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黑森州（Hessen）最有名的城市当属法兰克福（Frankfurt）不让，不过这座现代化的金融之都并非黑森首府。法兰克福再向北，莱茵河右岸绿意盎然的都城威斯巴登（Wiesbaden）才是黑森的行政中枢。市中心92米高的红砖教堂始建于19世纪中期，至今仍然是市内最高建筑，新哥特风格的尖顶直入仲夏的蓝天。
然而我的脚步却朝向城南另一座宗教建筑——奥马尔清真寺。这座威斯巴登最大的清真寺，远不及红砖教堂的瑰丽与气派，小小的黄色圆顶淹没在附近住宅区的绿树与红瓦之中。星期五中午，清真寺十分清净，零散有几个穆斯林匆匆走进礼拜室伏地祷告，更多人应该迟些参加三点钟的主麻礼拜。
七月末连续十天，德国南部发生五起暴力事件，其中四起凶手都是年轻的穆斯林。除安斯巴赫市（Ansbach）露天音乐场的炸弹自杀外，警方排除了其他几起也为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称凶手患有精神疾病或迅速极端化。
慕尼黑枪击案发生后，有媒体访问当地一家清真餐馆，伊朗裔的德国侍应生说，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祈祷“千万别是穆斯林！”巴伐利亚州警察之后的调查指出，凶徒作案动机并非出于宗教信仰，甚至“启发”他的“英雄人物”是北欧极右翼杀人犯。
但连续发生的案件还是使得几个“关键词”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伊斯兰国（ISIS）、穆斯林、难民。这样的标签和情绪对德国境内四百多万穆斯林、新近涌入的一百多万难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决定去当地的清真寺和难民营看看。
奥马尔清真寺：普通教徒的双重恐惧
座落于住宅区的奥马尔清真寺宁静幽闭，不少前来朝拜的家庭会提前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带着孩子去附近的公园玩耍。
清真寺的伊玛目（imam，阿拉伯语中意指礼拜中带头的人、领袖，通常是清真寺的负责人，编者注）是摩洛哥人，几十年前以外籍工人身分(Gastarbeiter) 来到尚属联邦德国的黑森，在此定居。如今，前来清真寺礼拜的大部分穆斯林多是北非和土耳其移民。
2015年百万难民涌入德国后，德国政府按照各州的税收和人口状况分配难民名额，州立政府根据同样原则再分配难民给下属市镇。富庶的威斯巴登接收了不少难民。
伊玛目的儿子阿敏（Amin）告诉我说，有些难民会来清真寺，这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难民的语言我们不一定懂，他们也不是很会说德语。还有很多小学、中学请我们去讲一些宗教常识，现在这个需求也很大。”
清真寺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尽量提供德语和阿拉伯语双语服务和资讯——正门口的玻璃窗旁此刻就贴着日常活动的双语时间表。
谈起最近的暴力事件，阿敏观察到，常来奥马尔清真寺的教众的反应是害怕——一方面怕伊斯兰国之类的组织真的渗入德国，并会判定自己不是穆斯林而暴力对待；另一方面也怕受到其他德国人的怀疑和歧视。
阿敏表示，穆斯林在清真寺没有可能被极端化，反而网路的力量更大。“那些杀人犯都很年轻，一般都是独身前来德国，语言不通。他们花在网路上的时间很多，网上有很多极端思想。有刚来的叙利亚人在我们清真寺礼拜的时候，说在网上看到有人宣称德国人在叙利亚干尽坏事，号召真正的叙利亚穆斯林在德国圣战。”
但阿敏补充说，虽然奥马尔清真寺是威斯巴登最大的清真寺，但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难民因为交通、语言和社群的关系，更喜欢去其他小的礼拜室，他和难民的接触并不多。
正说着，街口停下辆出租车，一个穿黄色棉布长袍的中年非洲人走进前廊，一边走一边和司机用浓重口音的英文说着什么。年轻的司机谢赫 （Sheiku）向阿敏解释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游客，从宾馆叫了出租车一定要来非裔清真寺朝拜，现在要求司机等半小时再把他拉回去。谢赫焦急地说，“可是我还要去我们礼拜室参加主麻礼拜，实在来不及，你能不能等一下帮他叫车。”
我好奇地问道，“你们的礼拜室离这里远吗？参加朝拜的难民多吗？”谢赫说，“我们礼拜室楼上就是小型难民营，也有些难民周五来，我可以送你过去，不过要快，不然就迟了。”
礼拜室里的少数派：“穆斯林其实有好多种”
谢赫三十出头，来德国近十年了。他是巴基斯坦人，申请来德的原因是宗教迫害。“你们不信伊斯兰的人以为穆斯林都一样，可能有什叶、逊尼，极端、世俗，但其实穆斯林分好多好多种。我们这一派很倒霉，什叶不喜欢我们、逊尼也不喜欢我们。在我的家乡巴基斯坦，我们还被政府迫害，就是因为这个我来到了德国。”
这也是为什么住在城市另一边酒店的非洲游客一定要舍近求远，搭车去奥马尔清真寺朝拜的原因。穆斯林并非外界想像的那样，是同质性很高的群体。正相反，因着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历史，伊斯兰的不同教派山头林立。
谢赫信奉的是阿赫马蒂亚教派（Ahmadiyya），成立于时属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旁遮普邦（Punjab），信徒如今遍布全球。由于创始人Mirza Ghulam Ahmad宣布自己是救世先知，意味着这个教派不承认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被什叶和逊尼两派视为异端。在不少国家，他们被视为穆斯林中的少数派，在巴基斯坦更被法律规定不允许他们自称穆斯林，历史上也曾被血腥对待。
“在德国没有这些问题，很自由。”谢赫开着车断断续续介绍自己的宗教，也回答了他在德国“融入”的问题——“在德国会说德语很重要，你就可以找到工作，有了工作，虽然辛苦，但总的来说生活就没有问题了。”
奥马尔清真寺虽小，但仍然精美清净；与之相比，阿赫马蒂亚礼拜室就在马路边一个二层小楼的地下室，附近还有建筑工程，尘土飞杨。但这并不妨碍很多教徒前来礼拜，这里的伊玛目介绍由于地方太小，室内只能容纳七八十人，所以目前只有男性礼拜室。很多人在室外准备好地毯，到礼拜时可以席地朝拜。
谢赫帮我找到一位穿黑色长袍的留浓密胡须的年轻人，说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25岁的Basil Bhatti。Basil出生在威斯巴登，刚刚从伊斯兰神学院毕业，是第二代巴基斯坦移民。
“今天我们阿赫马蒂亚的领袖会在礼拜前通过电视向信徒讲话。我可以等朝拜完带你去地下室看看，没关系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Basil说道。
于是我又提起最近的暴力事件，Basil同意凶手有精神问题，但觉得这不是关键。“从叙利亚来德国，经历国内战争，一路上死去不少人，很多人妻离子散，如果你我经历了这些，也很有可能精神不稳定。但一百万人进来，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选择杀人，我觉得他们是来之前就被洗脑了。没可能在德国才被极端化，德国政府对于宗教场所很熟悉，极端组织几乎不可能在清真寺建立自己的势力。”
Basil告诉我，阿赫马蒂亚教派在各国都有清晰的架构，因此一旦成员从一国转往另一个国家，两国教派可以建立联系，证实成员的身分。假如有人来路不明，或者行迹可疑，清真寺会和德国警方联系备案。
据Basil 透露，警方在维尔茨堡附近火车上伤人的阿富汗难民居住的房间里，发现了阿赫马蒂亚教翻译的可兰经——这个教派以热衷翻译可兰经到不同语言而闻名，于是联络德国阿赫马蒂亚教派的主要领导人和学者，盘查凶手是否和教派有联系，但没有找到其他证据。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紧张，更小心，但是目前为止，感谢真主，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需要我们联络警察。”
几个月前，Basil 乘坐火车时，隔壁座的年轻人忽然起身大喊“Allahu Akbar！”（阿拉伯语，意为真主至大，编者注）穿着白色长袍的 Basil 吓得魂飞魄散，“我拔腿就跑，第一个冲出车门。”
警方赶到后发现那个年轻人身上没有武器，大家虚惊一场，但这件事情还是让 Basil 感到他原本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德国也许不那么固若金汤，而作为一个穆斯林，他不觉得自己比其他德国人更安全。
Basil 强调， ISIS 处死的大部分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穆斯林并非大家想像的那样都是一样的，在ISIS眼里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奥托难民营: 庇护身分是一纸生死判决
等到我可以进地下室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并没有找到接受访问的难民。房子二楼被政府租下来，给几家难民居住，有一些叙利亚妇女在挂衣服，但她们拒绝和我说话。
“她们不喜欢我们阿赫马蒂亚教徒，认为我们是异端。”同样25岁的法学生萨伊夫（Saif）半嘲笑半无奈地说。他是Basil的中学同学，也来参加主麻朝拜。
“不如我带你去直接去难民营，奥托大街有一家非常开放的难民营，有大概五百个难民，普通人也可以进去。”
我以为他经常去难民营，想多问几个问题。谁知他告诉我说，除了一两个主动在礼拜室和他说话的巴基斯坦难民，平时几乎不会和难民接触，他也是通过那两个人才知道奥托难民营的。“也不是故意不接触，就是碰不上，他们也不总来礼拜，毕竟距离挺远的，难民那么穷也没法开车。”
奥托难民营在城市的西北部，地处空旷近市郊的一小片土地上，东南西北四栋楼围起中心一个开扩的操场。这里有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北非以及巴尔干半岛的约500位难民。
那天太阳很大，操场的草坪上只有几个人，我一个一个问过去，终于有个大耳朵的叙利亚少年笑着说愿意说两句，用破碎的英文指着自己说：“德语，一点点。英语，不会，我的朋友会。”
大耳朵少年领着我去了其中一座大楼的二层。面前是条窄小的过道，两边都是关闭的门，我们走到其中一扇前面。大耳朵少年打开门，七八十尺的小房间地上一左一右摆着两个床垫，剩下的空间是桌子和衣架。
桌旁站着一个矮个子三十多岁的男人，这个黑头发卷卷的男人整理了一下房间，说：“有什么可以帮到妳的？”
面前的人叫Hameid， 是巴勒斯坦出生、叙利亚长大的难民。内战爆发前，他是大马士革一个快乐的理发师。他来德国十个月，八个月都待在这个房间里，经过几次面试，他希望能等到德国政府给他提供庇护的一天。
“虽然每天在这个小房间什么也干不了，日夜想念我在叙利亚的家人，但德国真的很好，很自由。如果我拿到庇护的文件，我还可以学德语，找工作。”
庇护身分对难民来说相当于生死判决书——接受庇护，意味着政府会提供语言课程，允许难民进入社会工作，甚至搬出难民营，自食其力，开展新生活；但如果遭到拒绝，就意味着要离开德国，返回原籍。
Hameid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从叙利亚逃亡而来，巴勒斯坦的出生纸却使他可以要登记为“无国籍人士”（stateless person），提高了他成为受庇护难民的几率。
“我很乐观，不可能遣返我。去哪里？我是巴勒斯坦人，去哪都没有签证；而我的家乡叙利亚早就是Daesh（阿拉伯国家不承认ISIS代表伊斯兰而采用的别名，编者注）的天下，他们看到我今天这个样子，用发胶、穿中裤，管我信不信真主、会不会看可兰经，马上会处死我。”Hameid说道。
谈起近期在视频中宣誓效忠ISIS的阿富汗和叙利亚凶徒，他表示无法理解，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毒品——在叙利亚，ISIS会给很多青少年发放毒品，渐渐控制他们的心智。
“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比如我们这个难民营的人，大家都不会想回自己的国家，都忙着准备参加面试、申请庇护、学习语言，想办法和家人团聚。我虽然每天困在这里，心理也是抑郁的，但比起我的未来，这种不高兴挺渺小的。我肯定能申请到庇护，没有什么能让我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
相比之下，阿富汗难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2015年下半年，德国政府发现继续接受大批难民非常困难，逐步修改相关法律，拒绝伺机前来德国的经济难民，其中以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为主，不久又加强了对阿富汗难民的审查。目前有一半阿富汗难民申请庇护失败，面临回国的命运。
“你们这有阿富汗难民吗？”我问 Hameid，觉得阿富汗人也许没有这么乐观，会有不同的看法。
Hameid 说走廊尽头就有他的阿富汗朋友，我们一路走过去，他和公用厨房里洗菜的两个青年人打招呼，转身小声对我说，“阿尔巴尼亚人，没有战争的难民。”
穆罕默德：用咖啡罐装绿茶的阿富汗人
穆罕默德·萨伊德（Muhammud Salim）的房间除了床垫还有两个床架，只是床单已经烂了，都是洞，不过还是洗得很干净。
Hameid在门口求了他很久，他终于放我进来，让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一直避开我的眼睛，像背课文一样说，“我叫穆罕默德，今年24岁，我是阿富汗人，我的父母已经死在阿富汗，我去年从土耳其到巴尔干再去地中海，然后登陆雅典……”
讲完了一遍，他扭过头看我一眼，重新开始背，“我叫穆罕默德，今年24岁，我是阿富汗人，我的父母已经死在阿富汗……”
他背后的墙上贴着白色的小纸片，上面写着德文“ich”、“sie”、“auch”，趁着他换气，我插了一句，“这些是你学德文用的吗？”
他转头看看墙壁，有点不屑地笑了，“那是很简单的德语，我不需要写在墙上。那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说着，他从床头翻出一本又厚又重的彩色辞典书，递给了我，“这是我在德国最宝贝的财产，是我的朋友给我的，特别有用。”
这本书全是德文，通过鲜明简单的图片教读者实用单词，每一页都是类似“面部表情”、“不同的面包”这样的主题，大概有五百多页。
穆罕默德又拿出一小盒卡片纸，每张正面是一个德文单词，背面是同义的波斯语，词语多是地名和政府机构的名字，“这些帮助我记忆，写材料的时候可以用。”
我刚好翻到 Flüchtling （难民）这张，继续问，“写材料？”
穆罕默德解释说，作为 Flüchtling，从来德国第一天起，就需要准备和相关的政府部门、NGO人士讲自己的故事，为什么来德国，为什么需要待在德国。有时候要准备文字版本，有时候即使不需要文字版他也会写好留给别人。
他掀起薄薄的床垫拿出一沓文件夹，每个都夹着从学生作业本里撕下来的方格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字。每个文件夹里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为了省钱他没有复印，都是手写的。“这样记得更清楚，你是记者，你边听边记，我就不给你一份了。”
他又把文件夹整理好塞回床下，人好像放开了一点，忽然对我笑着说，“你进来也没有招呼你，我今天早上工作了几个小时，很辛苦，没有精神，你别介意，我给你泡杯咖啡？茶？”
我忙说不用辛苦，更好奇为什么他可以工作，他的注意力却去了饮料那里。“你是中国人，你喝绿茶吗？”
他打开一个咖啡罐给我闻，“其实阿富汗人也爱喝绿茶，只是大家看新闻只能看到我们有战争，看不到绿茶。”
他洗好玻璃杯，又拿出滤纸，小心翼翼把茶叶放进去，扬起开水壶往里倒水。“中国人不是这样泡茶的。”我边看边说。
“阿富汗人也不是，但是我既然在德国了，就用德国的方法来喝吧。你看我的茶叶不是也装在咖啡罐里吗？”茶的味道重，好在穆罕默德打开了话匣，我可以慢慢品。
“你问我知不知道阿富汗难民在火车上砍香港人，我知道；那你知不知道前几天阿富汗也有恐怖袭击，死了一百多人呢？我23岁离开阿富汗，我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被基地组织杀死。不久前，我的好朋友，一个出色的体操教练也死在他们手上。中国的体操很强大，阿富汗这样的国家，运动员活着就很不容易了。我不愿意再想和回答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我是穆斯林，但这是我的私人信仰，我还是一个人啊，就不能看到我还是一个人吗？”
在阿富汗，穆罕默德是军队普通办事人员，来了德国以后他决定做些别的，证明他可以是对德国社会有用的人。他说他想做一个田径教练，生长在山丘里的他，体力旺盛，喜欢跑步，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在楼下操场跑步。“如果我能学好德语，学好体育教练的技术，那我可以培训德国的小孩，那我就是对德国社会有用的人。”
上个月他拿到了庇护身分，现在又找到了一些做清洁的临时工作，也在联络上正规的德语课。他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身分证明，鼓励我拍下他的个人信息页面，和死守自己隐私不放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特别希望自己的面孔和身分能被别人看见。
不过，他拒绝我在房间里给他拍照片，说自己没有刮胡子，也没有干净的衬衫。“我希望大家看到我，是一个好的阿富汗难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