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伤人事件发生后，社会陷入恐慌，急于惩罚凶手。众人喊杀时，那些挣扎生存的精神障碍者难免成为围猎对象。精神障碍等于不用负责，让更多人愤愤难平，从而对待这个群体更不友善。而媒体只在社会情绪汹涌时出现，那些复杂的精神鉴定、司法过程却常常缺席。记者不禁自问，面对嗜血的大众，媒体该如何保持冷静。
“如果社区有医疗支持系统，就不会有人反覆一直进出医院了。”
有一阵子我对精神医疗很着迷，曾走访了桃园市的一间社区精神医疗机构。这间机构不同于住宿型、“康复之友”那类24小时的机构，它的外表像是某个工作室，外头还有贩卖烤地瓜和衣服的摊位。
看顾着烤地瓜的，正是一位精神障碍病友。每隔几分钟，他会进屋里和社工叨念，社工语气平缓，很有耐心的应答着，然后他在走出屋子，继续翻动碳火上的地瓜。
“失序是人在疯狂的社会中挣扎的轨迹。”社工这样说。可惜的是，这样的挣扎不容易被理解，“每个人在生活上总会慢慢长出独立生活的能力，只是每个人的速度和成长状况不一样。有时候你的能力还没长出来，但对社会标准而言，却是不及格的。”被视为“不及格”，逐渐成为个人负面情绪和压力的来源，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成了“疾病”。
一个病状出现，多少都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进入医疗体系内，那就是“个人问题”而没有“结构问题”了。吊诡的是，连带地“疾病”却也成了借口，让个人与周遭亲友不需要去理解“为什么没有长出独立生活的能力”，而是简单地用“他生病了嘛”来解释一切。
谁来陪伴离开医院的精神病患
医院处理的是“疾病”，但人总要出院回家，回到社区生活的人需要被理解，可惜的是，能够陪伴与理解的支援系统不多。“生活环境里会有许多造成压力的原因，没有人陪伴寻找一个适当的处理方式，每次遇到压力，病友只能把自己打包好，回到医院。”
那天社工说，他们曾经有个个案，三不五时往区公所去大吵大闹，吼叫着为什么没人关心他，一边说、一边拿刀往手腕割。一开始医疗人员还会很紧张的赶紧把人带去医院治疗，久了发现他惯性如此，也不再那么积极来处理。有一天，这人从四层楼高往下跳，因为他觉得，这样总该有人理他了吧。
后来才知道，这人原本是建筑工人，曾经有个论及婚嫁、怀孕了的女友，却在他面前被卡车撞死。之后他喝酒、犯法、进了监狱，出来后这个世界已不是他认得的模样。
“他割腕后，医护人员帮他包扎，那时他突然感觉有人关心自己了，不是只有孤单一个人。”之后屡屡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他渴望的关怀。当社工开始理解他的过去、他的想法后，他也渐渐学会不要以极端的方式寻求关心。
可惜的是，社区里头这类理解与陪伴的支援系统不多，“如果社区有这样的支持系统，就不会有人反覆一直进出医院了。”那时社工这么说。而缺了这一块，医院似乎成了家属与病友唯一选择。
精神疾病与犯罪被快速联系
政大“摇摇哥”（我们不认识精神疾病，却在罪案之后集体猎巫？）被“强制住院”之后，人权团体招开记者会。
同一时间，家属团体也开了记者会，哭诉“强制送医”门槛太严格。两边的矛盾，凸显的是我们在对待精神疾病时，只有在光谱的最极端那处提供资源，而不是让这张安全网更加绵密与宽延。
社区医疗系统喊了这么多年，但要能发展起来，投入资源以及社会共识是两大密不可分关键。不过台湾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无知，却局限了社区医疗体系发展的可能。
访问卫生福利和台北市政府时，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到，社区医疗体系需要更多钱和更多人，但是钱和人从哪里来？“钱要放在这上面，就表示其他部分的预算会被排挤。你选择要把精神医疗支出放在前面，也得要有社会共识，大家有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才会愿意花钱......”
偏偏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后，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犯罪总能迅速的扣连上精神疾病，也立即划下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社会共识更是无从产生。
结果就是，在前端，我们缺乏对于病因的理解，未曾探究它背后的结构问题，当作严肃的公共议题加以讨论，精神疾病因此只是个人或家庭的责任；在后端，离开医疗机构的病友缺乏其他支持，又因为整体社会对疾病的不理解，让精障病友难以回归社区。这些精神医疗现实上的难题，让关心精障人权的团体，总是惧怕有更多标签往精障病友身上贴去，让精障病友更无法见容于社会。
当精神医疗还在如履薄冰般的缓慢建立社区支持系统的同时，这个世界当然不会让事情如此一帆风顺。
艰难的精神鉴定
这几年，台湾陆续出现随机杀人事件。而随机杀人事件的司法诉讼过程，却奇妙的与精障人权保障、反污名等倡议出现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境：
法庭上，律师会一再努力要求鉴定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碍，以免除死刑。有没有可能正是这种努力，反而造成“将精神病患和凶残杀人者连在一起”的结果？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但它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媒体造成的。
先从刑事精神鉴定谈起，从法律程序来看，法官得要确定“你知不知道你在干麻？”才有办法量刑。就好像如果某人是因为女儿被绑架在坏人手里，坏人威胁某人要去随机杀人否则杀他女儿，某人不得已才犯行，那这在诉讼中当然会被作为需要参酌的点。
刑事精神鉴定大概就类似这样的过程吧，我们总要厘清某人是在什么状况下犯行，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怎么了。即便是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也应该要同样的能够被公正审判，这些程序，就是为了确保公正审判。
当然刑事精神鉴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能否进行刑事精神鉴定就得先过五关斩六将，像是被告律师提出要求以后，法官是可以驳回的喔，只要法官觉得“哎呀！不用啦......”大笔一挥就不做了，律师也没辄。
假设遇上一个愿意做刑事精神鉴定的法官，好不容易做了鉴定，但法官要不要采信又是一回事。有些法官可能会尊重专业，以鉴定结果作为量刑依据；有些则会会觉得：“你这蒙古大夫！被这人骗了啦！”然后不予采信。假如遇到后者，即便鉴定出犯罪嫌疑人有严重精神分裂正也一样没辄。
好不容易，法官不但做了鉴定也信了鉴定内容，但上诉时也可能被驳回，或者二审法官决定再做一次鉴定，结果鉴定内容与第一次落差很大，而法官决定采信另一份报告......
总而言之，要做精神鉴定也不是想像中容易。当然重大案件几乎都会做，以确保正当法律程序，不过做完有没有被承认又是另一回事了。（这边还先不谈刑事精神鉴定本身的问题，包括找的人专业背景是否合适、精神鉴定时间是否足够等。）
既不了解疾病，也不了解法律
但这些过程，基本上很少在媒体出现，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不理解这个司法过程，以及精神鉴定本身的问题（做的够不够，是否能完整理解当事人，精神医学与言语法律语言如何互通等），只会感觉精神鉴定好像是道“免死金牌”，可以拿来挡住死刑。
其实只要翻开相关判决，以过去汤姆熊割喉案为例，虽然二审做了相当详尽的精神鉴定，但三审时便遭到推翻。要拿精神鉴定来挡住死刑，绝不是想像中的容易。
另外就是“死刑”与“精神疾病”的问题，目前因为台湾已签署“两公约”，而且把“两公约”视为国内法。“两公约”当中内对于精神障碍者是否处以极刑，持保留态度。因此当鉴定确认有精神疾病者，最后在考量“两公约”下，就不会判决死刑。
可能有人要问，精神疾病患者为什么不用判死刑？再用上次“某人女儿被绑架”的例子说明 ：杀人的某人，有多大程度得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是出于自主意志？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犯罪？
这些在量刑时都得被考虑。更不用说导致精神疾病发生的，既有可能是个人的生理因素，也有可能来自社会因素，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精神疾病，难道只能怪他自己不好？
但媒体只要发现：“什么！杀人居然不用偿命啊！？”当天的新闻标题大多成了：“精神鉴定凶嫌多逃过死刑”、“汤姆熊、文化国小杀童案凶手皆因精神病逃死”⋯⋯
对于刑事精神鉴定的意涵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的必要性，倒是鲜少提及。因此在一般民众眼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杀人﹣做精神鉴定﹣有精神疾病﹣不用死刑”
结果我们既不了解疾病、也不了解法律。无知让大众进入一场集体狂欢，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后，我们再度搬演这几组关键字，再一次把精神障碍绑上祭坛，锣鼓喧天。但其中应该对话与合作的民间团体与政府，则在这股浪潮下被推离的与彼此更加遥远。
记者简介：
很爱写字但错字很多，长年活在台北边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