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从2015年年末起，一直牢牢占据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中心。本届政府上台之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进入关键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尽显、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势下，本届政府接连抛出多个口号式的概念，以此来为中国经济寻找政策药方，比如2013年的“克强经济学”和2014年的“新常态”。而 “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最终出世，在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下，俨然成为本届政府在纠结几年后，对“中国经济应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总体性回答。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供给”二字，太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和以供给学派为意识形态理据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此，中国政府有意撇清其“供给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五月初，官方媒体刊发了习近平在一月份发表的一份长篇讲话。习在讲话中说：“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中国政府不希望外界将“供给侧改革”和“新自由主义”作类比，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事实上，政府目前大力推动的“供给侧改革”，真的不是新自由主义吗？
如果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减少对于市场运行的干预”，那么“供给侧改革”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然而，这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方式有其局限。如同本文将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牺牲低收入群体利益为代价、保护中高收入群体利益的“阶级再分配政治”。而在这个层面上，“供给侧改革”实实在在体现著新自由主义精神。
“供给侧改革”的阶级意涵
从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至今，公共舆论对其解读普遍缺少阶级维度，实在令人遗憾。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将会使哪些阶级收益、又将牺牲那些阶级的利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厘清：“供给侧改革”一系列措施背后的出发点是什么？本届政府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愿景是怎么样的？对此，最高领导人已经说得很清楚：各项改革措施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产业升级、淘汰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一改革目标看似能使全体国民受益。然而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产业升级同样是一种阶级再分配政治。如果仔细考察产业升级带来的好处由谁享受、代价由谁承担，就会发现：产业升级往往是一个主要惠及中高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低收入群体利益的过程。
首先，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只能带来少量而高薪的工作岗位，这些行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远远小于它们在GDP中所占的产值比重。因此，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时，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无法有效拉动就业。
这就会导致，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红利，只是给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了高薪工作的额外机会；而原先扎堆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薪阶层，只能转去低薪、不稳定、甚至无法保证全职工作时间的低端服务业，或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和台湾、香港这样的后发经济体，在淘汰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情况。因此，产业升级难以惠及低收入群体，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本轮“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低端产能的过程中，已造成大量工人断薪、失业。产业升级能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计来源吗？
其次，中国政府推动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高端消费需求。习近平在论述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时，曾说道：“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
但是，高端消费需求并不是中国消费者的普遍需求，而仅仅是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对于那些生活在“特仓苏”、“康帅博”之类山寨产品横行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和工业园区的农民与农民工来说，他们对于非假冒伪劣、价廉质优的基本日用品的消费需求都还没有被满足。将产业升级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头等大事，实际上等于政府为不同阶级的消费需求设置优先级，将富人与中产阶级对奢侈品、高端日用品的需求，排在比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日用品需求更重要的位置。
因此，从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两方面看，以产业升级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将富人与中产阶级利益，凌驾于工薪阶层与贫困人群利益之上的阶级再分配政治。
谁都不会否认，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旧有经济发展模式，到今天已经不可持续。但值得讨论的是：这个旧模式最严重的病根在哪？如果要走出旧模式，最紧迫的是解决什么问题？产业升级，只是众多可能的答案之一。当本届政府认定，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产业升级，而不是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这其实就意味着，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理解，体现出一种特定的阶级立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改革背后的政策制定者抱有“偏向富人与中产阶级”的主观故意，也许他们根本还未意识到，他们一手描画的改革蓝图背后，有如此鲜明的阶级意涵。但是，不管政策制定者有没有偏向中高收入群体的明确动机，都不能改变“供给侧改革客观上偏向中高收入群体的利益”这一事实。
“供给侧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吗？
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新自由主义”。
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常见理解认为：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集中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取代政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得以更加自主地运转。
在不同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五花八门，其中最为常见的包括：一）减税；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三）去管制，缩小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监管范围和力度；四）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与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出售给私有企业或个人；五）消极的劳工政策，清除工会等组织对“劳动力市场自由运转”的制约，限制工人抗议、罢工、与资方讨价还价的权利；六）全球化，通过跨国贸易协定和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使商品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加自由。
从这个标准看，在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后的半年里，只有少数几项政策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今年两会后，多个省市降低了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保费率，形同减税；三月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进一步铺开，按照李克强“‘营改增’之后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要求，实质上也是减税；近半年来，多地开始对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瘦身、重组，裁掉大量职工，公共财政不再为这些职工提供生计来源，客观上等同于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然而，在同一时间段，我们也能看到大量与上述“新自由主义”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行为。今年一季度，信贷投放与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升，政府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的刺激力度，似有不降反升之势；多地政府推出房贷优惠政策，用行政手段为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而在五月初《人民日报》刊发的“权威人士”访谈中，该“权威人士”明确表示，淘汰落后产能离不开行政命令：“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这些政策所体现的政府行政干预力度之大，与许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惯常认知相悖。
另外，从纵向时间轴来看，本轮“供给侧改革”比起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未体现出更强烈的亲市场倾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小步慢跑”的方式，在若干领域陆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换句话说，很难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2016年变得比之前更强。
如果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市场取代政府”，那么习似乎是对的：“供给侧改革”好像确实和“新自由主义”搭不上太大关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新自由主义”并非“市场取代政府”
上述分析有一个根本漏洞：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为“市场取代政府”，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市场与政府并非对立关系，市场扩张也不等于政治权力的撤退。原因有两点，其一来自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二来自于中国的实际现状。
从理论看，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早已指出，市场必须依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才可能建立。市场的出现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而恰恰是自上而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波兰尼认为，市场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社会的原有秩序、威胁民众原有的生计来源，因此会激起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发反抗。因此，市场扩张的前提，是政府能够平息或镇压这些社会反抗力量。这样说来，市场和政府并非对立关系，“市场取代政府”也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当政府积极、强力地打压那些“反市场”的力量时，市场才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从中国的现实看，市场扩张也绝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变弱。我们没有理由将“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诚然，市场确实有可能在许多领域取代行政手段，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语境下，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大量资本，可以指挥着这些资本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无论市场扩张到什么程度，只要政治权力还明里暗里掌握着大量资本，它就不可能只是市场的“守夜人”，而必然成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将市场扩张等同于政治权力的撤退，实际是犯了改革开放初期，某些中国研究学者所犯过的幼稚病。
阶级政治才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并不是“市场取代政府”，那我们该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呢？我们又如何判断中国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是不是“新自由主义”呢？
仔细考察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由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改革并非政策制定者受某些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也不是经济危机自然而然催生的、技术性的政策反应。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矛盾驱动的政治过程，是政府在政策层面倒向富人与中产级利益的表现。
学者Marion Fourcade和Sarah Babb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率先开始改革的国家，此前大都经历了一段阶级矛盾空前高涨的时期。在那段时期，对于时任政府所推行的高度偏向穷人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此起彼伏、烈度升级的劳工运动，富人和中产阶级感到愈发不满，因此积蓄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去支持那些拥抱新自由主义、立场强硬的政治领袖上台。这些政治领袖掌权后，否定前任政府偏向低收入群体的政策路线，出台各种政策，保护中高收入群体的阶级利益。全球最先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智利皮诺切特（Pinochet ）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学者Monica Prasad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她试图回答：为什么美、英两国比德、法两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幅度剧烈得多？在她看来，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之后的三十年里，美、英两国在税收和福利开支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劫富济贫”倾向，从而将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对立起来。
随着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收入结构发生改变，大量低收入群体成为中产阶级，从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劫富济贫”政策的反感在1970年代末达到了顶点，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创造了民意条件。这些政治人物上台后，着力回应中高收入群体的利益分配诉求、大幅弱化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照顾。换句话说，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源于阶级矛盾，体现的亦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当富人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必将牺牲作为少数的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质正是“阶级政治”，政策转型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的结果。改革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满足富人与中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而形态各异的具体政策，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工具。比照二十世纪各国的历史轨迹，我们似乎该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修正：国家并不必然偏向哪个阶级，各个阶级都试图发起政治行动、迫使国家回应本阶级的利益诉求；而国家最终站在哪个阶级一边，则取决于阶级政治的具体过程。换句话说，国家在各个阶级之间做“钟摆运动”，但其自身的重要性从未减弱。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国家从偏向低收入阶层到偏向中高收入阶层的一次“摆动”。
因此，讨论“供给侧改革”背后的阶级意涵十分重要。前文已经讲到，本届政府已经认定，解决中国经济当前困境的根本出路是“产业转型升级”，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但这个药方体现的，是政府将富人与中产阶级利益凌驾于工薪阶层与贫困人群利益之上。这种阶级倾向，正和“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相吻合。换句话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新自由主义”式的阶级再分配政治。
从供给侧改革，看中共的阶级政治
如果我们承认“供给侧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式的阶级再分配政治，那就必须回答：这种明显偏向中高收入阶层的再分配政治，为什么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出现？政策制定者的具体动机固然无法确证，但至少两方面的因素值得考虑。
第一，中共近年来似乎逐渐意识到，中产阶级是维持政权稳定的关键，并开始强调中产阶级对于巩固中共执政基础的重要作用。五月中旬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力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口号，印证了这一趋势。人民日报海外版下属平台“学习小组”发表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白指出：“中国目前形成的中产阶层与中国执政党的利益高度相关，呈现强一致性。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基本上都受益于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起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共执政的正当性。”
不少学者认为，当今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速放缓，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中共的合法性。在经济下行时期，低收入群体往往首当其冲、受害最多，因此最有可能发起集体行动、增加政治不稳定因素。“中国劳工通讯”称，工人抗争事件数量从去年开始激增，到2016年1月份这一个月内就达500次以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将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中高收入群体——牢牢抓在手里，对中共来说不失为一种避免合法性危机的手段。
第二，由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利益代表机制，工薪阶层、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被吸纳到政策讨论当中。一旦政策制定者在一开始选择偏向某一阶级，这种立场几乎不可能在后续的政策讨论中，被其他阶级的利益代表制衡。甚至于，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对“哪些阶级从政策中获益、哪些阶级的利益受损”的讨论，基本处于完全缺位的状态。所以，除非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将阶级矛盾外化为政治维稳危机（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和农村税费问题，引发下岗工人和农民抗议的政治危机），现有的制度框架没有提供在阶级语境下进行政策讨论的空间。
以上这两点，恰恰反映了中共在处理阶级政治时面临的矛盾：一方面，政策制定过程不容许各阶级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制度框架内解决阶级冲突；另一方面，中共必须有选择性地将特定阶级作为执政基础的核心，并在政策制定中表现出相应的阶级倾向。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阶级关系；而这种关系，造就了一条通往“新自由主义”的独特路径。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CNPolitics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