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稍早版本曾以〈新兴资本帝国的集结号：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为题，刊于台湾清华大学出版之《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第24期。感谢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作者授权《端传媒》转载。本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增补部分段落。
2015年3月31日晚，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青年团体，针对国安高层会议决定向中国送交加入亚投行的参与意向书，在总统府前发起抗议行动。抗争者发表联合行动声明指出：中国筹备亚投行目的，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金融的新霸主，并试图增加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其将对开发中国家带来经济制约、剥削与干涉内政的效果，无论对台湾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超越资本主义霸权，还是帝国主义实践？
针对这个抗争行动与声明，诸多台湾与中国的左翼知识人，纷纷表达了各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例如汪晖与卢荻等学者，将中南海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看作是“超克资本主义的根本出路”。这种论断与其反对的抗议声明至少在存在着一个“共识”：中南海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但构成“以人民币取代美元的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还真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以新资本霸权取代旧资本霸权的“世界史立场”论断，无法妥适回答一个基本疑难：中国的方案为何不是一种西方帝国主义实践的复制或者山寨？
相对于此，若干左翼评论则强调：黑岛青等的抗议是受民粹台独思维所驱动，因为中国目前仍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这种评论也承认：中国内部确实存在着推动“帝国式崛起”的“天朝主义帝利派”。这种评论立场暗示了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假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方案不是帝国主义的实践，那么，它是什么？
设若依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的帝国主义分析，上述两种论述显然都有可质疑之处。
就经济层面而言，中南海之所以盛大推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方案，首先源自本身严峻的经济情势，带有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浓重内部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无疑是中国借由转换“资本循环”的空间坐标（外向积累）与时间坐标（拉长资本循环的周期），将内部经济问题“外部化”，来舒缓“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经济策略。但问题的症结是：中南海可能将自身“世纪性的经济危机”，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新的成长动能吗？
政治层面上，对中国的菁英权贵阶级而言，中国现今经济策略与国家策略的基本问题，本质上可以浓缩为一个问号：如何延续或扩大“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版本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
从“中国梦”到“欧亚梦”，中国要同时成为海权与陆权帝国？
21世纪的中国不是19世纪的美国；当代中国已经没有“新边疆”可以开拓、殖民。帝国方案不得不提早应运而生，来为培育中国自身的内需市场（也即是，真正的美式帝国经济体制）争取时间。面对这个“早产儿”，中国菁英权贵阶级经过几年的尝试、挫败和酝酿，浮现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向欧亚大陆投射中国式的“粗放型资本积累形态”（extensive accumulation regime），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经济圈”。
对中南海的高层政策幕僚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际霸权已呈疲态，缺乏足够财力和信誉来支撑“美国领导下的和平秩序”（Pax Americana）；其也为中国的帝国式崛起，铺陈出宽松的国际环境。况且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自身外汇持续增长，产业部门却面临产能过剩，以国家力量对外拓展市场，从而舒缓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原本就是经济管理上的策略选项。
不过，就在这个中南海觉得必须“有所作为”，以强化、巩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主导权的时刻，华盛顿也采取了“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策略转进。更糟糕的是，中国建构自身“新门罗主义”（“东亚是中国的东亚”）的初步阶段，就在2014 年遭逢连续挫败。首先在台湾，遇到反服贸协议的 318 公民运动；接着在越南，碰到针对南海主权议题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暴动；甚而连在家门内，还都必须与香港的“雨伞革命”就政改议题对决。
即便在初期阶段就碰到这些阻难，中南海迄今尚未出现对这些政策，进行重大策略调整的迹象。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他要求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的呼召，终于在一带一路策略和亚投行计划，觅得物质性的体现、依托和象征。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因而受到鼓舞，突然发觉该修改中国的“新门罗主义”的定义了：中国的梦想，不该只是停留在“东亚是中国的东亚”，而该大气地提升到更高远的层次——“欧亚大陆是中国的欧亚大陆”，而“中国梦”就是“欧亚梦”。
按照2015年3月28日，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策略，不但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华夏帝国史上深植人心的历史意象，同时还包含新的陆上丝路与新的海上丝路。一带一路策略，企图要海陆并进，贯穿欧亚大陆，来连结东边的东亚经济圈与西边的欧洲经济圈。
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目标上宣称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和“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然则，这种“发展策略的对接”，乃是以中国的帝国本体与周边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共商、共建、共用”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同时也是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前提的。
客观地说，这确实是个构思雄伟、气质阳刚的资本帝国建设方案，但费解的是：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可以说拥有当时的“海上丝路”，而后起的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则是企图以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路”来回击。
从来还没有一个资本帝国方案，会设定要同时成为海权与陆权帝国。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从 19 世纪后半到 20世纪初的“全球化”历程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中南海究竟打算如何做到呢？
“一带一路”是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二阶段
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论述上强调“坚持市场运作”的市场自由主义学理：“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这个在论述上强调“市场规律”的计划，不同于一般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其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其中特别显眼的，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据说，目前光是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策略建立的资料库里，就有牵涉 64 个国家的 900 个项目，投资总额 8900 亿美元。为支撑这个庞大的计划金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不但希望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也希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能参与其中。而中国另行成立的“丝路基金”（它的正式名称是“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不但对外标榜自己是“投资周期更长的 PE（私募股权基金）”，还特别希望引进阿拉伯方面的私募基金，和若干国家的主权基金，共同“做大做强”。从这个对全球金融资本的多重复式动员格局来看，一带一路可谓是对全球金融资本发出的集结号。
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一带一路策略最大的奥秘，就在于所谓的“市场运作原理”。它实际的内容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上的“资金缺口”为大义名号，借由“新天下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共商、共建、共用”，展开跨国性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帝国建设，从而延续和深化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术——例如 BOT 和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公私协力伙伴关系）等。
因此，一带一路策略，绝对不是若干左翼论述想像中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其实，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加入和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由吸收国际资本壮大后，中国资本“走出去”（传统左翼帝国主义论中所谓的“资本输出”），结合全球金融资本来共同操作、共同获利的资本积累策略。
“儒教资本帝国”的诞生与危机
虽然中南海与许多中国学者，都强调“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是“南南合作”理念的体现和典范，不过，这种说法同时遮蔽了国家政策在促进资本积累的意涵，从而也遮蔽了这些大型的跨国基础建设方案，可能在人权、社会、生态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冲击。
特别是，中国这种资本帝国方案与市场自由主义的关系，到底要定位成借由市场化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型自由主义”（developmental liberalism），还是结合国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式的凯因斯主义”（liberal Keynesianism）？甚至我们或许应该说：不同于教科书上结合西方保守政治与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这是新形态的，带有中国本土保守政治主义色彩的，“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义”？
可是这么一来，原本在中国自身脉络下，环绕儒家话语而形成的“国家权威主义”（statist authoritarianism）论述与行为，如何能被镶嵌进国际基础建设计划中？如何可能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脉络下展开而不会受到挑战？是否会让“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同时变成中国“输出中国模式”，借以在国际社会建立“软实力”的管道？这种种问题值得后续密切观察。
统言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资本逻辑上，是移转中国内部的资本积累危机，拓展资本积累基盘的经济策略；同时在帝国逻辑上，也是中南海以欧亚大陆为基盘，设定今后的“全球治理”游戏规则，争取主导权的国家策略。
对这个性质复杂而又操作细致的大型策略，如果要暂且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这么说最好：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儒教资本帝国”的出生证明——然后，我们也该立即补充说明：它们并且也将是中国此后的“帝国危机”的开端。
（曾昭明，曾担任总统秘书室咨议、经建会主委秘书、青辅会研究委员、台湾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秘书长。现为企业社会责任顾问，以各种“责任型经济”的倡议为关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