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电话热线是免费的。没有人是孑然一身，不要让黑暗的思绪将你与世隔绝。请致电我们。”
——在格陵兰首府努克（Nuuk），这种宣传防止自杀电话热线的标语随处可见。
据统计，格陵兰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或自治政体。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整理相关数据显示，1970年代，格陵兰的自杀率显著攀升。1985年前后，死于自杀的格陵兰人比死于癌症的还要多。在1990年代的高峰期，格陵兰年均自杀率高达120（即平均每10万人有120人自杀死亡），约美国同期的9倍；时至今日，格陵兰的年均自杀率虽然稍稍回落，但仍然有约82.8（即平均在10万人当中有82.8人自杀死亡），约美国的6倍、丹麦的5倍。
在世界其他地区，自杀者往往是老年人，他们或因病厌世、或因无依无靠，选择自行结束生命。但在格陵兰，自杀者却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据多项统计，当地的年轻男性自杀死者占所有自杀者中的逾一半，另外每四名年轻女性当中，就有一位承认曾经尝试自杀。
而这些人当中，大部份是因纽特人（Inuit）。因纽特人是美洲原住民，散居于北极圈地区，多以捕鱼为生。约在公元1300年，因纽特人从阿拉斯加向东迁徙，登陆格陵兰西部建立聚居点。时至今日，因纽特人占格陵兰总人口88％。
是什么原因令格陵兰的因纽特青年放弃漫长的将来，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呢？数十年来，来自因纽特人族群的 Anda Poulsen 一直希望找出答案，防止不幸再次发生。
“被杀”的小镇
Anda Poulsen 1960年生于格陵兰小镇康盖克（Kangeq）。康盖克满载着因纽特人的历史，近千年来，因纽特渔猎人乘着传统小皮船（kayak），自这个格陵兰西南部峡湾的出海口出发，征服大海。康盖克的因纽特人经历过中世纪干旱、15世纪的小冰期，也迎接过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传教士，一直坚守着渔村生活。
这一切，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
1933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仲裁挪威与丹麦就格陵兰的主权争议，并判定丹麦获得格陵兰的全部主权。二战过后，丹麦政府启动本土和格陵兰的联系，并决定开发格陵兰的渔业经济。丹麦人开始来到格陵兰，建筑起一些“大城镇”，引入工厂和贸易市场。这一切对康盖克的影响，在1970年代显现。拖网捕鱼船、马达驱动的小艇，以至捕渔牌照、渔制品工场等现代化的渔业元素，都对因纽特渔猎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
原本散居于康盖克等小渔村的因纽特原住民，不得不前往邻近的大城镇寻找工作机会，或送小孩则前去接受教育。至1973年，仅剩约50人生活在康盖克，丹麦政府于是决定将康盖克自格陵兰的城镇名单上剔除，康盖克正式被“关闭”。也在当时，只有十来岁的 Poulsen 随着家人迁往邻近的大城市努克；1979年格陵兰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努克被选为首府。
告别了康盖克的橙黄色隔板小平房，Poulsen 一家搬进努克的公寓单位。那里有暖气和电力设备，走到街上是整齐的石板或沥青道路，丹麦官方形容那里是“现代格陵兰”、是进步和富裕的象征。
但 Poulsen 没有那种感觉：“我们只感到陌生和孤独。那些整齐的石板道路，没能带我们到哪里去，只将我们和大海分隔开，和过去数千年来我们赖以为生的海洋捕猎生活分隔开。”更糟糕的是，在当时的学校以至整个社会，总是宣扬着一种讯息：说丹麦语的人比说格陵兰土著方言的人强，丹麦的东西比格陵兰的东西好，城市孩子比乡村孩子优秀……
那是一种文化冲突，或者，应该用上更糟糕的形容词……城市人对来自乡村的人带有偏见，你总能从他们的目光和言谈之间感觉出来……他们歧视我们。
面对变迁和歧视，Poulsen 只有两个选择：依然固我，当一个说着满口格陵兰土话的乡村小孩；或者改变自己，成为一个“丹麦城市孩子”。
Poulsen 这样回忆自己的变化：“我知道我必须抛弃那个昨日的自我、那个诞生于康盖克的自我，或至少，把‘那个我’埋藏在一个‘比较丹麦的外壳’下……就是这样，我生存过来了。”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 Poulsen 的那种“本领”。
大批康盖克原住民迁居努克以后，很快出现了第一个自杀者——一个约20岁的大男孩， Poulsen 认识他的父母。随后不久，他认识的另一个家庭里，一个儿子自杀身亡；短短数年后，那个家庭的另一个儿子也作出同样的选择。
“从我14岁到完成中学的那数年之间，至少有10个来自康盖克的年轻男孩自杀身亡。”Anda Poulsen 说：“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当中，很少人生还。”
自杀像传染病般蔓延
人们说，打呵欠是会“传染”的，自杀也一样。心理学家称之为“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或“自杀传播”（suicidal transmission）——在第一个自杀者出现后，与其关系亲密的家人或友人会有更强烈的倾向，将原来隐藏着的自杀念头付诸实行。
这种传播效应，在细小而且被孤立的、所有人几乎互相认识的社群当中，更加常见也更具威力。格陵兰 Paarisa 公共健康中心的总监 Bodil Karlshøj Poulsen 指出：“在格陵兰，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曾经认识至少一位自杀者”。另有研究则显示，格陵兰的自杀个案当中，有60％是在另一名自杀者死后的四个月以内发生。
年轻的 Anda Poulsen 不只希望了解人们为何一个接一个地自杀，还想知道：为何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为何没有人做一些事情防止人们接连自杀？为何没有人去协助自杀死者的家属？
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格陵兰自杀率的学术研究。愿意聆听有自杀倾向的人倾诉的，只有教会里的神父，以及岛上寥寥可数的心理学专家。然而，一方面，在不少因纽特人原住民眼中，教会事实上是丹麦政府的分支，他们大多不愿意向神父倾诉；另一方面，这些神父和心理学专家都来自丹麦，根本无法与操着地道方言的原住民沟通。对于那些家中孩子自杀身亡的父母来说，事情本身是个禁忌，难以对任何人启齿。
时至今日，在格陵兰东部城镇 Tasiilaq ，年均自杀率高逾400（即平均每10万人当中有400人自杀死亡），但镇上依然没有一个常驻应诊的心理学专家。救助者只能通过视像会议，联络远在500英里以外、驻于努克的心理学专家。但对于真正有自杀倾向、甚至已徘徊于自杀边缘的人来说，这往往“比死更麻烦”。镇上的护士甚至家庭医生尽一切努力，尝试开解有自杀倾向的人，或是自杀者的家属和朋友，但这始终非他们的专业。
有见及此，Anda Poulsen 早在1990年代从事宣扬认识和防止自杀的工作。他组织支援小组，邀请自杀死者家属脱离自我封闭，与曾有相同经历的人士互相倾谈，借此解开心结。参与这些聚会的，包括 Atsa Schmidt。
1979年，Atsa Schmidt 的儿子自杀了，死时只有21岁。过后长达十年里，Atsa Schmidt 只会跟亲密的亲人谈论儿子的死，直到1989年春天 Anda Poulsen 找上她。
“他告诉我，他们正筹备一个自杀者父母的支援小组，希望我能去参加第一次聚会。”Atsa Schmidt 说：“我说我做不到，那太沉重了。”但在 Anda Poulsen 三番四次的鼓励下，她最终还是出席了聚会，跟一些有着同样悲痛经历的父母亲倾谈、分享，并发现这是十年以来，首次得到一些舒解。
其后，Anda Poulsen 还建立起格陵兰首个防止自杀的电话热线服务。初时，他曾经担心因经费紧绌而无法聘请专家，最终或会影响成效；但他发现原来早已拥有最宝贵的资源——包括 Atsa Schmidt 在内的一班中年妇女。这些负责接听热线的妇女都没有受过教育，更遑论社工、情绪治疗等专业资格，但没有人比她们更体贴、更善于聆听。
过去近二十年以来，我一直将电话放到枕边。热线电话的铃声常常在半夜响起，我就会醒过来，跟电话另一端、有自杀倾向的那个人聊天……或者，我为他们带来了一点点的爱。
Atsa Schmidt 还记得当初编配热线工作时，她毅然在“夜班”一栏写上了名字。那是最繁忙的时段，大多救助者都在夜半无人时最需要寻求协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有自杀倾向的人）打电话来时，我该怎样应付。”Atsa Schmidt 忆述：“我接到电话，总会先旨声明，我不是专家，我无法给予任何治疗或药物建议，但我也会说，我能对他们的感受有所共鸣，我向他们保证，我会在电话的这一端一直聆听。”
如是数十年，Atsa Schmidt 已习惯将电话、手机放在枕边，每当铃声在夜半响起时，便开始与匿名的救助者聊天，至今计有数千人。Atsa Schmidt 指，由于救助者都不表露身份，她不会认得出他们，但时至今天，还不时会有陌生人知道她参与这项工作后，向她致谢。Atsa Schmidt 猜想，自己给这些救助者带来了一点点的爱，而欠缺爱和支持正是导致他们倾向自寻短见的主要原因。
解决问题，可能要花上二十年
事实上，Atsa Schmidt 的观点与专家研究所得相似。格陵兰社会学家 Steven Arnfjord 解释，随着康盖克这一类小渔村在1970年代被“连根拔起”，来自当地的原住民家庭当中，家人离散、父母酌酒而导致的家庭暴力等事件急剧增加，那一代孩子因无法得到适当的爱和支持，之后面对爱情、亲情问题等烦恼时，也较一般人承受着更大的冲击力，感到难以应付，甚至因此自寻短见。
“急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至今，我们还在处理着1970、1980年代政策的后遗症。”Steven Arnfjord 说。
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因纽特人的自杀问题，还源于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失落。那一代成长于1970、1980年代的因纽特人中，尤其是年轻男性，大多自觉与上一代切割，没有了祖父、父亲辈作为渔猎人的那份骄傲，另一方面又难以融入来自丹麦的身份认同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无从理解，作为“现代因纽特男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2016年1月，因为当地一宗15岁男孩自杀事件，努克的地区政府派遣 Kristian Rosing 首次来到 Tasiilaq，为男孩就读学校的其余60多位学生统筹教学活动，让他们认识和防止自杀。Kristian Rosing 坦言，尽管已从事防止自杀工作多年，但其实自己是接受商业管理和行政训练出身，根本没有相关专业资格，这是他首次接触刚刚有朋友、同学自杀的学童。
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Kristian Rosing 引导学生讨论自杀这个课题。他要求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尝试写出自杀者自寻短见的原因。有学生认为是“孤独”，也有些认为是“缺乏爱”。Kristian Rosing 又指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有学生充当想要自杀的人，另外有学生则负责劝导、开解他。
并非每个学生都能接受这套教学活动。Kristian Rosing 指，有女生在观看关于防止自杀影片的中途离座，想要逃离教室，也有男生不发一言，坐到教室最后的角落，一直盯着自己的双手。经过首天的教学，十几个孩子第二天没有回校上课。
但总算有大部份学生听完了 Kristian Rosing 带来的讯息。那是关于生存，而非死亡的讯息；Kristian Rosing 对学生谈及，在小镇生活能有多孤独、有多困难，并鼓励学生们跟别人诉说自己好与坏的感受。教学活动就这样结束，所有学生都获得了一份 “防止自杀生命课程”的参与证书，但没有人知道活动的真正成效，甚至 Kristian Rosing 自己也预计，不幸的事还是会再发生。
教学活动进行得尚算顺利吧，至少没有很糟糕……我不认为自己能防止下一个孩子自杀。我知道，那种事情还是会再发生。
Kristian Rosing 指，Tasiilaq 高企的自杀率，背后有着成人酌酒、失业、贫困以至儿童被疏忽等根源问题，要解决就需要大量资源和人力。他认为，最起码在 Tasiilaq 需要有全职的心理学专家、受过相关指导的教师、更多社工，以至更完善的就业系统，让青年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Kristian Rosing 估计，即使现在就尽全力处理这一切，解决问题最少还需要20年。
“我想，对这一代孩子来说，未来会愈来愈好。”Anda Poulsen 有着这样的憧憬。
现在，每逢夏日，Anda Poulsen 会带着孩子回到康盖克，让他们在殖民时期建起、现已徐徐破落的渔乡小房子之间玩耍、到海边钓鱼。
二十多年来不断督促自己变得“更丹麦一点”之后，Anda Poulsen 终于找到一个重拾因纽特人身份、追回昔日自我的方法——他有时会独自走到康盖克的山岗上，拿着因纽特人传统小鼓，闭起眼睛击鼓、跳舞、哼唱着因纽特人传统歌谣，心中默想着：未来会愈来愈好。
声音
孤独。在太长的时间里孤身一人，在整个生命里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