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医生培训方式，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意在帮助医生消除医患关系的“盲点”，更好地了解病患，并提高医生的沟通技巧。在欧美国家，巴林特小组是医生基本技能培训的一部分。
六年前，当巴林特小组第一次被引入中国时，正是在中国医疗改革争议不断、医患冲突日逾增长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爆出医生遭遇暴力、甚至被杀害的事件，医生与病人都是现行医疗体制的受害者。处于医患冲突最前沿，对体制感受最深的医护人员的精神状态却被长期忽视。 于是，原本以“关注病人”为主体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却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救实验。
“自愈”
最近这段时间，护士小杨的心里一直挺憋屈。几天前，她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被患者和家属骂了。一位70岁左右的女性肿瘤患者，从外地来接受化疗。那天由她的丈夫陪同，等候的病人很多，时至中午，他们突然开始大吼。最后终于轮到这位患者，却已是午休时间，小杨的同事加班为她打针。谁料对方的血管很细，第一针没有成功，只好把针退出来，又扎了第二次。家属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在走廊里哇哇乱叫”，直接把小杨的同事骂哭。
小杨的资历较高，正在安排其他医治事务，硬是被家属打断。家属点名要求小杨去打针，并威胁道：“你当心一点！”
她参加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的巴林特小组活动。面对其他巴林特小组的成员，小杨坦陈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言语暴力。她觉得自己被羞辱了，甚至在之后面对其他病患和家属时，心里总有恐惧和担忧弥漫。
其他小组成员和小杨围坐成一个圈，静静地听完了她的叙述，然后开始对她提问：这位患者和家属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哪位医生托过来的关系户？他有什么着急事所以才不耐烦吗？后来他有道歉吗？患者的病情严重吗？他们的孩子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很伤心、很愤怒。” 一位医生听完小杨的讲述后说，“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我看你不顺眼，我可以不理你。但是我穿着白大褂，你怎么蹂躏我，我都得接着。可我不想当这种‘接盘侠’。”
“我在想这种人或许就一直处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耀武扬威，嚣张惯了。可能他平时做什么事情，都是别人为他安排好了，”一位女医生揣测，“在医院里，他也认为自己的太太理所应当地要接受最及时、最好的治疗。所以才会如此发脾气。”
“这种人真的很自私，如果可以拉个黑名单，以后拒绝服务就好了。”一位来自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年轻医生说到。
另一位医生说到，“正常该下班了却下不了，在休息时间帮病人打针，却还遭遇病人家属态度不好。自己是不是也有负面情绪？让自己难过的原因不全是劳累，更多的可能是委屈。”
一位男医生尝试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想象，“如果我最爱的亲人得了癌症，生命不多了，心中是非常痛苦和无奈的。我早上九点、十点来等医生，一直等，我太太也不高兴，那我只好先声夺人。我要表现出我强硬的一面，不能表现出软弱。”
“是我的尊严重要还是我的职业操守重要？”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向这位男医生提问，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最委屈的是没有地方找回我的尊严。被骂不是单纯因为打针没打进去，而是她（指患者）觉得你应该优先服务于她。这种自以为是的患者我不愿意和她多说一句话。要知道，在家里我们也是父母被宠到天上去的，我在医院是工作，又不是你一家的私奴。”
另一位略年长的女医生对大家说，“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的底线不一样。当一个人的内心宽容，伤害还会存在，但是自己会更加坚强。现在的医生护士都是年轻人，不开心了，真的会一拍桌子扭头就走，医护人员流失是很严重的问题。但病人是年长的人，他们是‘老油条’，我们应该教会年轻的医护人员怎么面对这些‘老油条’。”
……
一个小时的巴林特小组活动结束了，其实并未得出什么实质性的结论，却让护士小杨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她很感激大家的发言，结束时，她提出要和大家拥抱一下。
小杨心里的伤口仿佛“自愈”了。
“支撑”
巴林特小组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开创。在当时，欧洲的医生需要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和频繁的医患矛盾，巴林特小组可以为医生提供机会，共同讨论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社会心理案例，有助于医生处理医患关系。
六年前，中山医院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彼时，中国公立医疗机构已经历了数年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医院自负盈亏，依靠药品加成和服务收入，“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等缺点逐渐暴露。医生的工作劳苦，社会地位却不断下降；民怨沸腾，病患高呼“看病难、看病贵”。医院里不断出现暴力事件，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民众，均在受难。
2009年，上海一家知名的三甲医院有两位外科医生或因工作劳累先后猝死，当时对医疗从业者的情绪影响非常大。中山医院当时拥有医护人员近3000人，每年的门诊就诊量超过300万次。时任中山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现为副主任医师）的陈华医生和她的同事们提议引入巴林特模式，通过小组活动，帮助同院的医生、护士疏解因医患关系冲突产生的职业压力。
一场医护人员的自救实验便从此开始。
小组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时间定在中午12：15，每次约一个小时，医护人员自愿参加。许多医生和护士都是在食堂吃过午饭，穿着白大褂前来。
所有人围成圆圈坐下，分成内圈和外圈。内圈通常由八至十二位医护人员组成，是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外圈是旁听观众，在小组讨论结束后可以作为观察者提出自己的见解。
活动开始，小组成员围坐的圆圈，当中没有桌子，方便成员展示肢体语言。组长阐述相关保密原则，不允许录音、录像，也不允许透露病患的个人信息。然后邀请一位组员分享案例。案例必须是其亲身经历的，待讲述完，其他成员可以针对案例的事实部分进行提问，案例提供者如实回复来澄清案例中具体事实细节，接着案例提供者退出小组，在一旁倾听其他组员的讨论。必要时，还会以雕塑形式还原案例发生现场。最后，案例提供者针对大家的思考、讨论的内容做反馈，谈自己的感受和获得的启示，组长简单总结感谢，结束。
巴林特小组既不是心理治疗小组，也不是病例讨论会，“它不为医护人员提供解决方案。”陈医生对端传媒记者说，巴林特小组的初衷是让医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帮助提高医护人员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帮助医生“成为更好的人”。
欧洲的巴林特小组只针对医生，而陈华认为“护士同样面对很大的工作强度和严重的医患冲突”，所以在中山医院的巴林特小组活动中护士被邀请加入。
很多同事反馈：自从参加小组，自己能站在患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理解到患者想要什么，医患之间的互动更顺利，对工作更有把握，也更少地感到耗竭。
并且，在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中他们能够感受到同事的理解。这对于在一线城市的大型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尤其重要。根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上海医生日均诊疗15.2名病人，而医疗资讯平台“丁香头条”分析表明，因为一线大城市医疗资源最为集中，“每天动辄看上百个病号才是医生们的真实工作情况”。
此外，因为平日里工作匆匆忙忙，甚至见面也来不及打个招呼，医护人员之间很少有机会交流在医患关系方面的感受，他们经常会被孤独无助的情绪笼罩。
一位医生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尽管工作再忙，他也愿意抽出一个小时来参加巴林特小组，因为他盼望别人告诉他：“你的感受我也有”。
“微乎其微”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全科医生皇家学院将巴林特小组列为职业培训的必修课程。在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培养当中，也要求医学生必须通读米歇尔·巴林特的著作《医生，病人和疾病》，并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
欧美医学界普遍认同米歇尔·巴林特提出的“医生就是药物”原则——将医生比作药物，认为“医生的人格本身就具有治疗作用”。
而在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被列作“医疗不良事件干预机制”的一个部分。在紧绷的工作环境中透一口气，是中国医护人员参加巴林特小组最普遍的动机。
他们在巴林特小组上提供的案例，比例最高的是遭遇“被患者或家属威胁或辱骂”，如同小杨的案例。这与近年来中国医患冲突频发的背景密切相关。
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了155件暴力杀医、伤医事件。“医生的主业原本是治疗疾病，现在却转向如何与病人打交道，”中山医院医务处主任杨震对端传媒记者说。
“病人对于医生的期待非常高。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服务不到位，医生很容易就被扣上‘渎职’或者‘不负责任’的帽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端传媒记者说。
北京和睦家医院医生李建军也曾经对媒体表示，大多数病人“觉得医生救人就像修车厂修车似的。只要没救活或者没治好就看成医生的无能或者失职”。
“对疾病的认知差异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和患者都会面对的问题……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中国所持有的原因。”作家安然在一篇名为《医患冲突十年嬗变：从哈医二院到北医三院》的文章中写道。
医疗界曾有人提出“进入医院需安检”的建议，亦有医护人员集体练习武术、备辣椒水以抵抗不期而来的暴力攻击。
杨震曾撰文写道，医生要学会观察病人的精神状态和家庭背景，要特别注意善待那些“砸锅卖铁”、买房子来看病的群体。因为他发现，施暴者身上常存在各种矛盾的累加，例如经济状况极差、社会支持不足、信仰缺失和慢性（重大）疾病无法治愈的痛苦，“对于那些时代造成的绝望群体，我们（指医护人员）一定不要成为压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长期以来，医生和护士群体的精神状态一直是被忽视的部分。陈华医生分析，患者和家属的粗鲁言行不仅会诱发医护人员的委屈和愤怒，还会滋长诸如无助、倦怠、焦虑、烦躁、抑郁等种种负面情绪。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职业尊严感和权威感被挑战的残酷事实。有时，会选择过度防御、自我保护，比如对病人谨言慎行，绝不多说，绝不多做，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也要杜绝潜在的交涉风险。而这，最终会妨碍患者得到最切实有效的医疗帮助。
“医生为什么会态度不好？因为医生的情绪不好，一个情绪不好的人怎么可能给病人好脸色？”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端传媒说。
这是巴林特小组在中国的特殊意义所在。
但是，医患矛盾仅仅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积重难返的后果和表象之一。杨震曾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医生与患者均是受害者，“医生与患者是在一条船上的，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只不过双方都支付了时代成本。”
那么，在不撼动体制的前提下，巴林特小组究竟能为中国医疗从业者带来多少根本性的改变？“微乎其微，”陈华对端传媒记者说。
“但就算是一束微光，也要让它照到需要温暖的地方”，她依然愿意继续进行这个“心理自救实验”并让这束微光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