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选举9月4日举行，端传媒推出专题网页，全方位报导立法会动态：《擂台》中议员比拼；《时报》呈现议会最新动向；《精读》带你认识立法会；《焦点》追踪最热政题。
今日起，请紧贴。
拉布、点人数、流会、对骂，曾钰成（立法会主席）、长毛（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香港的立法会中，天天上演的这些剧目，与剧中人物，与我这般“老百姓”的日常这么远，但其实又那么近。
今年3月，立法会通过高铁追加拨款，加上之前的拨款，累计从库房掏出了 952 亿港元——这意味着，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香港市民都为高铁埋单 13,000 元。2015/16年度政府说要宣传《基本法》，就又花了 382 万元。对于买楼遥遥无期的我来说，那可是沙田大型屋苑一个两房单位的售价（心里暗骂）。
这些政府开支，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审批，议员的每一个决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除此以外，立法会还有权力制定法律、监察政府工作、甚至可以弹劾那位自报“我是梁特首”的特区行政长官。
所以，立法会与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有着“非常关系”。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各路人马正蠢蠢欲动、准备出战。在这个时刻，是时候我要走进立法会。
登记、登记、登记
“你好，这里是立法会大楼。有什么可以帮忙呢？”一把听起来很年轻的女声问。4月5日我致电立法会，拿著电话结结巴巴地问：“如果我明天想到立法会参观，请问要办什么手续呢？ ”
这是我第二次致电立法会。上一次致电也是为了查询参观事宜。当时是2014年夏天，我在大学做暑期工，正帮忙筹办一个立法会参观团。不过两年以来，香港经历过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表决后，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和立法会都加强保安：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不再开放、立法会大楼多个出入口加设围栏⋯⋯
在这情况下，我再次致电查询能否参观立法会。女职员似乎司空见惯，她不慌不忙、语气平淡地背诵那套标准答案：“如果你想参观地下大堂，你可以明天来登记；若你要来旁听的话，那你同样可以明天登记。明天九点有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得带身分证登记，否则不能进来。”
短短几句话里，她说了三次“登记”。
根据立法会规定，不论是香港市民或旅客，只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登记，都可以到立法会旁听会议。
挂线后，我回忆两年前参加立法会导赏团时，不单可以走访各大会议室，更可模拟议员开会，于是我赶紧回拨立法会。
“很抱歉，若要参加导赏团，你需要七天前预约登记的。”又是“登记”，不打紧，明天我依然决意走走。
“请先过来安检”
4月6日上午，回南天，潮湿。
我来到位于金钟的立法会，站在访客登记处门外，只见那里安放着两部巨型的安检机，如同左右门神或镇宅铜狮。我相当肯定，上次到访时并没有“安检”。门口站著三名西装笔挺的保安，其中一名一见到我，二话不说就走近问道：“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呢？”
我表明想来旁听后，他便跟我说：“你要登记，不过请先过来做安检。”他徐徐走到安检机前，示意我把背包放在运输带上，掏空裤袋，从金属探测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每次在机场做安检时，我都难免会有点紧张，生怕探测机哔哔作响，要被职员用金属探测棒打量全身。幸好，这次探测机没有响，保安着我收拾好个人物品，把东西放在储物柜内。
我把手机、钱包放回裤袋，接著将相机挂在颈上。女保安顿时面有难色，拦住我说：“先生，旁听时不准拍照。”尽管我连忙解释没有打算在会议厅内拍照，只是想把贵重物品带在身上，但她坚决要我将相机留在储物柜。我唯有放下相机，走到旁听登记处，交出身分证办理登记手续。
犹如紫禁城的立法会
取了旁听证后，一名女保安已悄悄站在我旁边。她领着我走，然后打开了进入立法会的木门，低声跟我说：“请往前行，转右，然后你会看到我的同事。”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进了“紫禁城”，通往皇殿的秘道上，守卫森严，每隔几步就有一名“大内侍卫”站岗。从登记处到会议室短短两分钟的路程内，七名保安沿途监察我。他们似乎深怕我是“叛军来使”，绝不让我离开他们视线半步。
当我乘扶手电梯到二楼时，想停下步看看，岂料三楼旋即有把声音喊下来对我说：“先生，你要去的地方是三楼。”她就这样一直盯着我，催促我继续路程。
我心里暗骂自己：“真糊涂，皇宫内是不可以乱走的。”经过重兵把守的重重关卡，我才终于抵达会议厅。
我在会议厅的旁听席上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来，除我外只有三个人。财务委员会这时正审核 2016/17 年度开支预算的特别会议，讨论工商与旅游的相关事宜。原来旅游发展局申请了 8400 万元拨款，向旅客推广香港活力之都的形象，其中包括 1200 万元的广告制作费。
在席议员谢伟俊却质疑这笔钱并不划算：“电影《十年》仅用了五十万制作费，就达到如此广泛的宣传效果，为何政府要耗费24部《十年》的制作费用呢？” 政府官员不断重申他们审慎理财的原则，重复又重复，话题就此轻轻带过，纳税人于是又“被支付”了1200万元拍一条广告片。
正午时份，财委会主席陈健波宣布这节讨论结束，休会。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动身离开时，一名女保安已在门外守候，问我之后是否立即离开。我跟她说还想到地下大堂逛一逛，她眨了眨眼，然后几番提醒我，要先去旁听登记处拿回东西，才能到正门大堂登记。我点一点头，然后就从三楼回到地下。
立法会内的“一地两检”
到了地下，另一名女保安已在扶手电梯旁“迎接”我。她一开口就问：“先生，你打算待会参观大堂吗？”显然，刚才会议厅当值的那名女保安已通报了我的行踪。之后，又有另一名男保安迎面走来，带我回旁听登记处，拿回背包和相机等。
离开了旁听登记处，我转到立法会地下大堂，一张告示清晰地贴在当眼处：“由2015年5月1日起，到访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访客须接受安全检查及出示身分证明文件。谨请遵从立法会秘书处人员的指示。”尽管我之前已经在立法会另一个出入口完成安检，来到这边又要安检。
近月来，立法会有一群议员用尽千方百计，想要在香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想不到在立法会内，“一地两检”原来已经以另一种形式率先实行。
《人物》
又一次安检，又一张导赏证，我终于可以在立法会地下大堂逛逛。
抬头一看，墙上挂著名为《人物》的艺术装置，是艺术家Cornelia Erdmann的作品。我看著这些作品，勾起了两年前第一次来参观的零碎记忆，当时带领导赏团的职员来到这个艺术装置下，曾用骄傲的声调说：“它描绘的是社会百态，同时显示这座城市属于公众的，包括立法会。”今天，我环顾四周，整个大堂除了我，就只有五个保安、两个职员，以及一部安检机。
十二时半，我情绪带点失落，离开立法会大楼。我在想，今届选举我一定要投票，是时候，改变香港立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