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5年8月，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成立“民主思路”智库，在政改否决后的对峙氛围中，鼓吹回归温和沟通路线、促使各方重建互信，来推动香港民主发展。然而，在中国强势管治、香港社会撕裂的大环境下，不少人都质疑：“温和政治”在现实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线，是香港当前核心问题。《端传媒》将在本周连续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论，提供各界讨论的参照。前两篇文章，将从理论面上讨论何谓“温和”、何谓“民主”；后三篇将回到现实面，阐述温和派如何看待中港关系，以及中港经济融合的利益与代价。
关于“一国两制”的问题，归根究柢还原到一个基本点，就是怎样面对中国。香港人的主流中国想像，长久以来纠缠于两个极端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把中国视之为一个邪恶帝国。在这种想像之下，中国是一个独裁政权，倒行逆施压制人权，而它所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均与普世价值伦理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纵使它在近几年经济起飞，超英赶美，但发展过程却处处显现出对生态和人类文明缺乏尊重。在这个国度下，人民物质生活也许有所提升，但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却处处受压。而由于缺乏权力制衡，贪污祸端也是无处不在。同时，因缺乏合理的政治秩序，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也愈趋严重，而过度讲求物欲的社会，也令个人变得庸俗不堪，尽显“土豪”作风。
故此，纵然中国如今看似如日方中，但却危机四伏，盛世难以持久，始终也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极其量只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热衷的是关于中国“危机”、“覆亡”的论述，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败局早已形成。自处其中的香港人，自保之道便是要尽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减少依赖，甚至划清界线。他们也相信，即使中国倒下，香港仍然可以独善其身，偏安一隅，日子甚至可以过得更好。
第二种观点，是把中国奉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的急速经济发展，感到兴奋莫名。在他们眼中，中国势必会在可见将来取代美俄的世界领导地位，主宰国际形势。在这种格局下，香港得天独厚，占尽地利优势，势必可以分一杯羹，轻易搭上这一班高速列车。在这种逻辑下，就如董建华所言：“中国好，香港自然好”，又或者如曾荫权般更为市井的说话：“国家好，香港想穷都难”。就是香港近水楼台，必然可以从国家发展过程中，取得种种好处。从国内源源不绝涌过来的资金、人流、消费力，以至国内无限商机，必会令香港继续繁荣。
那么，香港的求存之道，就是务实地紧跟国家把握机遇，在制度上、发展方向上，全面迎合国内政策需要。领导人强调“一带一路”是实践中国梦的关键所在，你便必须义无反顾地主动和应，大力吹棒；国内要以高铁串通不同的经济区域扩大市场，你就不要问长问短，纠缠于香港是否需要发展有关项目，而是要以真金白银斥资去投资配合。在这个全面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利益计算是王道，中港两地的价值分歧应尽量放下，特别是那些会触动中央领导神经的环节（例如民主普选、司法独立等概念），争论就可免则免，无谓纠缠。总而言之，中国就是恩主、出路和生机。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
但在这两个极端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理解中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把国内的种种现象放在这个脉络上，这就可能会有另一种想像。从整个经济体总量而言，中国固然已处于世界先列地位，足以与西方国家以至美国分庭抗礼，鼎足而立。多年来的经济改革，确实成功地把濒临破产边缘的中国拯救出来，近乎奇迹地把它打造为一个经济强国。但庞大的人口数字，却大大抵销了个中的经济效果。在人均经济水平而言，中国大概是仍处于小康水平，而国内的金融经济与及社会制度，仍有极多改善的空间。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会面对许多位处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共同问题。这当中包括：
一、制度建设的落后：要建立一套配合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制度，并不是单靠拆墙松绑、政府放手便可成事。反之，这过程要求相当程度的政府介入，去确立新的游戏规则，引进法律，完善机制。要完成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关键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度分配。如何从既得利益者手上拿走资源、令手握公权的人去接受各种规范制约、何以能为新的制度去树立权威，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过程，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亦不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决心和立场，世上也鲜有立竿见影的成功例子。在这个漫长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是分配不公、法制落后，以至贪污产生的现象；
二、与发展国家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Late-developer），从某种意义上是有一种优势，就是可以从国际经验中汲取教训，避免重复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犯上的毛病，少交一点学费，走少一点弯路。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较迟，中国的迅速崛起，客观上也会对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带来冲撃。当前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也必然会把它的冒起视为一种威胁。这种现有秩序，也是很大程度建基于这些发展国家的利益考虑，哪怕国际舆论如何努力地把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和全球福祉挂勾。这种已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角力，关乎现实的经济利益分配，涉及话语权的争夺，也必然影响地缘政治的发展。中国迅速冒起来势汹汹，所引起的反弹也更为相对强烈。
三、增长的合理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成熟经济体为高。这不单是因为前者的基数水平较低，微量的总量增加也可以成为明显的增长速度，也往往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心态（Catch-up mentality）。在这些国家领导人眼中，要形成一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全速发展，要在基建、人才培育，以至在城市发展等领域上尽快取得成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建设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财政资源，那就反过来要求更快的经济增长。
这些追求高速增长的心态，在已发展国家的人民眼中，可能会视为急功近利，甚至是不择手段。追求高速增长，往往会导致对环境生态、生产安全，以至劳工权益的忽视。但两种国度的经济水平悬殊，考虑便可能完全不同。例如过去十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因底子雄厚国民生活依然富足，群众也相对没有太大的怨言。但发展中国家假如高增长无以为继，却有可能连基本医疗服务，以至各种社会服务，也会即时受到影响。
急切提高国家能力
在面对这一连串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就如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样致力提高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所谓国家能力，着眼点是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就是说，中国目前急于建立的，是一个能有效而忠诚地落实国家政策的官僚体系。这当中最关键的，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党政官僚的专业能力提升，以至中央对各级政府调控能力的提高。
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最急切想要的，是一个能全面落实由他们订下的国家发展蓝图与规划的机器。因为只有这样，发展才可以延续下去。至于外界所关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不管是民主制度、法律限权，甚至是舆论制约环节，却并非首要任务。在个别情况，这些我们视之为维持善治理所当然的配套机制，可能被视为干扰国家政策落实的不必要噪音。
1990年代中期以来，种种的体制改革以至中央调控，正正证明了这种论调。要有效地落实领导人所确立的“正确无误”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目标，也必须有一个凌驾性利益考虑的论述，以压倒各种不同形式的局部利益和个人考虑，否则国内的争论势必没完没了，而中央权威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动摇。也正如前述，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建设，也往往涉及利益分配，而中国改革早期以向地方放权让利，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思维，更助长了地方主义的抬头。
强调民族压倒局部利益
要压倒局部利益的挑战，强化民族意识往往是一种常见手段。这种强调民族团结的做法，把所有国策都包装为合乎民族利益，也成为了压倒地方考虑或者各种异见的手法。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各种爱国教育，以至不同的政治工程去配合，但客观效果，就是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被围堵的心态（Siege mentality）。就是说，一种短期内能提高凝聚力的做法，就是刻意夸大与其他国家的矛盾，甚至把它提升到一种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层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条件反射反应，和因此而出现的国际张力，正好为这种刻意突显的敌我矛盾以提高民族意识的策略，提供了极佳的滋长土壤。
这两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趋势，也正正出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改革三十多年，中国已出现了多番行政改革浪潮，从精简机构、职能改变、引入公务员制度，以至种种提高官僚效率等的改革，多方面去尝试提高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自90年代中期起，当局也以税制改革以及种种财经金融政策去加强调控能力。在国家这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调下，难有心思去兼顾改善法治、加强公众监督、权力制约等的关键元素，而甚至反过来视这些监督制约机制缚手缚脚，阻础发展，也因此对异见更加怀疑，甚至打压。而民族团结更是近30年来的治国主旋律，这当中有强调毋忘国耻的历史教训，有突出国家崛起的骄傲，感受与列强鼎足而立的壮志豪情。在这种氛围下，人人只能配合民族利益，亦对国家有表达忠诚的“义务”。
在这两股在国内沸沸扬扬的浪潮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自然便会受到波及。随之而起的矛盾，便是两地对权力制约上的迫切性、维护司法独立法制尊严的重要性，以至如何表现对国家关爱的形式和内涵等问题上的理解，出现正面冲突。港人身受其中，深深感受到与内地思维的格格不入，也觉得大陆官员无时无刻要我们表态，倍感困惑。
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一个事实，中港融合已走上了不归路，仍然相信两地不相往来、全面拒绝大陆是一种选择，只是自欺欺人。香港已经没法对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完全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在明白这点事实后，我尝试提出两个如何与中国相处的观点：
整理“香港故事”，向内地推销
第一，既然两制互动无可避免，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去思考，究竟期望内地会出现哪种良性改变，哪些改革对香港有利。继而去做的，便是要想想如何可以善用香港本身的制度资产和发展经验，以启迪和引导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发展，去促进这些良性改变的出现。所谓“50年不变”，不单是意味着，在宪制上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这段期间大致维持，其实也意味着两制在这个过程中相互融合，愈走愈近。
过去我们认为香港发展水平以至制度建设均胜内地，所以对于种种互动并不太担心。但随着内地经济崛起，近年我们反过来要处处迎合国内的一套，港人的焦虑也日益涌现。
我们目前要切切实实要做的，是要好好反思在哪些环节上内地早已超越香港，仔细总结我们还有哪些强项仍可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从而再次重申“香港方法”的优胜之处，说明为什么内地仍要学习我们在这些领域上的做法，才能互利共赢，创造两制的良性互动。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香港故事”好好地整理一下，积极地向内地推销。那些什么“无睱理会内地发展”的说法，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全无意义。
建立中港“业务关系”
第二，关于民族感情问题，港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史无前例的。在殖民管治的一百多年以来，中英两国始终容许港人以一种模糊的状态处理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港人毋须清晰表达政治忠诚，而是可以在实际利益考虑下灵活变通，见招拆招。回归以后，这种空间完全消失，港人自然无所适从。民族认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确立。这种认同，最高层次当然是人人对民族在感情上全面投入，与这个群体休戚与共。但最低的一个要求，也是成员之间起码可以和平共处，彼此找到一个共存之道，有方法去有效处理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
以目前中港紧张关系的客观现实下，要达至前者的理想局面，谈何容易？过于刻意的追求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可能只能实事求是退而求其次，集中精神去寻找一种彼此都能感到较为顺意的共处之道。换一种说法，要处理目前的中港矛盾，我们应该着眼寻找一种可以处理问题的“业务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把中港融合和两制互动出现的矛盾，以一种务实的角度出发，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方式来处理，少说一点空泛的爱国主义，多一点务实精神。具体矛盾可以拆解便处理一个，负面情绪减少一分便少一点隔膜，两地社会间的张力也会减少一分。这种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策略性模糊，也许是处理这个死结的短期出路。
中共本质并非重点
说到最后，中国想像始终涉及到对中国前景的评估。就算说，假如大陆政权最终无法自我完善，理想的政治秩序始终没有出现，我们上述提出的一切努力只会徒劳无功。或者有人甚至认为，把这一切良好愿望寄托于本质邪恶的中共，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中共的本质，不能三言两语便说清楚，但我深信不管如何，它也会如所有政权一样，会用尽所有方法生存下去。所以重点不在于这帮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理智。就算我们作一个最极端的推论，坚信共产党是一群强盗，但就如经济学家Mancur Olson的“留守的强盗”（stationary bandits）的概念，即使是无恶不作的匪帮，假如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他们地盘所在的经济繁荣息息相关，他们也会知所进退，自我约束，不会杀鸡取卵。
改革三十多年，中共正好显露出这种为了生存而甘愿妥协的务实主义。法治未必是他们追求的理想，但假如无法可依，便会吓怕外商影响经济，当权者自然也不可能没有回应；各利益集团以权谋私，在民主不彰的国度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假如过度搾取能令政权覆亡，也许会令领导人下定决心，痛定思痛，至少在反腐问题上作出努力。这些可能出现的改变、自我改善的可能，与共产党的本性无关，但却与所有当权派的生存之道息息相关。更何况改革了三分一个世纪，国内体制内外已撒下了求变种子，中国是否必然走向极权统治、变天指日可待，还是朝着中度自由化法制化的软性专权体制演化，仍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认识中国，认识香港，维持香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从来都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研究））
延伸阅读：
Ha-Joon Chang (2005),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Yuhua Wang (2015), 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Friedman (2005),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