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香港立法会补选，在建制派与本土派双重压力下，泛民勉强守住议席。然而面对本土派兴起，泛民前路问题仍然非常不确定。近有九月选举失利之危，远有全面萎缩崩盘之忧；假使泛民实力进一步下挫，甚至崩盘，则对民主派（或现时流行说的“非建制派”），以至整个香港的前境都甚为不利。
因为，当泛民代表的中间力量持续萎缩，香港政治必然更趋向激进，而泛民失去的支持，并不一定能被激进派吸收，反而可能让本来仍愿意参与政治的温和市民意兴阑珊地离场，最后使制衡权贵的力量总体上衰退。换言之，当前的课题，是要在本土派急速兴起的背境下，避免出现泛民持续萎缩的局面。
若单从制度条件看，一场补选就让泛民陷入如此困境，其实颇足惊讶。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在2003年七一游行后，进入多党制的“泛民”时期。本来在多党制下，政治力量的分布与运作，应该颇有弹性，足以应对不同局面。因为各党按照信念招兵买马、聚众自强，市民便能投票选自己相信的政党。只要社群组成及价值观不出现大变，各自的基本盘应该不会轻易流失，就算被新兴政治力量挑战，亦断不会轻易陷入困局。
半吊子的多党制
2月补选，本土派却在极少时间准备下，单靠一己之力就夺走泛民四分之一选票。这结果与其诿过于环境大势，毋宁说是泛民各党已去到羸弱不堪的地步。这当然其来有自，追溯源头，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泛民因为“阵营思维”，而造成一种半吊子的多党制局面。
泛民政团数目虽多，但他们无论在形象、行为，甚至自我认知方面，都经常以一个“阵营”自居；有意无意间，他们长期置身一种与建制派二元对立的格局之下。这种思维不会让各党的利益变得一致，但为了迁就“大局”，以保持协调，各党不论在言论、立场，抑或行动上，都有自我设限的趋向。各级选举上，协调名单，避免撞区；政治表述上，开会讨论，口径齐一；议会运作上，步调协同，即使不支持，亦不便批评。
泛民虽有多个政党，但作为一个“阵营”，在协同步调方面可谓相当成功。最明确的例证，莫过于连激进派系如社民连和人民力量，都得参与其中，无法完全我行我素。而多次合作，如否决政改时多次联署、版权条例合作拉布，以至共举一人参与补选等，都确认各党一般能守信用，并按共议决定行事。
这种“阵营思维”在香港的政治局面下，其实本无可厚非。因为对手除了建制派外，还有背后的中共政权。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泛民中人普遍有一种“合作尚且力量不足，分裂内斗必然惨败”的忧患意识。2010年，民主党对2012年政改方案投下赞成票后，公民党虽然非常不满，但梁家杰在议会发言时，仍说“泛民政党之间只有团结的需要，没有分裂的条件”，于此可见一班。
但这种合作，在实际政治操上，到底意义何在呢？合不合作，立法会建制派仍占半数，行政长官之位亦牢牢在建制势力之手，即使合作，亦看似无多大作用。然而，泛民虽缺乏实权，但仍有一点可以与建制派对抗：挟其立法会选举中长期取得近六成选民支持的民意授权，透过统一步调，就可以营造出“政府及建制派与民为敌”的局面。于是泛民挟其民意之重，就可以在可谈判的课题上谈判，无法谈判的，就尽量向政府施压。这种做法在梁振英上台前并非全无效果，而且在社会未至严重撕裂时，亦为合理举措。
然而，这种“阵营思维”在多党制的政治现实下，有其沉重代价。
“阵营思维”的沉重代价
首先，为了保持协调，各党难以画出明确的政治愿景与政治立场。泛民虽为“阵营”，但始终不是一个政党，各党的利益、理念、关注都有分歧，所以不可能提出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愿景；但另一方面，因为要顾及协同行动，各党自己提出的愿景，实在难以偏离阵营共识太远，否则行动上将会与自己提出的理念越行越远，显得矛盾伪善。
如此互相拉扯，后果是阵营虽然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但各党却被最低限度的共识缚手缚脚，难以立场鲜明地独树一帜。例如民主党坚持独行其志地对“2012政改方案”投下赞成票，至今仍不时被泛民翻旧帐。当“妥协路线”得不到“阵营”认同，道义上就很容易被打成叛逆。但是，有关香港的前景问题上，很难想像保守、中间、激进三条路线能认同对方的主张；而在要求行动一致的前提下，各党即使有丰富政治想像，恐怕亦难以发挥。
第二，泛民的阵营思维相信已令他们流失不少支持及选票。每次选举，泛民都协调好以建制泛民二元的格局出选。然而，这却让各党的立场及风格有欠鲜明。一方面泛民不停要求选民以“大局为重”，而“大局”即是保住阵营的实力，继而要求选民即使违心都要“含泪投票”，这种做法的后遗症在2月补选中已表露无遗。
而另一方面，亦会有选民因为无心仪侯选人而索性不投票，例如民主党本是以温和支持者为主，但在阵营格局下，民主党就算不太同意拉布、冲击等做法，却又不敢大声批评，结果立场含糊，温和选票恐怕损失不少。
最后，这种阵营思维亦容易造成依赖协调、不思进取的心态。透过选举协调，各党都可以减轻自己被挑战的压力，而以大局为重的思维下，选民就算不完全同意某一泛民政党，亦时有“含泪投票”以让该党继续保有议席的情况。于是对泛民政党而言，与其强化自身选民的支持，还不如强化在协调中的地位来得有利。这样的政党很容易缺乏动力，因而与选民脱节。
当然，衡量利害，是政治的基本。虽然代价不菲，但若泛民能维持近六成选票的板块，则保持这种阵营可能仍是值得的。但是，本土派的兴起基本上已完全打破这格局。当本土派有能力自泛民票仓夺取四分一选票时，在比例代表制下，泛民不会因此覆灭，但肯定会失去作为议会政治中“民意总代言人”的资格。以往维持阵营，挟民意自重以力争的实利，至此荡然无存。
放弃统一，提出愿景
一方面，泛民无可能将本土派收纳入阵营之内，因为本土派的最大政治能量之一，就是选民对泛民的不满。进入泛民，对本土派组织来说形同自杀。而另一方面，泛民亦不可能以一个阵营的姿态向本土派支持者靠拢，以争回这些选票，因为这必定会令泛民进一步流失保守票及温和票，得不偿失。换言之，自补选后，泛民若继续依循阵营思维行动，将会不见其利，只见其弊。因此，泛民革新，实在不能再拖。
那该如何改革呢？笔者认为，香港政局既然已进入了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泛民就应放下执迷，以战国思维应对。如果捆绑在同一阵营中已无实利，那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松绑，让各党重新独行其志，举起立场鲜明的旗帜，以重新争取认同自己的支持者。如是者，各党的言论不必忌讳得罪他党；行动不必依靠他党协调；各党只需按照自己的判断，为香港订出明确的路线图。激进派将会继续攻击温和派，而温和派亦无必要事事迁就不还手；一党可以主张勇武抗争无底线，另一党亦不妨毫无顾忌地抨击暴力，因为大家各自背后的支持者，都应得到政党为其发声。
当然，这不等于各党不能合作，也不是无端生事。重点是要放弃以统一步调为行动的前提，以让各党发挥自身长处，以提出愿景为第一要务，并以互相竞争为自强之道。
如果顺利，泛民各党将能强化自身的支持，让各种不同抗争力量更深地扎根于社会，甚至有可能争回之前因为觉得泛民政党“太激进”或“太温和”而灰心、含泪离场的民主派支持者，继而让抗争力量总体地强化。这样做当然有相当风险，但局势已变，泛民再墨守成规，将无法应对本土派的挑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重新采取主动去开拓新局面。
2月补选中，公民党杨岳桥的表现，可谓让人眼前一亮。本来沉闷的补选，因为“本土民主前线”的挑战而变得生机勃勃，质素远胜之前数届选举。挑战引起竞争，竞争让人成长。面对本土派的挑战，我相信泛民中的有志之士，必定能以此作为成长契机，在今后越战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