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做柔软的事”──6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吴建民追思会上，与会的外交专家、国际关系学者这样评价这位中国外交界中敢于发声的温和理性派。
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6月18日凌晨在武汉车祸猝逝。此时正值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敢于亮剑”，作为鸽派外交代表人物，生前不断公开反对狭隘激进的民族、民粹主义的吴建民去世，构筑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和论战场域，关于中国应树立怎样的世界观、外交观、交往术，各方激烈交锋。
19日下午，共识网将原定在北京举行的首部《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原地改为吴建民追思会。吴建民是这份报告的主编之一，原定应该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参加追思会的有当今中国外交界元老级人物资中筠、宋以敏，有历史、国际关系学者，如雷颐、梁云祥、储殷等，有《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还有吴建民的多位学生等。
会上发言者均对吴建民的突然逝去表示痛惜哀悼，“理性”“儒雅”“学者型”“说理”“专业”“勇气”是追思者们最常提到的特质，“中国应避免群众性外交”、不能“靠热血来讨论问题”、不能“以主战论英雄”，是追思者们的共识和呼声。
不断重申中国要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今全球主题下发展友好外交的吴建民，是不是“软弱”？追思会上的发言者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仁勇”──理性分析、平和说理、不厌其烦、无惧攻击的勇气。
曾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张闻天秘书、今年已94岁高龄的外交部办公厅前副主任何方，由同样从事外交工作的夫人宋以敏代表出席追思会并发言。宋以敏评价吴建民是“学者型外交官”，“能够做到从世界看中国，而且有很大的勇气”。
《学习时报》原总编辑周为民以“勇敢地来做柔软的事情”来总结他对吴建民的印象：“办外交一定不能打痞子腔”，“在不良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能够坚持发出理性的声音、明智的声音，这是需要大勇的”。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储殷说：“吴建民大使最了不起的在于，他始终能够温和的讲话”，“他以这种文明和理性的方式，来对待观点不同，来对待社会上的分歧，应该成为这个社会中各个观点、各个阶层的人，所共同遵循的底线，他展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到今天为止，文明的底线。”
重返联合国45年、改革开放38年、加入世贸15年，中国的外交战略从破冰到走出冷战，再到求同存异、韬光养晦，到今天，强硬路线明显抬头，外交、国防、宣传一线，均摆出不怕打仗、不能服软的姿态，明确批评“民族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反改革开放”的吴建民，更屡屡成为“鹰派”的攻击目标。此时缅怀吴建民和他的外交思想，折射出中国外交──乃至内外整体政策的路线之争。用历史学家雷颐的话说，“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坚持这个时代判断──和平与发展”。
国际关系学者储殷直言：“吴大使讲的，对于外交路线的批判，从来不是简单的对于外交路线的批判，而是对于一个国家选择道路的批判，在今天，对韬光养晦、对理性崛起的批判，其实反映在我们这个社会，10年以来，内部不断滋长的，对于改革开放的否定态度，它只不过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出现，当它对外交路线批判的时候，它往往能够以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可以更少受到人们的批判。”
资中筠精通英语和法语、专研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被尊称“资先生”，她在发言中进一步点出，看到很多“自称为爱国的言论”，实际上连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性质都没有，“非常虚伪，只是喊一些不负责任的口号”，但这些激进言论和情绪，却特别容易影响到“群众外交”，有害无益，“假如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特别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因为外交本身的天职是要和平解决问题，要不然就打仗、不需要外交了。”
60年代初便与吴建民相识的资中筠，在肯定吴建民的文化修养和风度时，严词批评中国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只好对内对上邀功逞英雄──“有些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外交官好像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是心里想着怎么跟国内交代，所以说得越硬越好，他不考虑对外国人是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中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而是‘我回去怎么交代，要是软的话，一定要挨批，硬的话不会挨批’…现在我们跟国际上‘求同’的范围要广得多了，但是我们现在专门‘挑异’，这样表示自己非常之英雄。”
“大家心平气和讨论问题，这个是正经的外交，国际间的交往，只能是这样，何况在武器发达这样的地步，中国这样14亿人口，跟大国去打仗，这是不可想象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人轻易的就喊打，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资中筠谆谆作结。
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称资中筠提到的“主战英雄、主和卖国”看法为“义和团思想”──“中国这30年的成就，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和懂得外交有一定关系。但是今天又到了一个坎儿，甚至有些东西倒退，多多少少有义和团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民间，喊打喊杀的声音非常强烈，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外交官…有点泼妇式的态度，对中国的形象影响不好。”
中国社科院中东问题专家殷罡对外交官的“鹰鸽战和之分”更为锋利：“有些套话经常把人，特别是外交官，分成鸽派鹰派，吴大师是鸽派，什么是老鹰？……我们历史上，有争议首先有外交，外交失败了，才有战争”，“如果一个外交官在离开一个国家、完成一项使命的时候，身后留下的是更多的怨言和个人形象的批评，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
财大气粗、人多地广的中国，要采取怎么样的外交姿态和手法，实际上攸关树立怎样的世界观，培养具有怎样世界观的外交官。
现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部主任的周为民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毛泽东曾很喜欢用来说明东西方关系的、王熙凤所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取长补短、和平发展，这种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来决定的，一方面是观察和处理中国发展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有全球化的思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要争取现代化，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而邓小平当时能够打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同时抓住了这两个大局。
“反过来说，如果因为一些什么问题，因为一些什么风吹草动，或者一些什么心思，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改变了，或者说，倒退了，那一定导致全局被动，一定到处出问题”，“如果我们的大战略不对、出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将很快挥霍一空，不光物质财富，还包括国际关系等，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这种深深的忧思，我们特别痛惜吴大使的离去。”
2015年3月，吴建民曾在国防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说，“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今天，中国领导层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外交，应往何处去？
作为《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的主旨报告作者张胜军问道：“我们究竟是以普通人的视角展示中国…还是广告一样去‘讲好中国故事’呢？这表面上是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认识的问题…我们政府太善于包办一切”，他特别强调民间外交的作用：“现在是中国人自身形象都堪忧”，“是民间外交拯救国家外交，还是民间外交拯救人民，民间外交已经到了自我拯救的时候了。”
无论是外交官个人素质，还是发展官方以外的外交渠道，对于中国外交而言，最根本的也许还在于上层政治的取向。
在外交学院任教的、吴建民的学生李潜虞认为，吴建民曾说，中国外交“三要三不要”，“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最近这几年好像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它的声音应该不仅让普通老百姓听到，更应该让中国的决策者听到，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静、客观、理智的看待中国与外交的关系。这是吴院长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