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
从产业与市场发展的脚步来说，这是不得不然的一步棋。如何从产能过剩、资源消耗的“世界工厂”框架中走出？如何建构内需市场而不是仅依赖充满各种风险的外贸？如何从以便宜劳动力为基础的人口红利，转向以教育普及率为基础的知识红利？如何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部分人富起来”？这些思考与实践，对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来说，至为重要。
我一直都关注“创新”这个命题。2000年左右，我参与了《绿色矽岛首部曲》系列纪录片的策划与摄制，影片探讨台湾高科技产业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如何从代工走向创新。众所皆知，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是从代工起家的；这里头，包括技术的引进、解析、模仿，制造流程的改进，对客户订单的重视等等。
1980年代末，台湾所重视的并不是新科技与新理论的创发，而是如何跟紧西方先进市场潮流，把既有的东西做得更像、更快、更好，更普及。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称之为，山寨。
在PC产业，最早是从学会模仿电动玩具的主机板开始，然后仿制 IBM PC 与早期的苹果二号（APPLE II）；当1980年代末美国开始加大追缉侵权的力度时，才转向开发自有品牌电脑，或者是为西方的大品牌进行关键零组件的代工，如主机板、荧幕、滑鼠等等。在 IC 产业，也是从引进国外的晶圆与芯片制造技术开始，发展出晶圆代工的模式，为英特尔、苹果等等大厂代工制造芯片，乃至到今天为 iPhone 制造芯片，持续不衰；但是，台湾从未有效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中央处理器芯片（CPU），一如台湾的汽车厂至今无法有效地自制引擎。
我是理工男出身。从小梦想当一个科学家，梦想自己可以如爱迪生或爱因斯坦那样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新科技或发现改变世人的新理论。但后来我发现我的科学梦太天真，一方面我不具备这“双爱”那样子的天份与勤奋，另一方面，在我读大学电机工程科系的1980年代末，台湾所重视的并不是新科技与新理论的创发，而是如何跟紧西方先进市场潮流，把既有的东西做得更像、更快、更好，更普及。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称之为，山寨。
台湾最擅长的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亦即，把既有产品或制程拆解开来，一如拆解一个机械钟表，仔细研究其中的关节奥秘，然后如实拷贝复制，或是做一点小确幸式的改进。但是，台湾从未有效地、自主地发展出前沿技术、理论或产品。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所谓创新，重要的是，如何可以更快地模仿美国最新产品？如何可以改善产品制造的流程，即便只有千分之一？如何可以规避美国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严格要求，组装出有模有样的产品以争取上市？如何在经费与时间范围内，紧缩人力与环境成本，以快速生产出符合规格的零组件？因此台湾最擅长的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亦即，把既有产品或制程拆解开来，一如拆解一个机械钟表，仔细研究其中的关节奥秘，然后如实拷贝复制，或是做一点小确幸式的改进。但是，台湾从未有效地、自主地发展出前沿技术、理论或产品。从上个世纪后半到二十一世纪，乃至今天，整个台湾高科技产业，甚至整个台湾工业发展的基本心态，就是这样。
故而，尽管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有着辉煌的成就，甚至帮扶了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成形与茁壮（富士康就是一例），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有爱迪生、爱因斯坦，乃至贾伯斯（Steve Jobs）那样，真正具备原创视野与能力的人物出现。即便在世纪之交，众多高科技大神们纷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大谈“创新”，但我知道，那都只是属于枝微末节、程序上的 innovation，远非开天辟地的、本源上的 creation（创造）。
尽管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有着辉煌的成就，甚至帮扶了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成形与茁壮，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有爱迪生、爱因斯坦，乃至贾伯斯那样，真正具备原创视野与能力的人物出现。
我在做完《绿色矽岛首部曲》之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童年以来的科学梦到此完全崩解；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学与批判理论上，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情况，叫做依赖理论下的依附型发展主义。但我并不满足于社会科学家们论文生产式的言说，那只是现象描述，而非本质探索；这种只知跟紧欧美先进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枝节补充，而非发展原创理论，其实跟高科技产业恰恰形成难兄难弟。我更想知道的是，在台湾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元素里头，是不是根本就难以产生开天辟地、创造性的基因，而不仅仅是全球化、冷战、资本主义扩张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想像今天，如果给台湾一个神灯，这里的人民能有可以召唤出精灵的阿拉丁吗？抑或根本就是，再怎么磨蹭也磨蹭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这个问题，我摸索至今。
在这摸索过程中，我曾想过，代工、逆向工程、山寨等等，与中国文化传统当中，临摹、仿作等等制造过程的关系。乍看之下，高科技产品的山寨跟书法绘画诗词的临摹仿作似乎是两回事：前者是科技，后者是文艺；前者是当代，后者是古代；前者是全球化的一环，后者是中国文化的本土现象。然而，我以为，这两者之间，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心态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领域的反应。
邻近深圳有个村落叫做大芬村，近年来，这里因为聚集一批仿制西方古典油画的画匠而知名。这些画匠，有的擅长临摹莫内、有的擅长临摹塞尚，有的擅长临摹梵高；简单地说，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仿制什么。他们安排了流水线式的生产流程，有的负责背景、有的负责细节、有的负责五官、有的负责肢体服装，这就一如旁边东莞的各种代工厂。他们当中生产绩效比较好的，可以不断接到国外订单，比方说，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外，贩售梵高复制画的商铺的订单。
乍看之下，高科技产品的山寨跟书法绘画诗词的临摹仿作似乎是两回事。然而，我以为，这两者之间，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心态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领域的反应。
这些画匠在画了近十多年的复制画之后，近年来，在中国当代艺术风生水起的气氛中，也开始摸索着，从临摹转向创作，并举办画展。一如，世界工厂的代工厂们，也想要像贾伯斯看齐，生产并展示所谓原创的产品。
然则，这种创作意识、这种办展欲望，难道不是对西方当代艺术概念与模式的又一次拷贝？从拷贝莫内、梵高，到拷贝“创作”与“个展”这组概念，画匠们是否真的改造了这个社会本身内在的强大山寨基因？
我曾以为，其实画匠们是有可能找到脱胎换骨的出路的，即便那出路极煎熬、极痛苦。
且让我们看看梵高的创作历程即可明了。梵高一生画的最多的，是自画像；各个阶段、各种心情，包括自割耳朵之后的自画像。
大芬村的画匠们每天面对梵高作品，是否能体会，梵高在精神折磨中看着镜中自身倒影，以浓墨重彩画出自己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画匠们能否体会到，可以山寨的是产品，不能山寨的，是自己？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之中，中国能够为自己画出一幅如实的、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的自画像吗？
是的，画匠们是否曾考虑过，在日复一日的画笔劳动之余，好好审视自己的镜中自身倒影，进而如梵高那般，好好地、认真地、不带偏见地画出几幅自画像，不管是用梵高的技法、莫内的技法，还是毕加索的技法？
画匠们是否能真正面对自己，如落魄的梵高那样地面对自己，进而知晓：只有面对眼前的苟且，而不是拷贝一些市面上专家的所谓“诗与远方”，那真正的诗与远方，才有可能向自己展开？
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心中所算计的，始终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社会需求，而非自身社会的需求。他们只能说，自己是代工者、是老二。
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心中所算计的，始终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社会需求，而非自身社会的需求；他们无法看清楚，产品的生产跟自身生活与社会的直接连带关系是什么；如果问他们，自己是基于什么样的自我认识，在从事所谓创新的？他们只能说，自己是代工者、是老二。
而今天的中国，是否能够看清楚自己是什么？自己的生活需要什么？自己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图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之中，中国能够为自己画出一幅如实的、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的自画像吗？
真正的创新，首先是创造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