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要“解殖”，要“去殖民”，被“去”的往往是殖民别人的人，而被“解”的则是被别人殖民的人。但“殖民主义”的结构，却类似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
资本与殖民，自由与奴役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分裂的：资本的“身体”由工人的肉体承担，而资本的“精神”则由资本家承担。历史的主体是自我分裂的资本，而资本如果要成为它自身，则必须要时刻处于这种分裂中。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而是它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历史的主体几乎永远如此，它永远由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在结构上完全分裂的两极组成。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两极的浓缩。但工人却不是只承担资本的“身体”：他们宿命如此，他们结构性地必须承担资本的身体，但同时，他们在精神上却会向往资本家的生活。甚至于，如果资本要继续自己结构性的分裂，如果资本要让工人继续心甘情愿地承担身体的功能和角色，工人就必须要被引诱向往资本家的精神。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资本家“是”资本的精神，工人“是”资本的身体。工人永远不可能“是”资本的精神，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资本的精神。但他们可以认同资本的精神，他们可以向往资本家的生活；他们可以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伦理，他们可以完全被编织到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中──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这个精神本身，他们永远只能“是”资本的身体。
殖民主义几乎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它是另一种主奴的辩证。被殖民者在肉体上成为奴隶，殖民者在精神上成为主人。但反之亦然：被殖民者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具备肉体的自由。作为抽象概念的自由，之所以能够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乃在于他们的具体生活是不自由的。
反之，殖民者在肉体上是自由的，但在精神上却是殖民主义的奴隶，他们在精神上是不自由的，殖民主义的一切精神枷锁都束缚着他们。他们具体生活的自由，导致他们的精神生活中不存在任何自由的概念。
被殖民者向往自由的未来，他们的时间指向前方；殖民者没有未来，他们处在时间之外。他们的历史已经消逝，他们只是行尸走肉。
香港的再殖民
香港的殖民主义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香港的“去殖民”带来的是殖民主义的升华，而不是它的消亡。香港的“去殖民”是用一个跨国殖民主义代替另一个跨国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在原则上从公共领域中退场，殖民主义在实践中于私人领域里崛起。殖民者从港英殖民政府──一个外在的政治机关──变成普通的香港华人中产家庭，变成每一个“标准的”香港人；殖民主义从史诗性的暴力政治压迫，变成平庸乏味的中产家庭对跨国劳工的怀疑和歧视。殖民主义没有消失，殖民主义已渗入每个人的骨髓。
香港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它不只是中国的，不只是华人的，它属于南洋，它属于东南亚，它属于印度、巴基斯坦，它属于孟加拉、菲律宾，它属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的被殖民是国际性的，香港的去殖民也必须是国际性的，香港的政治在根底上就是国际主义政治（cosmopolitical）。
但“国际性”不是虚伪的“国际标准”──向曾经的和现任的殖民者乞怜，结果是你们亲眼所见的。你们绝望，你们挣扎，所以你们力求自强，你们要自立，你们要自决──然后你们回家继续怀疑家里的“工人姐姐”偷懒，继续抱怨“工人姐姐”一无是处。“我在外为了民主自由上街抗议，回了家难道还要看工人的脸色吗？”你们如是说。是的，你们要争普选，可这不妨碍你们让一个有身体有情感有家庭也有种种毛病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冷气还不如一个储物间大的“房间”里面。
美国白人争民主，他们要屠杀掉本土的印地安人；你们要争民主，所以你们要让“工人姐姐”千里迢迢“离土”。你们不屠杀她们，你们奴役她们。因为这样更有效率，更轻松──你们给她们工资，给她们签证，你们给她们一个屋顶，然后她们给你们洗衣做饭育儿。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走上街头，为政治八卦被禁而摇旗呐喊。你要争“人权”，只不过“人权”不适用于你家──你觉得你付了工资，你甚至觉得你迁就了工人。你不觉得工人的签证与工作挂勾属于人身依附，你不觉得掀开薄纱一般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面隐藏的是最原始的奴隶劳动。你在外希望获得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你在家里实践的却是比农业社会更原始的奴隶制──你并不觉得这有问题，因为后者几乎是前者的前提条件。
“还能怎么样呢？”你这样问，同时忘却了，一分钟之前面对建制派同样的回应，你火冒三丈。
帮助别人解放，才能拯救自己
国际主义有两种，一种由资本实现。这种国际主义所向披靡，世界对它而言是一马平川──金钱和人员可以实现自由的流动，语言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统一。资本的流动几乎不需要任何时间（如马克思所说，in no time），语言的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几乎是“即时的”（immediate）。
而另一种国际主义则举步维艰。它在任何地方都碰到障碍，它讲任何语言都不被理解──它内部有数不清的“口音”。全球化对它而言不是边界的消失，而是边界的不断繁殖。对它而言，世界就是由边界组成的。当资本吹着“国际标准”的号角，在维园大喊“公民抗命”的时候，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席地而坐，讨论着“国际标准”们的家长里短。
只有殖民地才会有这样的社会区隔，正因此，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远远大于香港──经历着一个“再殖民”的过程。从美国到欧洲，从中国到南美，从中东到非洲，一个幽灵徘徊在世界的上空──殖民主义的幽灵。当整个世界都变成殖民地，香港又如何可以幸免？
但是，如果你不尽力将自己从殖民者的位置上彻底剥离，那成为被殖民者就只能是你唯一的命运。你解放别人，目的不在于拯救别人──你无法拯救任何人。但你如果想拯救自己，就只有帮助别人实现解放这一条路。
香港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的问题，不是实现一人一票的问题。香港的问题是社会革命的问题，是在最受欺侮、最受蔑视的人群中获得拯救的问题；是从家庭结构的最深处彻底改变香港社会和香港华人的问题。这必定是一场国际主义运动──它连接了最切进的和最遥远的：它从最亲密的家庭出发，它会最直接地影响你的生活节奏、你的工作安排、你的精神状态。但它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团结所有处于同一状态的人。
这是个政治问题，你需要公民组织来应对最实际的生活问题，你也必须要有的放矢地与政府搏斗──这不是几个人的搏斗，而是整个社会的搏斗。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个“效率”问题。经过这两年的抗争，这一点应该变得比以前清楚很多。你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你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践行你在公共生活中所学到的，只不过是让你更真诚地面对作为政治人的自己。这是政治人的成年。
但这远远不够。这场必定是国际主义的运动还连结了最远的：你私人生活的结构性改变，会在整个东南亚掀起一场变化，会迫使其他的政府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
政治人的成年一上来就是世界主义政治的（cosmopolitical），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你别无选择。要么你沉浸在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既殖民别人又被别人殖民；要么你只能参与到跨国的、为所有被压迫的人争取解放的社会革命中去。
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香港的问题不只是个中国问题，香港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缩影──但它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国际标准”的问题。你的国不是中国，不是英国，也不是香港国，你的国是所有其他人的国。你的奋斗第一次具备了世界历史（world-historical）意义。这会很难，要比现在的斗争难上许多倍──它是完全的另一种斗争，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中国所控。
没有中间道路：你只能在彻底的全世界的解放和完全的殖民地化、奴隶化之间做出选择。一切帝国都将化为沙漠，你必须要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