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叠》荣获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Hugo Award）“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成为继2015年凭《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奖”的刘慈欣之后，第二位获得这项世界科幻大奖的中国作家。
这一新闻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在“科幻圈”引发了广泛争议。热情的褒扬者将它视作中国科幻“崛起”并“走向世界”的又一标志性事件，高度评价《北京折叠》的价值和意义；而尖刻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篇小说获奖并不是因为作品质量，而是因为“政治正确”。他们称：这篇小说之所以会得到“西方评审”的认可，是因为其内容可以解读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或“抹黑”。
需要指出的是，雨果奖并不是评委制，而是由世界科幻协会的众多注册会员通过投票决定奖项归属。而无论是褒扬者还是贬低者都承认：《北京折叠》的最大特色及获奖关键在于：它以科幻小说的体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郝景芳本人也认为，她的这部作品并不是一篇“幻想小说”，而是在“用非现实的手法来写现实问题”，它能够获得奖项认可和众多赞许，“说明不平等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那么，这位中国作家是如何来表现社会不平等，而这种文学表现又揭示或忽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哪些现实问题呢？
城市折叠：阶层固化的空间隐喻
《北京折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辈子都生活在北京市第三空间的垃圾处理工老刀，为了给他收养的女孩糖糖凑齐幼儿园的高额“择校费”，不惜违法进入第二空间，接受一位名为秦天的高校研究生的委托，冒险前往第一空间，给秦天爱慕的富家女依言传递爱情信物。在这个过程中，老刀见识了三个空间之间巨大的阶级差距，并因为机缘巧合，了解到北京之所以会设立三个空间的真实原因。
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以地形隐喻来展现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北京市经过一场超大规模（共有8000万建筑工人投入其中）的城市改造，被打造成一座可以翻折变形的“折叠城市”。这座城市被人为划分为三个彼此隔绝的地理空间，这三个空间的城市景观迥然相异，其中分别居住着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即助理、秘书或相关服务人员）、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即在校大学生）和无产阶级。每当其中一个空间展开时，另外两个空间就会折叠起来，折叠空间的居民会在催眠药剂的作用下陷入休眠，不同空间之间的通道受到政府机关的严格管控，人员未经允许几乎不可能跨空间流动。
以空间区隔映射阶层断裂的世界观设定，固然是中国社会阶级差距的具象化寓言，却已经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屡见不鲜的套路。在《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时间规划局》（In Time）、《雪国列车》（Snowpiercer）等近年来热映的商业电影中，科幻爱好者也早已多次见识过类似设定的影像化呈现。
城市折叠的想象虽然奇崛，但相比起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在 Inception 里展现的巴黎城折叠，或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智能微观粒子的低维展开或高维折叠，无论是在视觉冲击力上，还是在基于自然科学的“硬科幻”想象力上，却又都可谓“小巫见大巫”。也正因此，《北京折叠》才会遭致一些“硬科幻”推崇者的不屑。“硬科幻”/“软科幻”是流行于科幻圈的一组二元对立项。前者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重点，后者则著重于社会寓意。在那些“硬科幻”推崇者看来，《北京折叠》的新意，不过是给上述那种反乌托邦套路添上了些许中国符号。
时间分配、失业危机和机器人时代的“维稳”
但作为一部“软科幻”作品，《北京折叠》世界观设定的真正出彩之处，并不在于阶层之间的空间隔离，而是在于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时间分配。在折叠城市中，“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三个空间每四十八小时完成一轮“转换”：第一空间的约五百万人口每次可以连续享用二十四个小时——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第二空间的约两千五百万人口则只能享用十六个小时——从次日清晨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的约五千万人口更是仅有区区八个小时——从夜晚十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
这样的时间分配，作为一项由统治者操控的“顶层设计”，表面上看是为了配合空间隔离，但它更为深层的缘由，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这一世界观的设定灵感，源自郝景芳的本职工作。在中国科幻界，除了刘慈欣等极少数成名作家，绝大多数作者，包括整个“新生代”作者群，实际上都是“业余写作者”，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清华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郝景芳，已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职多年，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的课题研究。正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小说中欲言又止、一笔带过的“菲利普斯曲线”，让郝景芳格外关注失业率的社会经济影响。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可以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简单地说，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就低；当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就高。过高的失业率会导致货币工资水平和社会消费需求下降，进而造成通货紧缩性经济萧条。
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如今已初露端倪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所带来的未来展望相结合，造就了《北京折叠》世界观设定的深层缘由：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工，将被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的机器人所取代，由此而来的失业问题，很可能会造成大量无业可就的人口，这将严重地威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那么，一个试图兼顾GDP增长和“维稳”的国家机器，要如何应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呢？
《北京折叠》像是一场思想实验，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城市规划的时空分配，把底层人口“塞到夜里”，彻底减少这些人的生活时间，同时为他们保留一种赖以为生的工作——垃圾处理。
第三空间在制造垃圾的第一、第二空间，和回收利用垃圾的再加工工厂之间充当中间环节。这样既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又避免了通货膨胀的跨空间/阶层传导──由于第三空间和第一、第二空间之间，除了垃圾之外几乎没有货币和商品流通，因而，当第一、第二空间的工资、物价上涨时，第三空间却依然如故。但这也让贫富分化趋势几乎不可逆转，造成了底层人口的恒久贫困。
小说背后的现实：失业潮与历史终结
阶层固化上叠加的失业危机，或许才是《北京折叠》的社会寓言能在西方引起共鸣，从而赢得最多选票的核心创意元素。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寻求生产要素的“优化（利润最大化）配置”，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而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以外向型经济对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造成欧美社会的产业空洞化、就业紧张。这使得西方的科幻爱好者，能够在其社会情境中切身感知失业危机的结构性困境。而《北京折叠》事实上也点到了“欧洲20世纪末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而中国自己，在借助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实现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近年来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面临对外贸易萎缩、制造业产能过剩、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等结构性困境。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所引发的减薪裁员潮，和跨国资本撤离所引发的失业潮，正在中国制造出一场不亚于欧美的失业危机。根据高盛全球投资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测算的数据：中国的薪资增速自2012年以来一路下滑，而失业率则是逐渐上升。
另一方面，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而掀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潮流，虽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互联网+”的理念的加持下声势浩大，但其新增的就业岗位，如快递、送餐、互联网服务，相比传统职业更加不稳定、无保障、低薪酬，并没有真正解决失业危机的焦虑感和恐慌感。
而能够降低人力成本以提高企业利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的前景。例如，苹果公司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就在2012年启动“百万台机器人”计划后，在中国内地减少了劳工招聘。鉴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岗位的缩减趋势，假如第三产业或新兴产业无法有效吸纳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社会就将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危机。
20世纪中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一批西方理论家，曾对自动化的前景抱有乐观期待，寄希望于自动化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将人类从压抑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作为“人类机能自由消遣”的创造性工作中。但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愿景，却在1960年代的欧美学生运动遭受挫败之后逐渐暗淡下来。而在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之后，“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更是被普遍当作不切实际的迷思，乃至于被意识形态的传送带丢弃到历史的“垃圾场”。
在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的昔日敌手/前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赤裸地奉行“劫贫济富”、“赢家通吃”的逻辑。资本主义也终于可以抛却冷战对峙之时为了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挑战而加诸于自身的种种限制（例如，欧美国家在冷战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为“历史终结论”的关键论据——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提供了阶段性和局部的事实依据），明目张胆地回归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所描述的那种制造不平等的“常态”。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自动化的前景，就只能是少数人的获益和多数人的失业危机。这样的危机正在成为一幅可预见的近未来画面。《北京折叠》的英文翻译者、美籍华裔作家刘宇昆在2014年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上的主题发言，也正是关于机器人取代人类所势必造成的失业危机，体现了与郝景芳相通的问题意识和未来预判。
“太人性”的《北京折叠》
郝景芳对于“第三空间”失业危机与折叠城市时间分配制之间因果关系的揭示，绝对堪称一记妙笔。但她对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展示，却恐怕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建筑工人已经展现出建造可翻折都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智能机器人已足以承担几乎所有的物质资料生产，在这样的未来社会科技水准下，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的居民却并未如当下的科技发展方向所预示的，经由有机躯体与人造器官、可植入式智能设备的融合，经由生物学特性的基因工程改造，演化为躯体和心智都有别于既存人类的“后人类”形态，这种不同科技领域之间进展程度的落差，难免会造成一种“违和感”。
这类似于今人观看 2001: A Space Odyssey——在那部问世于1968年的经典科幻电影中，21世纪初的宇航技术已足以进行星际远航，但电子计算机却并未配置图形用户界面，对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场景难免会不太协调。而相较于这部太空电影在宇航领域所展现出的严谨恢弘，《北京折叠》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其城市环境和都市生活方面的细节描写，却鲜见“赛博朋克”或者“物联网”/“人联网”的元素，这对于“硬科幻”的推崇者来说，又难免显得“科幻感不足”。
更进一步说，在我们今天，数码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已经带来了“后人类”前景。在这样的前景下，经济学意义上的阶层对立就完全有可能具象化“转译”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对立：身处底层、百无一用的肉体凡胎，与享有特权、升级换代的“后人类”/“超人类”。
这种在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就已出现的“后工业种姓制”，无疑是一种更为可怕而又不无可能的前景。
但正如郝景芳在“雨果奖”获奖感言中所言，她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诸如《北京折叠》这样的作品，的确提供了一则关于阶层对立的喻世明言，但当悲天悯人的作者将“后人类”元素搁置的时候，也给本可能更为残酷的寓言，涂抹上了一层人道主义的温情光晕。
郝景芳在“雨果奖”获奖感言中提到，未来或许会出现以饥荒或战争的方式减少无业可就的“过剩人口”的情况；而上文则想象了另一种可能——多数被机器替代的失业人群面临少数与机器融合的特权“超人”的阶级压迫。
相比以上这两种未来可能性，《北京折叠》的未来图景尽管幽暗，但其叙述仍然可谓“人性的，太人性的”。
差序社会的反平等文化——互联网时代的更黑暗未来？
互联网科技元素的相对欠缺，则似乎让《北京折叠》对当代社会阶级事实的观照，在空间隐喻和时间隐喻之余，未免缺少了一些时代气息。事实上，在我们所处的今日世界，信息科技与政治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嵌入，已然深刻地塑造着时间和空间的阶级分化。
这种信息时代的剥削和分化机制，并不采取空间区隔，而是以快递员、送餐员、代驾员、专车司机等互联网时代蓝领全城流动的方式完成；也并不是按比例分配时间，而是通过“天天KPI”、“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互联网时代白领呕心沥血地加班加点，将普罗大众的时间投注和注意力耗散转化为流量、热度和绩效指标的方式，为逐利而流的资本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一套机制，或隐或显地剥削着中下层民众的劳动力，制造着当代社会的阶级分化。
另一方面，“KPI主义”引导下的信息生产，往往倾向于将普罗大众因阶级分化和失业危机而滋生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某种反平等的文化-政治动能，经由媒介层面的时间投注制造出赛博空间的群体区隔。只不过这种空间区隔，未必基于阶级身份，而常常是以性别身份或种族身份建立，因此并非显影、反而遮蔽了阶级分化的事实。“雨果奖”评选过程中闹出轩然大波的两个网络刷票组织——致力于将女性、同性恋、非白种人剔除出“雨果奖”名单以“净化雨果奖”的“悲伤小狗”（Sad Puppies）和“疯狂小狗”（Rabid Puppies），就是这种区隔倾向的例子。制造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反平等的文化政治同时存在甚至相辅相成，是我们今日正在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而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可能导向更为不平等的黑暗未来。
在“雨果奖”获奖感言的结尾，郝景芳说道：“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更为平等的未来值得我们努力追寻，那么，在现实中，为了克服当代社会那种制造不平等的机制，我们或许需要尝试在《北京折叠》式的修辞之外，理解阶级的分化、流动与隔离。须知阶级差距的形构并不仅仅是文化排斥与空间隔离，科技的发展、自动化的推进，是与资本的运行、阶级的冲突密切相关的。
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交织，将真切地影响我们的未来。
（林品，文化研究学者，现居北京）
编按：本文最早以“《北京折叠》：一则关于阶层固化和失业危机的社会寓言”为题发表于《探索与争鸣》，经作者授权，增补后由端传媒转载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