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直批评香港的泛民主派，只讲“两制”，无视“一国”，这说法客观上并不完全错误，政治判断上却错得离谱。
没错，在回归后走议会路线的泛民，抱着假装看不见“一国”态度，以“掩耳盗铃”的方法，希望能成就“两制”下高度自治。
北京却把这种“假装看不见”的屈就，理解为“无视”，并要处处被看见，不单止注入红色资本，政治上中联办为建制配票、大搞亲中民间组织，连二选一的特首小圈子选举也要操控，怎料却催生了捍卫本土的运动，去“直视”“一国”的存在。
自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以来，以“本土”之名而发动的大型群众运动，均是随着“一国”的现身而舞动，到反国教之后，泛民政党才把运动的民情以“反赤化”的政治口号推出，矛盾指向“一国”的政治干预。
不过，自2012年起的几年间，本土主义由政治上的“反赤化”，经历反双非、反水货客等动员，转化成了中港社会矛盾。
雨伞运动，未能向“一国”争取到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本土主义又再一次锐变，透过运动的象征物、记忆、创痛、愤怒，成为了身份认同的核心。最近看到建制钟树根的街头海报叫号：“要本土 不要分离”，可见本土有穿透传统政治取向的力量。
自主、自治的欲望在不能改变的秩序的压抑下，不断寻找空隙爆发。今年的金像奖最佳电影，正捕捉了伞后的躁动情绪。
将香港问题泛政治化
旺角骚乱后，中联办及其扯线特首，把事件定性为暴动，把矛盾指向极进的本土派，希望压止并围堵本土主义运动。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却淡化事件，指不少地方的年轻人都有不满现实及希望改变的想法，并不奇怪，把香港问题放在全中国、世界历史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但把问题泛政治化，就复杂了。
的确，青年反抗运动与本土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大潮。自2007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后，人们意觉到全球化下资本游戏，完全凌驾国家与社会，透过融资把少数人控制的资产增值套现，人民却无法分享新增的财富，反而自掘坟墓般，不断供养着疯狂增值的资产，直至泡沫爆破。
海啸过后，欧洲多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烂摊子由人民买单。譬如说，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西班牙，在欧洲央行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紧缩财政措施，于2010年订下削减相等于 GDP1.5%的政府支出。结果，社会福利大减，但失业率却由2010年的20.1%，增加至22.6%，而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更达到40﹪，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M15动员，近800万人占领街头，而带领运动其中一个组织叫“青年没有未来”（Juventud Sin Futuro）。
三年之后，新左翼民粹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成立，于2014年取得五个欧洲议会的议席。新政党要透过夺取政权，以国家力量重新分配财富，除增加社会福利外，亦提出要策略性地保护一些公营企业、订立最高工资、降低退休年龄、提倡分享工作（job sharing）、提高最低工资等等。
对西班牙的青年来说，使他们感到绝望的、没有未来的，不单是惨淡的经济，还有一个由人民授权，却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
港人面对双重不问责的政权
相对西班牙青年所面对的40%失业率，香港青年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真是“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所面对的政治，却是“双重”不负责任的政府。
特首由1200名小圈特权阶级选出，没有民意授权，自上任以来又爆出僭建、与澳洲工程公司就DTZ卖盘及员工安排的5000万秘密协议等丑闻。然而，在“一国”为梁振英背书下，所有对梁的批评，即使有凭有据，都变成了反对派对“一国”的不满。而且，梁振英也乐见“港独”言论，去年于《施政报告》答问上，圈点香港大学《学苑》的 “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专题，扣上“港独”帽子，掩盖反对派对他卷进“代理人贪污交易”的责难，说服“一国”继续为他背书。
至于“一国”，它一方面希望香港人能承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但却不让香港人成为中国的持份者。先不谈中国没有民选政府的问题，地方人民代表也总算有一个机制产生，香港呢？那些号称代表香港的人大、政协如何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比起建制政党提出的方案更密不透风，香港人的意愿，完全不在“一国”眼里，中国认同谈何而来？
那个凡事要管的中联办，除天天骂港独，向中央打报告说“香港人民不行”，对香港人有何责任可言？
把香港问题淡化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张德江，说不要把问题政治化，有些人主观地认为这是针对梁振英的“暴动报告”。不过，张把“中国及世界历史长河”也扯进来，似乎要淡化的，是“一国”的责任，仿佛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的 《一国两制白皮书 》及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等与民为敌的政治举动，与香港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无甚关联。
面对两重不负责任的政权，港独成为绝望者的幻想（fantasy），以一人党等行为艺术呈现。
同时，对不负责任的执政者来说，他们幻想（fantasize）“港独”的威胁，以便继续推卸自己的政治责任。从这个层面，梁振英确为港独之父。他除了把幻想变成了一个要“警剔”的政治任务外，因为一人“香港民族党”的港独主张，便想要用刑法去炼成“港独”的肉身──刑法不能制止幻想，一旦被赋予了制止幻想的政治任务，它只会不断的寻找幻想中的肉身附体，这是猎巫政治的逻辑。
“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
雨伞运动后，“一国”派遣了一些研究员到港，为香港问题提供一些说法，虽然大部分的报告均以政治判断先行，但也点出一些重点。
譬如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端洪，于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座谈会上，点出港独主张只是一种“涂鸦”，是社会心理变态，“制宪冲动”受到挫败后的发泄，以“伤害中国人共有情感”。他解释，极端本土主义言论，之所以能产生呼应，是因为社会（小部分人）存在“制宪冲动”，并指人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港独”，还要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使其回到普选上来，并吁中央把握主动权。
因为政治判断先行，陈端洪把“制宪冲动”套在“小部分人”身上，并强调制宪的权力应由中央授予，但结论则呼吁中央要正确对待港人的冲动。很明显，连国内的学者都清楚“制宪”是普遍香港人的“冲动”──根据中文大学民调中心最近的调查，扣除四成多自称中间派或无政治倾向的，有32%的受访者指自己政治上倾向温和泛民，激进泛民有4%，本土派则有8%，选择建制的只有14%。
陈端洪的研究结论，某程度上是要求“一国”去直面香港群众的诉求，而不是闭门造车地写什么白皮书，或以人大决议去堵死香港的宪制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撰写《香港革新论》的方志恒和王慧麟发表的《香港前途决议文》，提出“内部自决”的概念，似乎是从香港民间出发，回应了“正确对待港人的制宪冲动”的呼吁。
当然，研究归研究，政治归政治，若“一国”愿意直面香港人，也不会使香港政治陷入泥沼。
陈端洪没有详述，不正确对待港人制宪冲动的后果，只简单以不进则退来形容。港独幻想 （fantasy）是“真实”的边界，这界线界定我们对现实政治的感知，成为香港人主体构成的一环，并在高压下不断转化，以不同形态来发挥效应。它的乍现不会是港独，而是其他寻求类似“港独快感”的行动，反蝗、光复行动、旺角骚乱、电影《十年》的预言及其牵引的情绪，可说也是同一组幻想的碎片和乍现，强化着分离的主体，泥沼只会越陷越深。
（林蔼云，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