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09年9月，香港开始实行新高中课程（由七年中学教育改为六年），并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列为必修科目。通识教育科内容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变化，愈来愈多青年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有人归咎通识科和通识教师过分“政治化”，惹起社会争辩。本系列文章由赵永佳教授与多位通识科老师共同执笔，希望将高中通识教育现场所见所感与公众分享，并廓清对通识科的误解与成见。
通识教育科自2009年被引入香港高中学制，成为必修科之一后，社会由最初半信半疑的态度到今天承认其公民教育的重要作用。现时香港社会正趋政治化，正如本栏4月3日的文章（《余健峰、赵永佳：通识科是防火墙不是洗脑机》）所说，通识科更形重要。然而，艰苦步来的学科，正面临内外交困的苦况。主要困难可见诸以下各方面：
一、对合约制通识老师不公
每年四月起，香港各中学便开始筹备新学年人手。由于学童人数随着人口老化而下降，学校管理层深感裁员压力。传媒报导通识科成为开刀对象，以合约聘用的通识老师能否续约成疑。由于通识科跨学科的独特性，意味任教不同科目的老师均可兼教通识科，令学校管理层牺牲合约制通识老师，以调拨资源支援其他科目。
令校长对通识科放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过往四年文凭试中考生均取得约九成的合格率（注一）。相对起来，中、英文两科由于合格要求较高，因此合格率远不及此数。固然这差异是因为通识科合格要求较低，但由此可以反映有关通识科的两点现况：
首先，通识科作为2009年高中学制改革后的新核心科目，任教老师均投入大量心力参与教师培训，科内老师并且会互相钻研。即使在过去一年多，笔者的“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便与教育局合办了四场有关通识专题研习的讲座，其中三场均逾百人参与，有两场更一早爆满。可见高合格率并非必然，而是众多前线老师努力的成果。
然而另一点现况是，正正因为通识科合格率高，学校管理层便可放心，转而把人力资源改为投进合格要求较高的中、英文科，甚至其他学校发展（例如生涯规划或资讯科技等）。结果，不少过去几年努力工作而累积了宝贵教学经验的年轻通识老师和教学助理均不被校方续约，实在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一大讽刺，亦浪费了大量的教师人才以及过去培训他们所付出的公帑及资源。
二、被扣帽子动辄得咎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部分亲建制政客重新启动对通识科的攻击，指其激化年轻人的政治取向，更扣上鼓吹激进政治等帽子；近月更开始有本港教育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矮化通识科的价值。（注三） 在本港九月即将举行立法会选举及年底开展行政长官选战的气氛下，这类攻击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有意见指通识科驱使学生走上街头，教育局更可笑地因应一些政客的意见，把全球通用的“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本科目的之一，改称为“明辨思维”，可见这类批评背后突显的无知。长期研究本港政治教育发展的香港教育学院教授梁恩荣在雨伞运动结束后，研究参与伞运的年轻人，结果发现驱使年轻人上街的原因，通识科的影响较小，反而因社会不公义而受到道德感召的影响较大。（注四）
另外的攻击包括：一方面有人指通识科由于不像传统科目如历史等有大量的资料背诵，因此缺乏内容含量而建议废科；但另一方面却同时有人指因通识科内容太多太广，师生难以适应、压力太大，因此建议废科。以上两种说法不单自相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引用香港考评局放在其网页上、用作展示学生作答水平的真实考生作答样本，来品评它们如何资料不足或资料太多。结果当然也是无的放矢的指控，为的是打压此科，避免年轻人讨论政治和关心社会，达到愚民政策的目的。
前线通识老师经常需要担心自己所教的内容，会否被部分政治取向较保守的家长投诉，也要担心何时会在政治压力下废科，而把自己所教所学付诸流水。这种无奈感实在难以言喻。
三、课程改革难有寸进
作为2009年才开设的科目，通识科的课程内容其实不无值得检视及改动的地方。例如部分前线老师曾指出课程涵盖的议题太多，在有限的高中课时里难以一一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通识科作为反映社会甚至世界潮流现况的科目，一些2009年开科前较少人讨论的议题，也值得考虑应否纳入课程，例如伊兰国等恐怖主义、亚洲地区如台湾和缅甸等地的民主发展、大数据对个人以至社会政治的影响等等。如何更新课程内容而又不致令其对师生造成太大压力，在开科后数年检讨，原本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由于上文述及对本科的各种政治打压，而特区政府上至行政长官下至教育部门长期民望甚低，不少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只会向北京献媚而非向港人负责，因此即使真诚的课程改革或讨论，均容易被政府利用为打击通识科而达到政治目的的阴谋。去年初教育局曾对通识课程提出中期检讨及改革建议，却被教育界及舆论一面倒地反对，而只能对现时课程作出小修小补式的改动而告终。短期而言，前线老师能抵挡住政府令人怀疑的改革举动，但长远而言，永远停滞不前却非可喜的现象，特别是对通识这以社会脉膊为基础的科目而言。
通识受压，社会整体受损
上述的种种问题，只是冰山一角。通识科内外交困，损失的不单是任教这科的前线老师，而是整个香港社会。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合约制通识老师的流失，绝对是对整个香港教育界的重要打击。笔者透过参与各项通识科专业交流活动，认识不少年轻通识老师，均是对教学充满热诚的教育界新力军；而通识科由于需要贴近社会议题而令他们勇于发声，绝对是为时常给人暮气沉沉感觉的教育界注入动力。
但他们却每年都要为来年仍可否续约而忧心忡忡，部分更因此而离开教育界，改投其他行业，令教育界痛失新血。令人气愤的是，其实从教育局的数字可见，小学及幼稚园的学童人数已从谷底开始反弹。换句话说，政府只需再补贴数年的教育经费，这群老师便可保住教席；而若学校能留住这班老师，待中学学童人数回升后，政府也不需大费周章重新投放资源，以培训新人取代这几年因缩班而裁减的老师，教学效能亦可得以保持，这才是政府适当运用公帑之道。
另一方面，香港社会日益政治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年轻人公民觉醒的趋势已成；但面对日新月异的政治形势以及新思潮，加强年轻人面对这世代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通识科作为必修科，培养学生理性批判思考能力，从不同持份者及思考角度、重视逻辑推论与例证的理性思维，以至人文伦理关怀的讨论，均是每个年轻人在踏入社会前必须拥有的技能，也是通识科矢志达成的目标。
由此可见，若然通识科以及任教的老师团队受到打压，受损的必然不单是通识老师们本身。整个社会浪费人力资源、放弃培训年轻人理性地面向社会，这些代价均是我们作为香港公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赖得钟，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
注一：通识科2015年的文凭试合格率（即取得成绩等级2或以上）为87.2%。资料来源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15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在各科的成绩分析》，下同。
注二：中、英两科的合格要求为成绩等级3，相对通识科的等级2为高；而两科于2015年的合格率分别为52.7%和52.4%。
注三：近期例子之一为程介明：《分数·评分·评级》。《信报》2016年5月13日。程教授为香港大学前副校长。
注四：梁恩荣、吕洁青：《“后占领运动时期”的公民教育》。《明报》201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