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在现今不少威权国家，选举反而成了独裁者长期执政的工具。只要这些国家的执政联盟能够确保不败，并积极分化、打击反对派，便可借助选举有限的“民主成分”，摄取合法性。因此，学者一般把这些国家称为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选举威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竞争威权（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凸显它们“有选举，没民主”的特点。
然而，选举毕竟变幻莫测，即使是不民主的选举，只要有选票在手，反对派也有可能打开缺口，打败独裁者。问题是，到底选举在什么时候有助独裁者巩固权力，什么时候加速他们倒台？
学术界对这问题一直各执一词。有学者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例，证明选举有助延续威权，亦有学者以台湾、墨西哥反证选举可促成民主转型，但当中原因依然众说纷纭。2011年，美国两位政治学者Valerie J. Bunce和Sharon L. Wolchik发表的《Defeating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研究了九个位于东欧和欧亚地区、普遍被视为竞争威权的前苏联国，为这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
作者发现，选举之所以在某些国家（例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带来民主转型，与政府弱势、反对力量强大或经济下滑等结构因素，没有必然关系。因为不论是成功转型或是原地踏步的国家，都曾经出现相当类似的情况──例如政府在大选前夕都曾大力打压媒体和公民社会，而反对派亦有发起大型示威，抗议选举舞弊。亦即是说，铁腕管治无法保证威权政府屹立不倒，而同样地，弱势政权亦未必如想象中脆弱，反而有可能苟延残存。
执政愿景与全盘选举策略
作者认为，真正导致民主转型，取决于一个近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对阵营能否共同进退。
然而这正正是困难所在。因为在竞争威权国家中，反对派经常面对复杂的两难局面：他们应该杯葛还是参加选举？应该团结合作还是各行各路？应该走勇武还是和平路线？聪明的独裁者亦会善用这些两难，令反对派进退维谷，长期陷入分化和内讧的困局。
作者指出，反对派要击败独裁者，单靠团结、动员还不足够，更重要是两个条件：
第一，反对派能否塑造当选的决心？此处的重点是“塑造”，反对派即使毫无胜算可言，也要令选民感受到他们能够执政的愿景。
第二，反对派能否制定全盘的竞选策略（ensemble of electoral strategies）？这里则讲求一系列协调和资源运用：反对阵营能否合作推出单一候选人？有否善用民调和票站调查做好协调？能否组织和动员年轻人投票？能否有效监察选举？
东欧“雷动计划”的经验
书中以1990年代末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转型为例，说明以上两种条件的重要性：
斯洛伐克的亲共政权倒台后，以独裁手段见称的总理梅西亚（Vladimír Mečiar）执掌大权，并极力打压反对派、控制媒体和限制公民自由。后来反对阵营受到邻国罗马利亚、保加利亚民主化启发。他们在1998年国会大选前夕，发起了名为OK'98（全名：Občianska kampaň）的公民运动，以OK一词语带相关地寓意希望，借此团结政党和松散的公民社会。
当时他们的一个主要策略，是大力鼓励一向对政治冷感的年轻人和首投族在选举中投票，宣泄对政权的不满。经过一连串的全国行动后，1998年9月国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84％（比上届高出近10％），而首投族的投票率更由上届的25％攀升至80％，令反对派最终在选举中击败在任政府。
相同的剧本亦在邻国克罗地亚上演。1999年，克国在政治强人图季曼（Franjo Tudjman）去世后，宣布举行大选。反对派尝试复制斯洛伐克的经验，组成了Glas’99和GONG两大民主阵线。前者以“Glas”(意即：声音) 一词比喻国民要以选票发声，并透过吸纳百多个公民团体，推动选民教育，催谷尤其是青年和妇女的投票率；后者GONG（Građani organizirano nadgledaju glasanje）则负责监察选举，确保大选公平公正。结果，大选投票率急升至75％，反对派在国会选举中横扫三分之二议席而成功执政，其后更废除了导致总统权力过大的半总统制，改行议会制。
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台译米洛塞维奇）政权对于打压公民社会和反对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促使后者长期陷于分裂。面对民主政党积弱，一群大学生决定自己动手，于1998年成立青年抵抗阵线（Otpor!），并发表一份名为《塞尔维亚未来宣言》的纲领，锐意推动民主改革。
Otpor!由起初只是在校园活跃的学生组织，短时间内便发展为全国的民主运动，原因不只是其扁平化组织有利他们扩张，更因为在当地经济不景、失业率高企下，Otpor!的出现成为了青年改变现状的希望。虽然Otpor!以拳头作为组织的标志，但他们坚持以非暴力手段推倒米洛舍维奇政权。
Otpor!壮大实力后，更渐渐扮演了协调政党的角色：由于反对派未能协调2000年总统大选候选人，Otpor!于是开出条件，如果反对派能够推举单一人选，便会呼吁50万支持者投给该名候选人。结果，反对派在大选中成功击败米洛舍维奇。起初，米氏还不肯承认选举结果，但在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最终亦要辞职。
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公民社会在塑造民主愿景和选举策略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青年参与上，这些地方的民主运动都有意识地跟青年的未来扣连起来，令年轻人感到投票能够改变他们的处境。
它们的经验，对后来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的“颜色革命”，以至伊朗2009年的“绿色革命”，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作为混合政体的香港，是否同样适用？
香港式选举
一方面，相比这些后共产政权，香港拥有更优良的法治和自由根基，保证专制政权受到相当的制约。但另一方面，香港却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
其一，民主化步伐掌握在北京而非港府手中，特首依然是由小圈子选举产生；而且在行政主导的原则下，较以民主程序产生的立法会，往往只能影响但不能主导施政，缺乏实权。
其二，立法会的地区直选采用了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制度往往有利资源丰足、善于协调配票的政党，无法协调的一方，不时由于派出过多候选人，最后分薄选票而得不到议席。
其三，立法会中30席功能组别（编按：另有5席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以直选方式产生）依然实行小圈子选举，令民主派虽然手握过半数的直选票，但在建制派垄断功能团体下，只能寄望守住整个议会三分之一议席的关键否决权。
香港民主化举步艰难，尤其是背后涉及北京这个最难突破的关口。但正如其他的混合政权，只要选举还有一丝变数，转变亦非没有可能。九月的立法会选举能否打破困局，改变被建制派垄断的议会生态？
如果照搬东欧经验，无疑是团结合作更有利非建制派（包括泛民和本土派），但如今抽空去讲团结、协调，恐怕是天荒夜谭。原因不是非建制派不想合作，而是合作根本不是如此制度鼓励的理性结果，因为合作可能意味着个别政党需要牺牲自身利益，成全大局。
公民社会联合和协调角色
如果团结难以实现，那么一些有心人提出的“分进合击”可行吗？“分进”当然并非难事，各有各做便是了，至于如何“合击”，才是困难之处。如果“合击”的意思是“浪费最少的选票让最多的非建制候选人当选”，选民是否有足够资讯判断如何进行策略投票？观乎过往立法会选举的经验，选前民调不是没有，但往往难以左右选民过于简化的自行配票──例如在四人家庭中，父母投名单A，子女投名单B。“合击”要成功的话，必须有更精细的民调令选民作出更细致的策略投票。
东欧经验告诉我们，重点是去创造民主转型的愿景和诱因，民主党派固然责无旁贷，但政党以外的公民社会，亦可以担任至少两个角色：
第一，公民社会可策动联合阵线，以推高投票率和青年参与为目标，把选票和年轻人的未来扣连起来。同时，要避免靠拢任何政党，例如由专业团体、伞后组织牵头，以便争取最大程度的支持。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18至30岁年轻人投票率虽然飙升至35％左右，但仍然低于其他年龄层，更远低于上述东欧国家的年轻人，显示本地公民社会在投票率上仍大有作为。
第二，公民社会亦可为“分进合击”充当协调和配套资源的角色。戴耀廷教授提出的“雷动计划”，建议泛民协调最有利的直选名单数目，以争取过半数议席；并招揽“雷霆救兵”在选举当日最后时刻，按最新的选情资讯进行策略投票，以拯救边缘名单，意念很贴近东欧“后进民主化”的策略。
虽然目前看来，全面协调竞选名单已是不太可能，但后者在操作上似乎较为可行。这或许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如果公民社会不能协调非建制派，那么就透过提供可靠的资讯（如做滚动民调），转为协助选民考虑更有成效的投票策略。过程固然不易，但若能踏出这一步，要用选票打败建制派，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玮熙，香港公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牛津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博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Bunce, Valerie J., and Sharon L. Wolchik. Defeating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