,或许我们就有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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