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成功脱欧所投下的震撼弹，再次唤起人们对于欧陆与美国排外的极右势力日渐茁壮的焦虑。对英国人来说，除了要面对大不列颠可能存在的裂解、退欧在经济前景上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结果再次证明：一个发展不均且相互陌异的社会，才是滋养极右势力的温床。
尽管从投票结果的分析上，呈现了明显的世代差异：年纪越长，支持脱欧的比例越高。以65岁以上的投票人口为例，投脱欧的比例高达60%，是18至24岁这个年龄层的2倍多。
产业变迁下的世代隔阂
要理解此一世代差异背后的社会变迁意涵，得追溯到50年前的英国。Ford 与 Goodwin 两位钻研英国极右翼势力兴起的政治学学者，认为是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明显的世代差异。
在制造业尚未没落前的英国，无论是在族群、职业、教育、生活经验上，都呈现高度单一的图像：只有少数人能进大学，近一半的劳动阶级在工厂上班，绝大多数的劳工是白人，并拥有强大的工会，有相当比例的公民住在国家提供的公宅，那个年代的英超俱乐部，几乎全是本国足球员。他们居住在一个不需要与外国人竞争的国度里。
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加剧英国制造业没落与福利国家崩溃，在英格兰中部与东北部大批失业工人与这些工厂集中的地区，在全球化经济整合的进程下显得步履蹒跚，快速被时代抛弃。
当英国的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移为服务业，90后出生的年轻人，睁开双眼所看到的世界，与他们父祖辈所经历的完全不同。高等教育普及，大学不再是少数菁英的特权，新一代相较于他们的父祖辈，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大部分从事服务业，在欧盟内自由移动的制度框架下，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母国接受教育、工作、定居，也可以在欧洲其他各国内自由来去。
就像足球金童贝克汉姆在他的留欧宣言所说的：他年轻时待过的曼联以英国球员为主体，如今曼联有来自于丹麦、爱尔兰、以及法国的欧洲球员。而他自己也受惠于在欧洲其他球会踢球的待遇。
年轻一代是乐观的寰宇主义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也相信人才的自由流动、相互激荡，将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创新。
经济地理的撕裂
然而仅仅是世代，无法解释为什么投票结果有这么明显的地理差异。
若从选举结果的地图看，伦敦为轴心的英国东南地带，成为留欧的主力，搭配零星的都会地区：曼彻斯特、里兹、布里斯托、利物浦、纽卡斯尔都支持留欧。传统名校所在地的牛津与剑桥，留欧比例甚至高达七成。这些城市共同的特色，是拥有国际级的大学。
以我经常往来的剑桥为例，可说是受惠于欧盟的典型案例，剑桥大学优良的学术声誉，前来的欧洲人络绎不绝──不论是就学、就业、学术交流、短期职业训练。以大学为核心开展知识经济，不仅使得剑桥的科学园区与生医园区，成为英国东南重要的人才库，也拉动剑桥的房地产上涨。
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大都会、大学城以外的地区，就仿佛断电一般，与全球经济网络彻底绝缘，即使传统的工党支持区也“沦陷”了。以东北英格兰为例，它曾是英国最重要的煤业与钢铁工业区，但在撒切尔夫人雷厉风行的私有化政策下，国有煤场强制关闭，经济一厥不振。这次，这些地区一面倒地支持脱欧。
许多英国都会区的菁英，认为他们被“教育程度不高的乡下人”给害了。
面对移民的城乡差距
脱欧者的理由是自由贸易或移民政策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仅有少数人、少数城市受惠，而他们更恐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隔阂。
都会城市之所以对移民的包容度高，可能是基于经济与公共服务的考量。城市经济受惠于各种阶层的移民，有知识白领，也有基层的服务业劳工，也有辛苦的清洁、营造工，甚至连英国医疗服务 NHS 的医护人力，也得仰赖靠欧洲移民。
然而在非都会地区，却是另一番光景。从 2008 年金融海啸后，不管是联合政府或去年大选时组阁的保守党，都力行财政撙节（austerity）。政府预算的删减，使得公共服务的资源更为左支右绌，相较于经济发达的都会，他们反而成为欧盟资源挹注更多的地方。他们的子女欠缺好的教育，或得长年失业，或得挤到大城市里，与全欧洲人竞逐有限的工作机会。这些困境，成为右翼思想蔓延的温床。
英国长年有旗帜鲜明的阶级政治。吊诡地，在这次公投中，极右的英国独立党（UKIP）打著反移民、反欧盟的口号，却将部分保守党与工党底层的支持者，也收编至极右翼的阵营之中。长期的世代经验差异、对移民态度的南辕北辙，凸显了英格兰内部严重的地域分化，选举结果鲜明地映照了首都与非首都区的强烈对比。
工党与其选民的割裂
原是传统的工党选区，这次却与工党不同调。英国政治学者 Goodwin 认为，工党支持者的反叛，是因为工党领导者与议员，不愿意了解他们的选民到底在想什么。
残酷的现实是，这些脱欧区域长期居于经济弱势，不管是掌权的是保守党也好、工党也好，他们往往是西敏政权最后才会想到的一群人。从上届英国大选到这次脱欧公投，工党无法再去引领这些传统工党选区的进步价值。他们未能意识到，这些老一辈的选民，对欧盟移民带来英国传统价值、社区的崩解无法适应。快速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心理冲击，造成了工党与他们选民割裂的尴尬。
当前欧洲、美国的极右派势力兴起，共同点都在于，像鲍里斯·约翰逊、特朗普这样的白人菁英，善于利用底层弱势对社会的憎恨，让他们相信，一个没有这么多移民的社会将更公平美好，而移民成了相对剥夺感强的社会底层宣泄不满的标靶。
阶级间欠缺相互理解
皇后玛丽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Philip Cowley 将英国脱欧公投，形容为“喝啤酒的人”与“喝红酒的人”的战争──或者是拥有移动能力的“寰宇人”与那些“被遗弃者”（left behind）。而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对彼此的不了解。
当代知名的马克思地理学者大卫·哈维在《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一书中，便指出，拥有移动能力的寰宇人所标榜的进步价值，例如：开放、多元、尊重差异，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如此进步。因为这类的寰宇思想，忽略了地理与文化的差异，而透过二元对立的修辞，将某些发展落后的地区，归咎于保守封闭，但进步的寰宇人所持的信念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好贴合。
当支持脱欧的阵营将欧洲难、移民当作他者，唤起人们心中对于移民想像的恐惧时，这些想像的恐惧往往更为真实。其实，这种他者的想像也折射在都会区对于传统英格兰小镇“保守”、“你们这些乡下人”、“充满支持UKIP的种族主义者”的印象。
不能够了解杜林普的支持者，就不可能改变美国，同样的，不愿意了解 UKIP 如何兴起，不愿意了解“英国佬”为什么对逝去的时代感到失落，也不愿正视英国越来越恶化的发展不均，也就注定了为什么脱欧的命运难以扭转。昔日的大英帝国身影已远，而我们可能将要见证一个右翼“帝国”的时代来临。
（刘惠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