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5年中国的“环保风暴”是由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开启，继而引起针对雾霾治理的连串政策，那么掀起2016年“环保风暴”的，恐怕就是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土壤污染——且称之为《大地之上》。
在江苏省经济发达地区的这所学校里，陆续出现约五百名在读学生身体不适；更有说法称，部分学生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心急如焚的家长调查发现，该地曾为三家化工企业的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氯苯浓度超标介乎7万～10万倍之间，四氯化碳浓度超标2万多倍，其他二氯苯、二甲苯等有数千倍超标，伴有汞、铅、镉等重金属。常州家长半年前已在奔走呼告，上访多次未果，经央视4月17日报道，终成热点。
非自然性的土壤污染通常源于人类的工业活动，因地面防渗工作疏忽或故意埋藏有毒有害废物，造成表层土壤接触污染物，进而缓慢渗入浅层地下水；视当地水力梯度，污染物或停留在地块内，或扩散至周边区域。鉴于其相通性和迁移性，我们常常合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国内较早的一次土壤污染曝光，是在2010年的武汉。当时长江化工厂搬迁，原址建起了可容纳2400户的高层经适房小区。武汉市环保局曾指出，选址土壤污染严重，未经环评便违规开工；但是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房子都建起来了，难道还能推倒？”类似的事例说明，土壤污染尚未纳入环保部门的重视范围。
要面对这个“污染新常态”，我们先得了解立足于“大地之上”的三大环保“黑点”，探讨解决之道。我们应将孩子们付出的不幸代价，转化为推动中国环境觉醒的动力。
黑点一：公众对污染的认识，停留在废水废气
过去国人谈论环境问题，不外乎是废水横流、雾霾呛鼻、垃圾处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污染。环境从业者之外的民众，很少人会意识到，脚下的大地母亲也可能潜藏危机。
同时，有关部门和官员对于化工、石化、油品操作、危险废物处理的环境宣教，停留在如何防范“烟囱”和“臭水沟”的层面。即使承认化工项目对群众的影响，亦较少在土壤上着墨。
事实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难以被人察觉，调查难度较大，发现污染后治理费用高昂。更可怕的是，它持续存留时间极长，一般难以自然消解。在美国和西欧，狭义的“污染”（contamination 或 pollution）甚至可以专指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因为只有它具备积存不散、持续影响地面健康的特质。
既然官民都还普遍未有意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化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的过程中，自然也不会重点防范，更不会公之于众。
黑点二：化工企业荒谬卸责
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通行全球的规则：谁污染谁治理──亦即1992年联合国里约“地球峰会”首次提出的“污染者自付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简称PPP）。中国的法典，虽未具体至土壤和地下水，但“谁污染谁治理”这个原则，也已应用到环境法律实践的方方面面。
然而在中国的操作中，企业常用各种理由逃避责任。如常州事件曝光后，其中一家涉事企业（常隆化工）的参股上市公司诺普信在4月18日晚间紧急澄清。划清界线的理由竟是：受污染的地块只是常隆化工的“旧址”，常隆化工早从2009年已开始搬迁，并在2010年8月完成了整体搬迁和土地交付。
不管是“装睡”或是“无知”，逃避责任都不应该得到纵容。污染治理、修复乃至赔偿的责任，属于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公司，这与场地是否发生转让无关。特别是有涉事化工厂老员工告诉媒体，过去厂里职工有时直排有毒废水、或将危险废物偷埋地下，更道明了责任主体正是转让前的企业本身。
黑点三：以为土壤污染问题无法可依
相对于大家熟知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国人大迟迟没有出台涉及土壤和地下水的大法，导致此处环境立法“留白”，亦间接造成如今公众和官员对土壤议题陌生的局面。
但是中国在土壤污染方面是否就完全无法可依呢？答案是否定的。
2012年11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明确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通知规定，工业企业原场地应当在土地出让前，完成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未进行调查及评估、未明确治理修复责任主体的土地，禁止进行流转。而且未经治理修复或未达标准的，“不得用于居民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场所等项目开发”
这次事件发生的江苏省，已于2013年5月转发了上述文件，并细化为江苏省本地的规定。
此外，2010年《侵权责任法》、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环保部《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等相关法条，均可作为判定涉事企业责任的有效依据。土壤污染并不是无法可依。
如何解决土壤污染？
笔者认为，处理和根治的办法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通过立法规管，和政府的介入，让环境成本纳入企业账本，成为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是否应该扩产的必要考量。
具体到常州事件和类似案例，就是动用既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由污染企业全额支付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带来的治理修复费用、学生治疗费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继续出台更高位阶、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武器，迫使其它工业企业放弃侥幸心理。
当地政府的负责任选项，是停止袒护污染企业，采取客观公正态度调查污染成分的来源，落实污染者自付原则；如企业拒绝配合，交由检察机关循法律途径起诉。
作为他山之石，西方工业化国家同样走过了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艰辛历程。著名的《超级基金法》就是美国痛定思痛、重典治污的例证。
距离纽约一小时车程的哈德逊河芳得利湾（Foundry Cove）边，曾在1950至1970年代运营一家“马拉松电池厂”（Marathon Battery）。厂家买下了河边的一大片沼泽地，常年用于倾倒含镍、含镉的危险废物和废水，土壤和地下水也有挥发性有机物（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超标情况。其后工业区废弃、企业撤出。虽然纽约州没有计划转变地块用途，但美国国家环保局出于保障公众健康的考虑，于1983－1996年间全面介入，要求前电池厂进行治理和修复，前后花费超过4000万美元。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该地重金属和VOC水平已稳定受控，并转变为湿地公园，成为公众休憩、鸟类光顾的热门地点。企业对自己所污染的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过程亦作为一个典范，促使纽约州的工业企业自觉守法。
环保部积极介入，“土十条”立法序幕？
中国环保部此次积极介入常州事件，召开专题研究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常州，除了因公众舆论压力外，兴许还与2016年环保部的立法计划有关。
今年3月全国两会，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特别提到了“土十条”（配套已颁布的“大气十条”“水十条”）立法事宜。这一立法在过去两年数易其稿，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目前文稿已基本成熟，将尽快采取报批程序出台。
“土十条”预计将集中界定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定义和限度，划分责任主体，明确资金来源及治理修复义务，规定政府部门应当扮演的角色和不作为的后果，从而为治污法制化铺路。
其实，即使没有常州事件，中国迟早会爆发其他大面积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问题。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化工历史较短，许多大型化工企业正经历“关停并转”，许多问题没有被追根溯源，同时绝大部分化工企业未有因污染“大地”而遭巨额罚款、天价索偿的教训——这个教训和法规来得越迟，恐怕只会有越多的国土和国民无辜受害。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常州事件的爆发曝光，有利于开启2016年“土十条”的大幕，推进中国环境觉醒的进程。作为负责任的部门，环保部应继《穹顶之下》后，在广袤的大地之上力推土壤和地下水保护意识，严惩污染遗留企业，效仿美国公开污染地图和治理细节，并创造条件，让民间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在监测调查方面起作用。顺利的话，这将以深刻的方式改变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走向。
（魏翰扬，跨境环保关注协会CECA创始人，前EHS环境尽职调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