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5年8月，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成立“民主思路”智库，在政改否决后的对峙氛围中，鼓吹回归温和沟通路线、促使各方重建互信，来推动香港民主发展。然而，在中国强势管治、香港社会撕裂的大环境下，不少人都质疑：“温和政治”在现实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线，是香港当前核心问题。《端传媒》将在本周连续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论，提供各界讨论的参照。前两篇文章，将从理论面上讨论何谓“温和”、何谓“民主”；后三篇将回到现实面，阐述温和派如何看待中港关系，以及中港经济融合的利益与代价。
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发展迅速，对香港的影响至为深远。本文探索两地融合的特质、融合带来的利益及代价，以及分析“一国两制”下的融合，与一般“全球化”过程的经济融合之异同。本文亦考察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的自主及独特性，并如何为香港争取更大的利益及减轻融合带来的代价。
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有三种明显的不对称特征︰其一是发展程度的不对称（香港发展水平远高于内地），其二是经济体积的不对称（香港GDP只有内地的3%），其三是开放程度的不对称（香港经济远比内地开放）。就国际经验而言，不对称融合其实十分普遍，不对称对融合双方有利也有弊。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不对称融合对香港的利弊，也需要探索应对不对称融合的策略。
发展水平不对称
香港是高度发展的经济体。香港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融合，有利有弊。在利益方面，发展中经济的成长率一般较高，香港可通过融合进入迅速增长的市场。此外，两地因发展水平有差距，容易形成相辅相成而非互相竞争的关系。
在弊端方面，主要是发展中地区的工人或居民会通过非法或合法的途径进入发达地区，造成劳动市场和人口压力，这是全球发达经济都面对的问题，非香港独有（如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东欧人进入西欧）。香港面对的人口压力，不但来自内地，亦来自全球（例如有大量南亚人非法来港）。
发展中地区的劳工或移民进入发达地区，会改善全球的所得分配（发展中地区的工资上升，而发达地区的工资则下降），不过却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所得分配。即使劳工不能跨界流动，资本流动也有相似的效果，例如内地劳工不能进入香港，香港厂商也可把工厂搬入内地，使用内地劳工。此举与移民的效果相若，同样以发展中地区的劳工替代发达地区的劳工，同样改善全球所得分配，不过却使发达地区的所得分配恶化。
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地区出现贫富悬殊，是世界性的现象。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与印度开放及苏联集团崩溃迄今，全球化过程加速，发达地区（欧美、日本与四小龙）贫富悬殊情况急剧恶化，出现1%与99%的对立，全球化加速是主要因素之一。
陆港融合对香港所得分配的压力极大，原因有二：首先中国体积庞大，人口众多，陆港距离十分接近，只需半小时交通，语言文化亦相通，两地之间交易成本极低。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不少欧美的大企业都把部分生产工序迁入大陆。一般而言，只有大企业有跨界经营的能力，小企业难以跨界经营。香港的制造业以小企业为主，可是因为陆港两地文化和地理十分接近，香港的小企业也可以照样北移。在1986年，香港制造业雇用92万人，按就业是最大行业，至1997年只剩下31万，到近年只剩下十万人，占总就业人口不足3%（编按：2014年香港总就业人数为370多万人）。
一般而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的台前服务（如零售业）难以搬到工资低廉的地区，只有后勤服务（如会计、资料输入、接线生、秘书台等）才可以，是以台前服务的雇员一般受到保护，毋须直接面对廉价劳工的竞争。不过香港十分接近大陆，香港居民可以每天到内地进行日常消费（包括到菜市场买菜），是以香港的零售业及其他台前服务，都要面对内地的竞争。总括而言，陆港经济融合对香港的所得分配有极大压力。
经济体积不对称
经济体积的不对称，在全球经济融合中十分普遍。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南韩、台湾）最大的经济伙伴。美国打喷嚏，四小龙便伤风。小型经济与世界市场融合，其相对得益远超大型经济。经济体积越小，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越高（香港国际贸易占GDP接近约350%，美国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只有30%及40%左右）。四小龙都从国际贸易和投资获得极大利益。面对国际市场波动风险，小型经济对策是增强自身的弹性和适应能力，而非闭关自守。
服务业的融合需要人与人的接触，大型经济的人流容易“逼爆”小型经济的容量。香港在旅游、医疗和教育的出口都有竞争力，而内地众多居民亦喜欢进口这些香港服务（即来港消费），容易逼爆香港的游客区、医院和学校。小型经济与大型经济进行服务业融合，需要小心管理融合过程。
开放程度不对称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香港的开放程度比其他经济体系都要高，是以香港跟其他经济体的融合都是不对称的融合。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是香港最大的经济伙伴，美国货可以免关税进入香港，可是香港货进入美国却要交关税。虽然如此，香港还是从这种“不公平贸易”获得极大利益。
内地经济自然远不及香港开放，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不对称正日渐减轻，而非日渐加强。在2003年之前，两地在开放程度的不对称远比今天严重。当年中国主要是开放赚取外汇的活动（如出口、吸引外资及鼓励外地游客到中国），却不开放使用外汇的活动（如入口、对外投资及出外旅游）。对香港而言，当年两地的边界被批评为Goretex border，即“有出冇入”，高度不对称。香港单向流失外汇购买内地的产品、旅游服务（即港人到内地旅游）及资产（港商投资内地），内地却不使用其外汇购买香港产品、香港旅游服务（容许内地人到香港旅游）及香港资产（内地人到香港投资）。
到了今天，港人对两地融合的批评，已从“有出冇入”变成“入得太多”（内地从香港入口的服务增加太快，旅客逼爆香港）。“入得太多”的批评清楚显示，对香港而言，内地市场是开放得太快而非太慢， 内地的开放速度超过香港扩张容量的速度。
总括而言，香港的服务业仍远比内地开放，两地融合仍然有显著的不对称。高增值的服务业（如银行、金融、保险、电讯、空运等），往往是高度垄断，也受政府密切监管，服务业的开放一般都是困难而漫长的过程。近年中国通过CEPA升级版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包括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的自贸区），努力推进服务业的开放。
其实在不少重要的服务业部门，内地比香港更加开放。例如内地容许香港货柜车北上经营，香港却不容许内地货柜车南下。香港车辆北上也远超内地车辆南下，此外，香港医疗服务北上经营，也比内地医疗服务南下更容易。
两地融合展望：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人均GDP为七千九百多美元，是中等收入的水平，香港的人均GDP却为42000美元左右，两地的发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不过深圳的人均GDP已达25000美元的水平，与部分发达国家相约。深圳的南山区人均GDP更高达49000美元，已经超越香港，而南山区的人口超过一百万，其体积并非微不足道。
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发展，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很快便会从垂直的融合（即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的融合）转为水平的融合（即发达地区之间的融合）。坊间一般认为水平的融合容易出现竞争，是以内地经济迅速发展，对香港不利，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从国际经验来看，水平融合产生的贸易和投资，其实远超垂直的融合。全球贸易和投资，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而非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富裕的市场比贫穷的市场有更多发展空间，是以内地经济的发展，应该给香港带来更多而非更少贸易和投资机会。此外，发达与发展中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较大，融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较深度的服务业融合。
近年内地工资迅速提高，珠三角的工业需要转型，香港在内地经营劳力密集工业的厂商亦需转型，港商在珠三角赚快钱的日子已经过去。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发展，港商部分功能被取代，两地出现竞争其实无可避免，但竞争可以带来进步及分工。小型经济要在少数特色产品、工序或服务，达到世界尖端（如瑞士的手表或银行服务），便可通过与全球经济融合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内地与香港各有特色，有巨大结构性差异，两地互补的机遇应超过竞争的威胁。港人能否把握这些机遇，关键因素是香港是否能够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在全球化的竞争下，固有的优势也可能于短时间失去（如芬兰的诺基亚手机），香港必须维持高度警觉性，不断推陈出新，方能掌握内地迅速发展的机遇。
政治与法制、社会与经济互补
内地与香港有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包括政治、法制、文化、社会及经济各方面。按地缘政治，中国是大国崛起，容易使邻邦有戒心。香港却是多元开放商业的城市，没有威胁并容易交往，是以特区护照免签证的国家多达154个，而中国护照免签证的国家只有50个。
中国与美日关系紧张，而美、日都不在“一带一路”圈内，可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发展，不能没有美、日的大企业参与。香港与美、日的关系极佳（香港美商会为美国最大的海外美商会）可通过香港吸引美、日的企业参与。香港的法治传统和健全法制， 亦可补充内地法制的不足，香港是国际法律仲裁中心。
内地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由上而下，香港却主要由下而上，两地正好是相辅相成。内地的强项是计划，香港的强项是市场，而内地经济正迈向市场化，需要汲取香港的经验。在产业结构方面，内地的强项为制造业，香港的强项则为服务业（占GDP 93%），而内地正致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香港提供大量机遇。中国改革的重点是开放金融业，这正是香港所长。
在企业组织方面，内地有不少大型国企正进行改组，需要灵活多变的香港私营企业辅助。在公用设施方面，中国强项是建设大型公用设施（铁路、海港、机场、发电厂、电讯设备等），而香港强项却是营运与管理公用设施︰“和记黄埔”营运全球26个国家的52个港口，港铁参与管理北京、深圳、杭州、瑞典、英国及澳洲等地铁，而机管局、中电与香港电讯亦参与营运全球各地公用设施。
一国两制下的融合利弊
对香港经济而言，“一国两制”下的融合有利也有弊。 “一国”的利益，包括香港可以进入内地庞大的市场，利用内地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亦可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例如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与 H股上市都有中央政策支持，港元在亚洲金融风暴被狙击时，亦得到中央帮助。
“一国”的弊端，主要是内地移民对人口、工资、所得分配和社会服务都造成庞大压力， 香港亦容易受内地经济波动影响。
“两制”对香港的利益极多，香港可以维持自己的司法、立法、行政制度，亦可维持自己的公共财政和货币制度，并且是独立关税地区，有一定经济外事权。不过“两制”也有弊端，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因制度不同而出现协调困难，港人亦因制度差异而较难进入内地工作及居住。此外，中央亦可能因为对香港不完全放心，转而发展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
港府没把握CEPA及自由行的机遇
CPEA的核心是中国对香港开放其服务业。香港服务业十分发达，而中国服务业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希望透过率先对香港开放，以过渡至最后对全球开放。长远而言，中国服务业市场庞大，开放市场对香港可以带来巨大利益。不过服务业的开放，需要详细的监管配合，过程漫长，机会只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出现。同时，香港亦需要不断提高其服务业的质素，才能实现CEPA带来的潜在利益。
与服务业逐渐自由化比较，自由行对香港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迅速刺激香港的旅游、酒店及零售行业，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不过旅游业是较低增值的行业，况且香港地狭人挤，接待旅客的容量有限，香港需要发展高质素的现代服务业（包括高档旅游业）而非廉价旅游，“一签多行”却是重量不重质。
2003年CEPA和自由行的实施，给香港经济带来一个重新出发的转机，可惜香港政府却没有好好掌握这个机会。2003年迄今12年有多，香港发展最快的是低档旅游，其次是金融业，创新科技几乎是空白。在曾荫权主政的七年，增辟土地几乎停顿，房屋落成也远远追不上需求，政府倡议的“六项优势产业”，基本上是虚应故事。政府被动地倚赖内地低档旅客的迅速增长，维持了充分就业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可是在香港接待旅客容量一旦达到饱和，经济增长便失去动力。
两地经济融合是香港发展的必需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还需其他条件配合。香港须改善其竞争力的弱项，包括增加土地供应、培训人才、加强研发投资及产业多元化等。经济融合（特别是服务业融合）也要小心管理，否则会“逼爆”香港。
自由行逼爆香港，其实责任不在中央。中央深知外游权利一旦开放，便难以收回。在2003年中实施自由行之前，及在2009年4月实施“一签多行”之前，中央都与特区政府核实香港是否真正欢迎内地开放外游。在香港确认后，这些政策才实施。“自由行”和“一签多行”政策出台的过程，都说明中央十分尊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权。
香港政府放任“一签多行”和“双非”孕妇逼爆香港，引致“驱蝗行动”（编按：部分港人骂内地游客为“蝗虫”，并驱赶他们）和两地网民骂战，对两地关系影响至为恶劣。两地关系要有所改善，港府必须有效管理两地服务业的融合，也要两地的民众释出善意互相包容。
背靠中国，面向国际
融合加深了香港对内地的依赖，不过也加强了香港的经济实力。自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便是通过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使香港从寂寂无名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都会及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事务取得一定话语权。如果香港经济被边缘化，香港在国内和国际都不会有话语权。
今天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的首要平台，说明香港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大陆吸引外资，近年有超过七成来自香港，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三十多倍。而中国对外投资，则有近六成进入香港，是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十多倍。这些数字不但突显香港在中国经济的地位，也突显香港在世界经济的地位。 香港在中国对外经济举足轻重，正可借此为杠杆，吸引世界各国外商来港，发展与各地经济的联系，并可强化自身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实力。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很多发挥空间，可惜香港没有充分利用。以自由行为例，自由行给予香港一个筛选旅客的机制，可以选择富裕的旅客，办法是指定较发达的城市开放自由行而剔除贫困地区。如今西安、青岛和哈尔滨尚未开放自由行，来自这些大城市的旅客质素应较高，从这些城市来香港要飞行数小时，旅客会在香港过夜，停留时间较长，人均消费应较高，有利香港发展高档旅游。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应发挥其经济外事权，积极与其他国家／地区订立自由贸易协议。如今与香港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新西兰、智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香港与东盟的协议则快要签署。
香港虽然只是弹丸之地，可是对外经贸关系发达，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及中国对外资金往来门户，在国际商贸有一定地位。例如美国于2012年发起新的高质素“服务贸易协议”谈判，共有包括香港在内的50个国家／地区一同参与。中国于2013年申请加入谈判，不过因为中国服务贸易未够开放，至今未能参与。香港可在高质素的外贸谈判中发挥其先导作用，有利中国参与这些谈判。
香港在“一带一路”的角色
“一带一路”是中国未来多年努力的重点，要成功持续发展，需要多国政府、民间社会、NGO、私营企业，及市场盈利支持。迄今香港对“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香港的商机，忽略了“一带一路”的影响十分广泛，除了经济，还有国际关系、外交及社会和文化各个范畴。
香港在国家对外经济战略中的角色，其实远超金融、专业服务、航运、物流及法律仲裁等范畴。21世纪的国际关系，除了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还要讲究文化和传媒的“软实力”。内地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由上而下，民间社会不够活跃，有碍发展软实力，也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香港一直是全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也是东西文化交汇的桥梁，是国际传媒中心，也是众多国际民间团体（包括NGO）汇聚的都市，擅于适应和处理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
内地所缺，正为香港所长，香港为国家提供了“软实力”的多元对外平台。“一带一路”投资的项目，将受国际传媒和众多民间团体（包括环保团体）高度关注。国家要善于和国际传媒及各国的民间团体打交道，才能顺利拓展“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国家可以透过香港的国际传媒国际民间团体网络发挥影响力。香港有众多来自东南亚和全球各地的侨社，国家可以透过这些侨社拓展对外关系。香港是教育枢纽，大学国际排名甚佳，在QS全球“最佳学生城市”的排名亦高，外国学生乐意来进修，香港可发挥其国际教育平台的作用。
发展软实力也需要活跃的智库，进行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建议。内地智库和研究人员的数目远超香港，不过内地的研究容易受官方立场限制，容易有盲点。香港的智库可以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提供较开放的观点。近年香港智库的数目迅速增加，不过实力和质素都有待提升。
总括而言，香港是全国最开放的域市，“一带一路”正有利发挥香港所长。香港需维持并提高其国际平台的竞争力，进一步发展其在“一国两制”之独特强项，特别是香港在经济自由、新闻自由、资讯自由及政府廉洁透明的优势，及维护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为此，中央及特区政府须认真在香港落实《基本法》中对自由、人权和法治的种种保障。
（宋恩荣，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民主思路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