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新加坡有关藐视法庭的《司法维护法案》以72票对9票通过，反对党工人党的九名国会议员，全数投反对票；三名官委议员（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虽曾对法案提出异议，但最后收回修订法案要求，赞成通过法案。这项法案，能够显示新加坡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社会言论自由状况，进而反映新加坡模式对社会自由重要性的模糊取态与内在矛盾。
总理李显龙之妹李玮玲（Lee Wei Ling），在自己 facebook 公开表示不信任《司法维护法案》。她认为草案是“一次让舆论缄默的企图”，而新加坡国民，则是“过于习惯烟味，乃至无法感觉到烟味对自身幸福潜在威胁的民众”。她批评李显龙政府不必要地趋向滥权：“或许，新加坡人已习惯了一个威权政府，直到不久前，这个政府一直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而行动的”。
新法案同时引起了外国关注。路透社报导，外交人员正注视新法案对新加坡的言论自由状况有何具体影响。英国外交官员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2013年英国已废除同类针对社会藐视法庭的“Scandalising the Judiciary”法案，原因是这“不必要、不能与言论自由共存”，并指英国会要求有相类法例的国家将之废除。而事实上，自1931年起，英格兰与威尔斯便再无以藐视法庭入罪的成功案例。
不过，新加坡社会的反应，却不及想像中大。虽然有公众向国会呈交反对联署，要求押后通过法案与澄清条文，为九年来首次有同类联署，但当中只有249个签名。反应相对冷淡，与不少新加坡人仍然相信政府有维持社会秩序之必要有关。7月，新加坡媒体 Today 曾有读者评论以澳洲为例，指藐视法庭作为普通法刑事罪行，不乏外国案例。该评论引用澳洲高等法院的说法，尝试证明相关法例能够维持法庭权威乃至社会稳定：“法律的权威，源于公众的信任。确保对法庭与法官诚信或公正毫无根据的抨击不会动摇公众信心，对社会稳定至为重要。”
新加坡政府对《司法维护法案》必要性的官方解释，是这项法案只是“现行法例的结晶”（a crystallisation of the law），没有改变乃至增加现有关于藐视法庭的法规权限，当中没有新元素，亦没有限制批评法庭判决与法律的自由。新法案只为更清晰地阻止任何对法庭判决与法律“欠缺理据”与“鲁莽”的批评，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情况，进而削弱法庭的权威。
所谓藐视法庭，有两类情况：一是不遵从法庭命令；二是在“欠缺充分理据”的情况之下，批评法官判决“具偏见”、“不恰当”。近年，新加坡总检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曾不断警告，案件完结之前的公众讨论，或会影响判决。例如在2013年，总检察署曾要求媒体与公众，不能报导针对工作于新加坡微电子研究所、年轻美国电子工程师 Shane Todd 神秘死亡的死因聆讯，以免“不恰当地影响国家验尸官的判断”。
增政府权力、加强自我审查文化、审议仓卒
对《司法维护法案》的批评，主要有三点：第一，法案言辞含糊、应用范围太广、刑罚颇重，疑似增加政府的权力；第二，法案会加剧新加坡社会自我审查的文化；第三，法案审议仓卒。
关于第一点，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的国会演说，有一定参考价值：
“通过脸书在朋友圈子中发表意见……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新的法案明确赋予政府和部长在这方面不受制约的权利，一般公众可能被视为藐视法庭的言论，只要是通过部长的口说出来，就完全合法，只要政府认为这么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公众利益？法案没有清楚说明，谁说了算？当然是政府说了算……执政党成为了阐释什么是公众利益的唯一判断者。它也可以把任何民间反对的声音，包括任何反对团体的存在，套上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消灭掉。”
事实上，官方对于法案“没有新元素”的说法，颇有商榷空间。按 The Online Citizen 的说法，法案的第11节，将受管制的范围扩至网上言论。此外，法案所订的最高刑罚，亦比以往案例严峻。新法案之下，一旦犯上藐视法庭罪行，罚款可达十万坡币、监禁最长三年，且可同时罚款判监。
以往案例，亦难免令人怀疑新法案是否如官方所指，不会“限制社会批评法庭判决与法律的自由”。2010年，英国记者论及新加坡死刑的著作，被指“抨击新加坡法庭的权威”，经高等法院裁后，被判监六星期、罚款坡币20000元。2008年，《华尔街日报》文章被指暗示新加坡司法机关存有偏见、偏袒与并非独立，因而被罚款坡币25000元。2015年，有新加坡博客同样因博文指司法机关偏袒，被罚款坡币8000元。
近日，香港媒体 Hong Kong Free Press 刊载了新加坡自由传媒人Kirsten Han 的文章，当中亦举了一个例子：2013年，在新加坡进行“非法罢工”的中国大陆巴士司机被政府刑事起诉期间，曾得奖的记者与影片制作人 Lynn Lee 访问他们，并在博文引述其说法，指这些司机曾被新加坡警察粗暴对待，且也有提到自己曾向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司机们的指控。接下来新加坡警察盘问这位记者多时，并搜索其家。数月后，这位记者收到总检察署的警告信，信中指记者“藐视法庭”。Kirsten 因而在文章问，社会真有空间以“平衡准确”的报导，避过“藐视法庭”的指控与刑罪吗？
Kirsten 同时指出，法案咨询期短，一读完成后一天，才展开网上公众咨询。The Online Citizen 文章 No Cooling-Off day for voting on Contempt of Court Bill 也有提到，法案辩论在周一晚上延至超过九点，赶在周一通过。如此仓卒并非必要，不免令人联想，这与周三余澎杉（Amos Yee）的审讯是否有关。
以法治国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新加坡《司法维护法案》的本质与意义，可从三点思考：第一，从新加坡立国后的行政司法关系发展脉络，察看法律之于国家的功能；第二，法律与法庭裁决，是否需要被监察；第三，社会自由对新加坡发展的价值。
去年曾在文章推介学者 Jothie Rajah 所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当中相关且重要的一点，是法律之于权力机关，可以有两种不同功能：一、法律被转化成政体巩固与延伸权力的工具；或二、法律被用以限制政体权力、保障个体意志的各种自由。上述书名已然暗示，新加坡的法律功能属前一类。故此，有关条文检控准则含糊、法案能为政府扩权、以稳定之名增加对社会的政治操控之类的忧虑，其实可以理解。
香港大律师 David Tang 在近著《真假法治》中，则提供了不同世界案例，既反映法律服从权力的危险，也说明既有法律不一定就能稳定社会。第一个例子，是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拉，曾藉《授权法》成立“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凭个人权力意志，定义与审判“罪犯”。另一个例子，是1950年代中期，美国种族隔离，公共空间分白人与有色人种两区，仍然合宪合法，但这却会增加种族冲突的机会。这些案例的教训，是法庭判决乃至法律本身，并非就是毫无商榷空间、社会不需置疑的真理。
另一方面，社会自由亦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1990年代，李光耀曾言（注一），新加坡的经济局限，是民众胆色与企业家文化不及台湾与香港，发展国家海外经济实力的步伐因而较慢。他认为新加坡应该“生产一些产品，能像可口可乐汽水那样为全世界的人所喜好。每当你喝可口可乐饮料，你就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至今年四月，官委议员郭晓韵在国会发言，亦指出“划地自牢”的“怕输”心态，已成为新加坡文化习惯；当时《联合早报》社论补充说，“在经济上，怕输文化导致墨守成规，因为担心失败而拒绝尝试新事物”。
新法案乃至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观所引起的寒蝉效应，却难免会延续这种畏缩国民心理。归根究柢，新法案反映的，是新加坡管治模式内含的张力与矛盾。或许有人会说，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亮丽，畏缩国民心理似乎没有多大负面影响。不过，今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位列全球第一，排名高于新加坡，Bloomberg 便有文章分析指，新加坡其中一个弱项，在于近年因应民意压力，收紧外来工作人口的管制。这说明两点：第一，新加坡的竞争力表现，很大程度上系于外力；第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动地依赖外力，并不合乎长远利益。事实上，近年新加坡政府亦不断提醒民众提高生产力之必要，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未来发展，仍然相当需要源于民众胆色与企业家文化的本土创新。畏缩国民心理，自会成为当中的障碍。这多少也是上述《联合早报》社论以“摒弃唯恐人后的怕输文化”为题，伸论新加坡“怕输”文化的原因。
（邝健铭，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曾于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
注一：《李光耀40年政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