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里，要数台湾人最疯棒球，不仅疯棒球，还称呼它为“国球”。为什么棒球对台湾人这么重要？如果尝试着梳理棒球在台湾的历史，可以发现棒球不仅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变迁；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命途多舛的台湾人，始终用打棒球向世界宣告：我们仍然存在！
日治：随着殖民者来台湾的运动
棒球起于美国，1870年代传到了日本，这项需要等待与思考，而且规则复杂的运动，很快地被日本人所接受。1895年日本人将这种运动称为“野球”，这是日本的“野球元年”，也是殖民台湾的第一年。
棒球随着日本殖民者来到台湾。当年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生产蔗糖。殖民政府在台湾南部广设糖厂，而每一间糖厂都有属于自己的棒球队，在每年的5月到9月之间，各糖厂就会举办棒球交流赛，棒球也在台湾南部民间打开了风气。
2016年被选入“台湾棒球名人堂”的方水泉教练出生于1930年，他50多年的棒球生涯，就是从台南“三崁店糖厂队”开始。
相对于台湾南部，台北是日本殖民台湾的中央政治枢纽，也是台湾棒球重要的开展地。1906年的春天，在台北由“台湾总督府中学校”（即现在的建国中学）对战“国语学校师范部”（今台北市立大学，前身为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两方对战的选手都是日本人，那场的比数是5比5。这是台湾第一场有正式纪录的棒球赛，距今正好110年。
“嘉农风潮”或许也是台湾人首次领受到棒球与自我存在之间的关联性，它是台湾被殖民者与日本殖民者少数可以公平竞争的场域，台湾更用球棒写下的战绩说出了：“我比你强”。
1920年代，棒球开始在台湾民间普及，国小纷纷成立少棒队，“少棒”、“青少棒”、“青棒”的三级棒球开始有了雏形。1928年4月，“嘉义农林学校”（KANO，今国立嘉义大学）成立“野球部”。它在成立之初成绩并不出色。直到曾任棒球名校“松山商”棒球部总教练的近藤兵太郎前来担任教练后，才开始脱胎换骨。
1931年，嘉农在近藤监督的带领下，打破殖民统治下的身份藩篱，有别于过往日本人跟台湾人各自组队，他们以实力为依归，首度组成“三族共和”（日本、汉人、原住民）的棒球队。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仅成为南部第一支全岛棒球比赛的冠军，打破“冠军锦旗不过浊水溪（以南）”的传统，并代表台湾前进日本“甲子园”（全国高中棒球联赛），进行全国夏季高校棒球大赛。
台湾人透过广播一起接受甲子园大赛的洗礼，在王牌投手吴明捷的带领下，嘉农势如破竹进入冠军赛，但在投手过度操劳的情况下，于金牌战中落败。但嘉农棒球队拚战精神，不但引起日本球界球迷的重视，赢得“天下嘉农”的美誉，还成为当时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也让棒球在台湾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休闲活动。
2014年初，台湾导演魏德圣所监制的电影《KANO》集中描写了这一段历史，反映了棒球对于当时台湾人的意义。“嘉农风潮”或许也是台湾人首次领受到棒球与自我存在之间的关联性，它是台湾被殖民者与日本殖民者少数可以公平竞争的场域，台湾更用球棒写下的战绩说出了：“我比你强”。这样的意识，直到今天一直是为台湾棒球运动伴奏的主旋律。不过，那时为嘉农野球部欢呼、流泪的乡亲们当然还意识不到这件事。
冷战：打下“世界冠军”的“民族英雄”们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对棒球既不熟悉也不重视。但1951年台湾棒球队第一次出国比赛，当时用的名称是今天台湾独派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名字：“台湾联队”。
“台湾联队”以嘉农球员为班底，由“柯蔡宗亲会”赞助，到当时相对先进的菲律宾比赛。1953年“台湾联队”成员、棒球耆老陈润波回忆，“当时的成员没有球棒、没有手套，只穿一套西装就出国了。”比起国民党政府重视的篮球队出国的待遇，棒球队可怜的无以复加。以致于那时棒球队员除了比赛以外，最重要的事就是“跑单帮”：从菲律宾买回女用丝袜、胸罩和旁氏冷霜，回来转卖给百货行，台湾当时物资稀缺，这可以赚进不少钱。
当时台湾棒球队主要靠的是一些台籍的金融人士协助，其中任职合作金库的谢国城先生，是战后台湾棒球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他被称为台湾的“棒球之父”与“少棒之父”，2014年获选台湾棒球名人堂首届成员。
国民党政府“重篮球、轻棒球”的情况随后就翻转了。冷战时代来临，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势愈来愈糟，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愈来愈多，指标事件是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失去了“中国代表权”。
当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最风雨飘摇时，国民党政府发现了“棒球冠军”对于政治统治上的意义：那是一份来自台湾草根，能够由下而上团结台湾社会的强大感染力。
金龙少棒队的成功，带起台湾三级棒球的热潮。不仅只是少棒，青少棒（国中）与青棒（高中）也蓬勃发展，并且屡屡获得世界冠军。台湾的三级棒球队更有6度同年获得冠军的辉煌纪录，被称为是“三冠王时代”。
红叶少棒队是担负起“国族主义”的先锋。这支少棒队来自台东县延平乡，以原住民为球员主体，在资源困乏下，赢得全国少棒冠军。在谢国城的邀请与安排下，他们在1968年8月25日，以7比0击败由日本关西地方选拔出来的日本少棒明星队，一时之间这些小将们成为全国风云人物。
“红叶故事”仿佛是“嘉农传奇”的同场加映；但同时又和当时政府主流的“抗日”意识非常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棒球，自此获得从外省人到本省人，统治阶层到市井草根的一致认同。
此后国家的资源开始投入棒球运动。1969年金龙少棒队成立，这支国家少棒队，远赴美国威廉波特举办的第23届世界少棒锦标赛。台湾小将们不负众望，在冠军战中击败美西代表队获得第一次的世界少棒冠军。
回到台湾，金龙队中的小球员成为台湾最火红的大明星，他们回台时，受到万人簇拥，被封为“民族英雄”，并获得蒋中正与蒋宋美龄的接见。这群小朋友中，其中有一位名叫郭源治的台东原住民，日后挑战日本职棒，成为日本职棒“百胜百救援”的纪录保持人，从日职退休后他仍活跃于台湾棒球界，直到这两年才淡出。
金龙少棒队的成功，带起台湾三级棒球的热潮。不仅只是少棒，青少棒（国中）与青棒（高中）也蓬勃发展，并且屡屡获得世界冠军。台湾的三级棒球队更有6度同年获得冠军的辉煌纪录，被称为是“三冠王时代”。
棒球成为国球
有此佳绩，国民党政府态度丕变，开始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台湾棒球发展中；与之同步还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介入宣传。只要台湾打赢外国球队时，报章媒体都会出现“棒打洋人”、“民族英雄”等词汇。棒球虽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但也因此获得政府大力推广，棒球开始被称为“国球”。
政府资源的介入，具体落实在球队的筹组。例如由蒋宋美龄所创办，原本是为照顾国军遗族子弟的华兴中学，开始办起了棒球队，与本土色彩浓厚的屏东美和中学队并列为台湾两大棒球名门。
另一个例子是“荣工队”。“荣工”是“荣民工程处”（后改制为公司）的简称，成立的目的是让退伍的军人能够继续就业，当年许多政府重大建设，例如北回铁路、台中港和高速公路大部分工程都指定发包给荣工处。
1959年6月，严孝章出任荣民工程处长，这位出身民国名门──严复家族的军人工程师原本和棒球毫无渊源，但事后的发展证明，严孝章不只是执行一项“统治政策”，而是爱上棒球，真心投入棒球运动。
除了培养荣工队，严孝章更重要的贡献是，在1981年接任棒球协会理事长后，马不停蹄地在国际间穿梭奔走，让台湾棒球能够一步步回到国际舞台。1982年台湾重回世界杯，83年参与洲际杯，重要推手都是严孝章。
靠着相当程度的棒球实力，台湾至少得到了一个和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场域。
“一生的辛劳，半生的奔走”，1986年世界杯在荷兰举行，中华队最后拿下银牌。但预订前一天在维也纳开会后到场加油的严孝章却没有出现，他因为心脏病发客死异乡。
严孝章的死讯在比赛结束前传到球场，但比赛正在进行，没有人告诉球员。教练团和行政管理人员开始在休息室裁剪一条一条白布，球员看着纳闷，但也没人多问。比赛结束，中华队4比3击败棒球强国古巴队，还没来得及高兴，听到严孝章猝逝的消息，大半球员当场坐倒在地痛哭失声。
“后来回想，那一场有几个球‘很怪’，例如原本看起来我们应该被接杀的球，却意外掉下来变成安打……现在想一想，会不会是理事长在保佑？”知名职棒投手黄平洋接受一部纪录片访谈时回忆了这场比赛，尽管神鬼之事无可稽考，但却很鲜活地呈现了球员对严孝章的感情。
2014年，严孝章与他的前任谢国城同时成为台湾棒球名人堂首届的当选者。
靠着相当程度的棒球实力，台湾至少得到了一个和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场域。这个场域随着棒球的普及而扩大。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将棒球列入“表演赛”。亚洲的参赛队由前一年的亚洲杯成绩决定。9月13日，台湾要连续取胜日、韩才能进奥运。除了一日连投两场，日后在日本职棒界被称为“东方特快车”的强投郭泰源外，最后赵士强打出再见全垒打取胜的一幕，更是老球迷津津乐道的回忆。
大联盟：在世界之颠宣告台湾
国际棒球赛虽然打得热闹，但无法掩饰台湾棒球发展的瓶颈。台湾的成棒制度不完善，球员的薪水又低，许多棒球人在高中或大学毕业之后，不是脱下球衣，就是远赴东洋，至日本参加职业队或社会人（业余）球队。少数能在日本职棒成功发展的，例如被称为“二郭一庄”的3名投手：郭源治、郭泰源和庄胜雄。至于美国职棒，当年因为语言、文化和兵役问题，鲜少有球员挑战。
但能进入外国职棒的球员毕竟少之又少，三级棒球发展多年培育的好手，以及台湾民众对棒球的热爱都必须有个去处。“中华职业棒球联盟”在1990年应运而生。这个从无到有的职棒联盟，无论是参与球队、联盟裁判、各队洋将与相关制度和比赛场地修整，都是由兄弟饭店负责人洪腾胜一手打造。
职棒的成立意义远超过当时的想像，不仅许多在日本打拼的选手选择回台献技，同时让成棒选手可以延长棒球生涯。而这也更实质地鼓励更多家长让孩子去追逐棒球梦，因为棒球能成为“职业”，而非学生时期的短暂荣耀。
1995年日本投手野茂英雄站上洛杉矶道奇球场的投手丘，开启了亚洲球员挑战大联盟且发光发热的先声典范。台湾开风气之先赴美发展的是陈金锋，他1999年加入道奇球团小联盟系统，2002年成为第一位在大联盟出赛的台湾球员。
时至今日，哪怕国际局势已经走到“后冷战”，哪怕王、陈所处的是高度资本密集、极度商业导向的美国职业运动圈。能激励最多台湾人的，似乎仍然是洋基球场的大银幕出现台湾地图，以此介绍王建民家乡的那一幕。
挑战美国职棒中，最成功也最受欢迎的是王建民，他在2000年加入美国职棒的豪门球队──纽约洋基队。王建民在台大学的棒球恩师高英杰就曾透露，当时许多美国职棒邀请他加入；而早年也是棒球名将，曾试着前往美国小联盟发展的高英杰就告诉王建民，希望他帮自己圆当初无法去美国职棒挑战的梦想。
王建民在2006与2007年于美国职棒取得连续两年19场胜投的巨大成就。他的表现使得台湾掀起一股美国职棒热，只要当天有王建民出赛，便是同日的重要新闻大事。如果说上一代台湾人的棒球记忆是熬夜支持中华小将，这一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就是熬夜支持在美国职棒的王建民。
另一位成功的台湾大联盟球员是陈伟殷，2012年他从日本职棒转战美国金莺队，连续4年以先发身份出赛，共拿下46胜战绩。陈伟殷仍然活跃球场，备受期待；加上经过多年受伤复建，今年开季重回大联盟的王建民，两人的表现依然高度牵动球迷的情绪。
但不管是王建民扬名立万的纽约洋基球场，或者陈伟殷迭有佳作的巴尔的摩，对台湾职棒球员的抢眼表现，台湾相当一部分球迷被满足的，仍然是王建民和陈伟殷，特别是前者，站在“世界之颠”的纽约，传达了台湾的存在感。
时至今日，哪怕国际局势已经走到“后冷战”，哪怕王、陈所处的是高度资本密集、极度商业导向的美国职业运动圈。能激励最多台湾人的，似乎仍然是洋基球场的大银幕出现台湾地图，以此介绍王建民家乡的那一幕。又或者，2014年10月金莺教头萧华特（Buck Showalter）在记者会上回答关于陈伟殷的问题时，先强调了陈伟殷他来自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这其中大有分别。
“It’s not Chinese Taipei. It’s Taiwan. Big difference.”
从殖民时期到冷战，再到后冷战全球化时代，国族，似乎是台湾棒球员始终放不下的担子，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背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