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张钊维:教育树人,而不只是树国民、树公民

教育的意义为何?教育体系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张钊维

刊登于 2016-09-04

台北一所學校。
台北一所學校。

多年以来,各方进步人士对东亚教育体系的攻击,未曾断过。近一年来在微信公众号上流传的一篇文章,由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村修二所写,编辑下的标题是:“日本诺奖得主:东亚教育是在浪费时间,所有人都身受其苦”

我对这样的标题有着极其强烈的反感。我自己就是在东亚教育体系底下“浪费时间”而成长起来的,难道,中村先生的意见是要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笨蛋、都是活该、都是垃圾吗?

仔细阅读中村先生的文章,其实许多讲得到位之处,并且让我想起三年前我拍的【教改学堂】。中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亚基础教育体系当中的普鲁士基因,我在影片开头也提到了普鲁士是近代小学教育体系的滥觞,并且经由中国与日本,而形成我所接受的台湾中小学教育的基本模板:早上七点出门上学、朝会、早操、上几堂课、午休、再上几堂课,放学回家写作业,附加的教育内容还有傅科(Foucault)所说的规训与惩罚。一百多年前普鲁士创造这套体系,是为了培养忠于国王,并且能在工厂流水线、企业与官僚体制里,以及热兵器已占上风的国防线上,尽忠职守、兢兢业业的好国民。

一百多年前普鲁士创造这套体系,是为了培养忠于国王,并且能在工厂流水线、企业与官僚体制里,以及热兵器已占上风的国防线上,尽忠职守、兢兢业业的好国民。

这是当代民族国家体系必然的结果。有边境海关、有军事武装、有国民身分证、有GDP,那么,这样的系统能不复制一批尽忠职守的国民来证明自己、保卫自己吗?于是,普鲁士体系之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有其必然性。如果要攻击这套教育体系,标的应该不是教育本身,而该是去整个推翻十七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而这个问题,是教育部门能处理、解决的吗?你要他们自宫吗?

培养好国民的教育体系,在一战之后经西方主流国家修正为,培养好公民的教育体系。好公民是指,能够自主思考、自主学习,继而懂得参与民主生活,能够行使选举权与罢免权。这大约也就是主流民族国家在帝国主义瓦解之后的自我修正,并从而以之作为重整世界秩序的所谓普世价值内容,或可称之为民族国家2.0。二战结束,西方主流民族国家2.0们一方面以民主为名输出公民意识形态,一方面以发展为名输出中低端的工业制程,借此双重绑定亚洲大部份国家,包括韩国与台湾。

今天,中村先生所诟病的,这些国家的教育改革是越改越头晕、越僵硬,其实就是这双重绑定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告诉学生要自主创造,一方面告诉学生要有生产力与竞争力提升国家GDP。那么,东亚国家有任何余地可以放心生产不关心国家GDP与竞争力的学生吗?面对这种战后世界秩序底下的双重绑定,这该是东亚教育部门要负责去面对与处理的吗?你要它们对西方主流国家的双重绑定发起反击吗?这些东亚国家的国防部、经济部与政党都不敢这么造次了,却要教育部门去冲锋陷阵当炮灰?

好公民是指,能够自主思考、自主学习,继而懂得参与民主生活,能够行使选举权与罢免权。这大约也就是主流民族国家在帝国主义瓦解之后的自我修正,并从而以之作为重整世界秩序的所谓普世价值内容,或可称之为民族国家2.0。

那么,教育部门该当做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多年来,教育改革吵了半天,不外乎就是在国民跟公民之间摆荡。但是,教育的根本,就只是为了生产循规蹈矩的好国民,或是会google、读得懂候选人政见、知道如何有知识有身分地干噍(闽南语:责怪)的好公民吗?

不管是好国民,还是好公民,都是人间现世的生存法则。教育用以树人,而人,不仅仅是在生产线上、官僚企业体制或国防边界之内,人,也不仅仅是会google、会辩论、会投票而已,人,更是立于天地之间、立于前世与来生之间、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一种存在。因此,如何真切地认知人的位置以及未竟之处,给自己留下一点敬畏与精进的余地,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即便是处在科学探索前沿的顶尖学者如中村先生这样,在面对不可预测、不可掌握的未知时,该当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谦逊与自持,而不是穷尽一切、人定胜天的自大与骄矜,这当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因此,许多顶尖科学家在那顶峰之处会需要宗教,我所认识的一位台湾科学家,研究最前沿的重力理论,在他凌乱的书桌上方,悬挂的就是心经。

教育的最终目的,该当是给人以身心灵的修炼与安住,是要造就出宇宙星斗万物间的好人,而不仅仅是生产民族国家1.0的好国民或是2.0的好公民。从那个高度下来,我们才能领悟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对现世此在有一个客观的理解与把握,而不是一方面跟着国防目标、GDP或各种评奖拿利益、团团转,一方面又开口大骂教育部门不长进。

教育的最终目的,该当是给人以身心灵的修炼与安住,是要造就出宇宙星斗万物间的好人,而不仅仅是生产民族国家1.0的好国民或是2.0的好公民。

东亚的古代教育,不管是印度的婆罗门教育、中国的儒学、日本的武士道,恰恰都是符合这目标的。然而在殖民化、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中,东亚本有的身心灵教育被阉割、被国民化公民化、被工具化。这就形成了中村先生所批评了另一个重点:儒家科举是另一个让东亚教育万劫不复的恶魔,因为它限制了创造力的发展。

然而,什么是创造力呢?是知道如何发明灯泡、火箭、电脑跟iPhone吗?开天辟地算不算创造力?植物发展防御动物的机制算不算创造力?人的创造力,在宇宙天地之间,又算什么呢?那许许多多批评东亚教育缺乏创造力的知识菁英,他们追求的创造力又是什么呢?或许,多半是急着在此生赚钱拿奖出名、急着在此生超英赶美、急着在此生成圣成王成佛吧?他们在急什么?这种以创造力为名,求在此生变现的急切心理,其实是非常功利主义的。而功利主义,肯定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故而,归根究底,我们能够完全相信那些市面上以创造力为名来非议教育的老生常谈吗?

不去质问政党、经济、国防、内政、劳动等部门,却把一连串根本问题通通甩给教育部门,我以为,这就是大部分当前东亚的教育改革论者最大的盲点。但是话虽如此,教育部门,该当负起的责任又是什么?

在此,我想提出两个余地,一个高大上一点,一个接地气一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现阶段民族国家1.0与2.0交杂的世界秩序底下,教育还是得部分满足百年来对于好国民与好公民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如教育改革者所日思夜想那样,老是“等待超人”、期待救世主与革命。但是,在这前提底下,我们还应当在教育当中给前述的“树人”这个课题留下余地:任何学校都应该引进对人在宇宙、天地与万物之间的思考与探讨,亦即,对身心灵的探讨,而不仅仅是知识技巧的传递、复制与记诵而已。在这一点上,东亚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其实应该要被正视、被活化、被重新整理,而不是如五四运动那样,被一股脑儿扫进故纸堆里头去。

在现阶段民族国家1.0与2.0交杂的世界秩序底下,教育还是得部分满足百年来对于好国民与好公民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如教育改革者所日思夜想那样,老是“等待超人”、期待救世主与革命。

但这种正视、活化与重新整理,也不能只是如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庸俗国学风潮那样子的崇古、复古,或者是新儒家的民主开出论。至于要怎么做,那将是另一篇文章了。

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教育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诸神退位所余下的思维空间中所形成的,此思维空间被称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但是东方并未经历这样的宗教改革,却又被强加以西方自主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使得东方教育当中的人的位置显得特别地抽象,甚且虚伪、无根。东方教育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的位置?这是教育改革者必须自问的问题。

或许论者会觉得这些都陈义太高,过于高大上,那么,另一个接地气的余地就是,让那些在教育过程中受挫折的孩子,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跟管道。

我在拍摄【教改学堂】的过程中,最受感动的,并不在那些创新的或体制外的教育实验,而恰恰是在体制内经历大规模改革之后仅存的技职教育,在校长有心经营底下,让数学、语文、理化完全不及格,又付不起高额私校学费的孩子,可以在技职领域找到另一片天空。这是台湾教育改革二十年来,非常重要的资产。当然,自学(home school)、体制外学校等等,也都提供了这样的管道与机会,尽管其学费要来得高许多。当前教育改革因此要做到的,是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开展更多这样让跌倒的孩子再站起来的余地,并且能够适切地降低就学成本让更多孩子受惠。这其实是当下教改最当应该追求的短期目标。

不管是高大上,还是接地气,简而言之,教育改革真正该当做到的,不是一味地鼓动创造力激情、鼓动对传统与体制的破坏、鼓动向西方看齐,而是,要去给对方留余地、给自己留余地,给前人留余地、给后世留余地,给欢乐留余地、给忏悔留余地,给聪明留余地、给愚蠢留余地,给健全留余地、给残缺留余地,给成功留余地、给失败留余地,最终,给人在天地之间的行住坐卧与呼吸气息,留一处有生命质感的余地。毕竟,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却,教育,为的是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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