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份子，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是吕大乐所说的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二代。
我出生时，香港还是很匮乏。我开始懂事时家里住在长沙湾福荣街的一幢唐楼内。那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般，一个单位同时住上了多户人家。有些单身的，只能睡在把厕所天花改装成的“阁仔”。条件稍为好的，可以租到一格床位。这些租客真的是除了用租住的地方来睡觉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私人空间。一家人如果能在单位内租住到一个板间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家门后面的琵琶山坡上，全都是木屋。那里的生活条件便更差了。居民出入不便之余，煮食洗涤更要下山来取水然后挑水上山。风高物燥时，更受火灾的威胁。我家对面是一间大木厂。一晚深夜，我被嘈杂的喧闹声吵醒，往窗外一望，原来木厂大火，浓烟火舌不断往天空冒升，像要把周边的东西都吞噬掉似的，其猛烈程度，就像木厂遇到空袭似的。我看着厂内赤身的工人在火海中仓皇逃生的景象，几十年后至今不能遗忘。
福荣街对开的兴华街，那时候是由一条明渠分开上下行车线的。明渠两旁布满了用锌铁板盖起的小店舖。我在这条街上看见过街童在垃圾堆中拾荒，其中一个男孩检到了一片方包，二话不说便把方包往嘴里塞，没多久竟然呕吐大作。
我们这代以前，原居民占少数，香港基本上是个移民社会。中国内战后，逃避战乱和政治动荡来到香港的人，千千万万。我父亲是1947年从上海来到香港打工的。我母亲潮州人，她在1940年代末趁放假跑来探望在香港谋生的亲人。母亲在假期结束前，原本已买了回潮州的船票。启程前一天，解放军在珠江口布了水雷，轮船服务取消。内战迫近，使母亲滞留香港，之后便认识了父亲，然后才有了我和其他兄弟姐妹。
没有中国内战，真不知有没有我这一代香港人。所以，当我读到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结局时，特别共鸣。
激烈竞争造就精英主义
第二代香港人成长时期的一个标志，就是狮子山精神。据说这种不怕困苦、同舟共济、通过个人勤奋努力挨得个出头日的精神，造就了香港成为今天的国际大都会。我想，实际情况比起这种论述来得复杂。
那个时代，是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那时候还未有九年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很有限。我当时在官立小学读书，一个年级有五个班，每班四十多名同学。我们小六考升中试时，考上的，好像只有21个同学，不到全级同学的十分之一。放榜当天，学校还把我们这批考上的学生请到附近的酒楼午膳以资奖励。我以为毕业只会有谢师宴的，原来我校竟然有“谢生宴”，只是考不上津贴中学的近200位同学无缘参加吧了。
中学时的竞争同样激烈。除了中学会考，还有进大学的高级程度会考。前者在一般中学已把60%或以上的中五毕业生淘汰出局，后者把余下来的同学以同样或更高的比例淘汰。我1977年进入香港大学时，回头看看1970年跟我在同一家中学读中一的同学，能同时考入港大的，真是屈指可数。不少同学其实是很用功读书的，可是在僧多粥甚少的情况下，就是一而再的考不上。
我1980年大学毕业时，港督麦理浩已在北京跟邓小平会过面，香港前途问题冲着我们来了。1980年代初中英两国准备就“九七”开展谈判，记得一次和高中同学一起叙旧吃饭，言谈间才知道，一围枱里十多人，60%以上会在半年内离开香港。大家虽然口中没说，但没有人怀疑这是与九七问题无关。
激烈竞争下，汰弱留强的结果是精英主义。香港前途引发的去留问题，除了使从来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不得不开始关心政治之外，也逼使我们要认真面对谁真的会同舟共济，愿意为香港承担。
精英主义当然会有“离地”的风险。但自19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一般都是在公共屋邨长大，来自寻常百姓家的年轻人，他们并非含着金锁匙出身的纨绔子弟。这是因为战后移民社会为主的家庭来到香港后，大家的“起跑线”都比较齐一，加上那个时候港英政府提供大学生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因为财政问题不能读大学。因此，能够入读当时仅有的中大和港大的同学，除了成绩较优秀外，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也比较“在地”，跟1940年代读港大的富家子弟驾私家车到薄扶林上课的情况截然不同。
60年代末，学生运动火红
那个年代的香港大学生，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差不多全是土生土长，不少更由于来自大陆移民家庭，仍旧跟上一代以家乡的籍贯认同自我的身份。我小时候都跟人家说自己是上海人。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和经济起飞之后，香港人的身份才全面的建立起来。这不光是我们这一代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外游时人家知道你不是来自日本之后，便一定只认定你是香港人。
1960年代末席卷欧美的激进学生运动，也波及我们一代的大学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冷战时期的对峙，殖民地的霸权和民族的抗争，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些在课堂里少会教授、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提及的，却是当时围绕在大学学生会周围的学生群体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从60年代末香港大学的学生争取参与校政改革，到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以至保卫钓鱼台、反贪污捉葛柏等，由大学生牵头的社会改革运动一波推一波。不少同学以“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作为旗帜，以标志这个火红时期的学生运动。
我算是赶上了这个年代的尾班车，1977至1980的三年大学生活，基本上是在香港大学学生会大楼度过的。这段时期，其中触动全港神经的一场学生运动，是1978年金禧中学的师生指控校方敛财，引发全校罢课的事件。当时参与运动的港大学生我想约在3000人左右。事件由爆发到最后平息有半年的时间吧。以我印象式的观察，曾经先后积极参与支持的港大同学来自不同学科，可能有近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的扩大，是由教育司署（现称教育局）宣布把金禧中学封校开始的，当时正值大学的学年终期考试。但期考并没有减少同学们对政府粗暴决定的愤怒，于是积极参与支持金禧师生的复校要求，在漫长的暑假为罢课的金禧学生义务补课，并要政府答应就校方敛财指控作独立调查，还社会一个公道。
与英式制度打交道的一代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会都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但同学之间大多有主见、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到今天大家碰头，这一点真的几十年没有改变。我们也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比起我们的父母辈有更高的学历，因为能在相对繁荣稳定的情况下接受社会的栽培、学校的教育，而且在制度之内基本上是适者生存了下来，不少更是出人头地。也因此，我们比起父母辈更掌握英国人在香港建立的制度和措施，我们既是接受英语英育，自小至大都免不了要和英式制度打交道。
我在大学时期熟悉的同辈或前辈同学，很多在毕业后投入到不同的岗位，秉持在学生运动时期继承了的理想主义和精神，继续为香港做事。其中最活跃的，开始投入政坛和社会运动界，希望争取民主和推动社会公义。1980年代初碰上香港前途问题和中英谈判，港英政权开始从地方行政开放政制和鼓励政治参与。1982年的区议会议席有三分之一由直选产生。与我稔熟、由前学运活跃分子组成的参政和社区团体在竞选中大胜，击败了依附在殖民政权的地区力量，逐步发展成日后左右香港政局的民主派。
政界以外，其他一些界别也不乏有理想抱负的第二代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发挥相当的带导作用。我大学毕业后加入了电子传媒工作。1981年又进入了香港电台的公共事务组。当时吸引我的，是掌管中文电台广播、差不多同一世代但较我年长的上司对公共广播服务专业理念的追寻。尽管香港电台只是一个政府部门，但他们却以英国广播公司的使命作为目标，以不偏不倚客观可靠的专业新闻橾守为己任。虽然因为种种原因，香港今天仍旧未能发展出全面而称职、能抵御政治和市场强势干预的公共广播服务，但香港电台自从七八十年代揭橥出来的旗帜，对香港的传媒专业具有楷模作用。
暴动后政府吸纳本地人，第二代最受惠
此外，踏入六七十年代，香港逐步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复杂城市，以土生土长年轻华人为主体的一个社群。港英这个外来政权如果要有效地管治，便不能不开始在体制内比较有系统和有规模地吸纳本土的力量，而我们这一代便正好赶上了这个势头。
在媒介任职之后，我有机会加入港英政府的政务官队伍工作。我在读大学时对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好感，但总体上不能不承认，战后以来的港英管治，是相当有效和一定程度上（尤其是自从厉行廉政后）赢得不少认受的。政务职级是一个典型的精英集团。他们在政府内位高权重，自觉是优秀阶层，明白行使公权责任重大。他们既重视传统承传，但又欣赏果断创新；虽然论资排辈，却鼓励据理力争。1960年代以前，香港大学的毕业生从未获聘为港府的政务官。事实上，在1966至67年的暴动后，香港政府才积极从本地毕业生中聘请政务官。于是，第二代的港人精英便成为了最受惠的一群。
我在官场的时间不长，先后只在三个政府部门任职。我的体会是，港英年代的政府精英集团，很重视用人唯才。要得到同事欣赏和尊重，靠的是为公共利益而据理力争，并非下级唯唯诺诺的奉迎上司。港英的官员还有一个香港优先的管治传统，在很多的政策议题上，不会唯伦敦的马首是瞻。我自己目睹过，作为港府最高层的港督卫奕信，六四事件后为香港人到伦敦争取居英权，在英国国会一个对他并不友善的委员会上，公开表明，他虽然由英国政府任命，但作为港府的最高级官员，他有责任把香港利益放在首位，为香港力争到底，尽管在此事的最终决定权在英国手中。
我在上文中说过，1980年代初，我的不少同学因为九七问题选择了离开香港。我也有不少同代老友，基于升学就业种种原因，在八九十年代曾经离开，有多年西方社会的生活体验。当中九七前选择回来的，多是在大学时便已关心社会的一班香港人。我1994年在伦敦居住了七年后，决定举家回来，其中一个理由说到底，就是香港是自己的地方，把我们孕育成今天的香港人，我们有责任回馈、守护它。
第二代港人还可以做什么？
今天，战后婴孩潮诞生的二代港人不少已步入退休阶段。香港过去几十年的飞黄腾达，说最得益者是这一代人大概不中不远。但如果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把回归19年来的种种败象都归咎到是二代港人的不济事，我想这是另有目的的政治修辞，不足为凭。面对目前香港遇到的挑战，这一代港人可以做什么呢？
如果要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岗位、机遇和秉性，很难一概而论。我自己有几个观察，希望有些参考作用。
首先，过去几十年不管成败，第二代港人最不缺的，就是他们有用武之地。现在肯定是轮到我们在方方面面为年轻的一代开创他们用武之地的时候了。
其次，香港独特之处是中西荟萃、开放多元。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毗邻生活，成长于重视程序公正的英式制度、拥有不少西方生活经验的香港人，大概是最了解中西荟萃内涵的一代华人，也很可能是华人社会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群。我们如何总结经验，努力促进中西优良传统的汇流，抵御封闭排他的狭隘思想和所作所为，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再者，不管喜欢与否，中国大陆的存在是个不能逃避的现实。港英年代如是、回归年代如是。今天中国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国，对其包括香港在内的主权有不可动摇的执著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对之选择视而不见，是自欺欺人的不负责任。目前中港矛盾有越趋严重的倾向，如果我们妄顾上述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既不会化解矛盾，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多添几分可能。第二代香港人不少已达耳顺之年，能否为香港大局、有智慧而理性地去看这个问题，对左右这矛盾的发展也许会有影响。
在香港争民主，除了战后的港督杨慕琦外，大概始自还在殖民统治时期的第二代香港人。这一代港人能否在历史舞台谢幕前，像台湾般让民主政制落地生根呢？感性上我当然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理性上，由于北京的强硬路线，香港内部的分歧和民主力量的分崩离析，我的答案倾向悲观。不论怎样，我想第二代港人有责任坚持下去，支持一切争取香港民主的力量，矢志不渝。就如司徒华先生所说：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有我便很足够了。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级特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