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第871次大会审查“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特定区计划”（简称台知园区）。我过去在台湾农村阵线，就持续关注这起争议个案。当天，我首次以立法委员身份参与审查。我延续昔日立场，在会议中努力呈现在地农民诉求，和相关的法律论述。
最后，都委会决议退回重审。争议仍在持续。
政治工作对我来说，是广义的“社会运动”。过去，我在街头抗争，为草根民众发声；现在担任立法委员这个职务，则更能成为民众与政府前的桥梁，将社区与社运团体的诉求，更确实且更全面的传达到政府官员的耳中。这场都委会，只是过去与现在延续的节点之一。
关于我所认知的社会运动，想先从几段回忆谈起。
“农与土地”的记忆
小时候我由阿公阿嬷带大，有一次阿嬷外出，阿公与我两个人顾家。傍晚时，我独自在家等着阿公从田里工作回来。在等待之间，日月潭边头社起了大雾，我有些冷有些饿，跑到路口，等了许久看见阿公从田里雾中走来。
当时晚餐的菜色，已不复记忆，但记得第二天的便当有一只鸡腿，那应是他到田里做事、补充体力的肉食。如果阿嬷在家，那只鸡腿是阿公的，但阿公如此地疼爱晚辈，愿意将难得的鸡腿留给年幼的孙子。当时因此开心，却还不理解隔代教养的意涵，慢慢长大后方感受到农村生活有那么一点“困顿”，并逐步探讨与理解它背后的结构问题。
长大后，我到台北就读台北士林商业职业学校，中午总会去图书馆翻阅《人间》杂志，方才知道台湾各地的社会问题，开启我对社运的启蒙与想像。毕业后到台原出版社工作，进行出版企画、文史工作与社区营造等工作项目。后来，我到瓦历斯贝林（Walis Perin, 1952─ 台湾赛德克族）立委办公室担任助理，参与推动许多重要的法案，如修改《枪砲弹药管制条例》，明订让原住民拥有自制猎枪上山打猎；以及协助拟订《储蓄互助社法》，让基层互助金融得到法规的肯认，不再游走于灰色地带。
助理生涯也不尽然是美好回忆；当年立法院有“永续问政会”，助理们常有跨党派的交流、互动、研习。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时，助理们觉得台湾虽非联合国成员，但也该提出国内的法律，管制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在简单讨论后，便各自向委员游说，希望能制定相关法案。然而，不分党派的立委们却表示：“环保是长远的事情，不需要急着现在立法。”12年后，莫拉克风灾重创南台湾，证明了气候变迁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不是“长远”的问题。每当我想起当年与伙伴们的那份生涩想法，与后来莫拉克风灾所造成的伤亡，心中无比苦涩。
从小在农村生长的回忆，让我对“农”与“土地”议题始终关怀热情参与；年轻时的助理经历，让我对立法院运作有务实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的冲刷侵蚀之下，农村里人与人之间互惠协力的生活纹理正日渐消失，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再彼此协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所形塑的“现实框架”让人们缺乏条件去理解、认识与互动。
对我来说，社会运动就是为了打破这个框架并重整社会结构而持续努力，从政并不意味对现实框架妥协，反而应着重打破框架持续前行。我不认为政治工作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当前农业议题、土地问题面临险峻棘手，面对变幻莫测的“第三波圈地运动”，实不该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促成改变的战略位置。
第三波圈地运动
何谓第三波的圈地运动？一般圈地运动，我们都从“原始积累”来思考。
第一波圈地运动，是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的角力：资本圈地为工业原料生产，并挤压农民使其无生产资源，转为都市的低价劳动力，因此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第一波圈地农工角力，然仍可见实体生产之轨迹。第二波圈地与前述模式相近，但尺度却发展为跨国垄断资本的移动，例如跨国企业在印尼、马来西亚大规模砍伐热带雨林，转作棕榈。
而近年在台湾兴起的“第三波圈地运动”，是垄断资本极大化扩张的结果。当中被圈的土地，已从过去实际承载农工生产的生产要素，幻化为虚拟而不可见的金融资本，炒作的标的，让地产霸权进行更加强横的积累。
试举一例，台湾近年来横暴的土地征收竹南大埔案。一开始，苗栗县政府宣称是为“因应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用地已呈饱和状态”，并宣称规划苗栗竹南约157.09公顷用地作为科学园区第四期扩建用地，苗栗县政府遂据此开展“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暨周边地区特定区”都市计划，强制征收。然而行政院国科会在2013年发出声明，强调此特定区非竹南科学园区。
实际上，征收土地主要为地产霸权所用。直言之，以科学园区之名征收的土地，不是真正的科学园区，而是地方政府转换农地为建地的手段。所征收的土地，至少三分之一由县府转卖地产开发商，其余部分土地造镇的公园及道路。
在开发过程中，农民或住户若想保留土地，必须加价向县政购回，此一价格均由县政府订定。此外，苗栗县政府借此扩展财源，该年年底显示：苗栗县政府地价税收成长17%、共计一亿三千多万元，创历年最高纪录，地价上涨额度中，有九千多万即来自县长刘政鸿推动竹南大埔案、高铁站特定区等大型土地开发案。
又如新竹县的“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特定区计划”，此案前身为林光华县长时期所提出的，占地1235公顷的“璞玉计划”，原本打算将头前溪两岸的大片农业区，全面规划为新市镇，打造所谓的“科技城”。然而本地居民世代均以务农为主，空间纹理及生活文化亦为典型客家农村，此计划的提出，根本不符在地产业与居民发展的需求。
遗憾的是，新竹县政府根本不理会农民保留家园田地的心声，执意以区段征收方式进行大规模造镇。原因在于璞玉计划区位于都市周边、交通便捷，一旦征收，新竹县政府可取得大量可供标售的建地及税收收入。此种透过掠夺农民的土地，赚取地价上涨差额的手法，为各级政府广泛使用。
2004年，由于在地居民反对，新竹县政府把开发范围大幅缩减为447公顷，仍采区段征收方式开发。然而作为开发前提最重要的公益性、必要性，及社区与产业影响评估，却付之阙如。新竹县境内都市计划用地早已过剩，县政府仍蛮横地以“将来总会不够”的薄弱理由，作为征收依据。如果新竹县真的有这么多产业及居住需求，为何面积可以任意缩减？又为何缩减后的计划中，可供标售的住商区面积，仍然超过产业专区的三倍以上？可见所谓的产业发展，仅是词藻华丽的纸上谈兵；地方政府真正的目的，着眼于土地变更的庞大利益。
区段征收
苗栗大埔及台知园区并非特例。台湾有数十件开发案，上万公顷土地都在开发与征收的过程中。此一形式，并非只针对私有财产，国有财产的台糖土地，也是地方派系与地产霸权觊觎对象。位于彰化二林的中部科学园区第四期开发工程共占650公顷土地，其中高达500公顷为台糖土地。此案规划的60米道路横越当地蔗工村落“相思寮”，迫其村落解体。不管是人民或是国家的土地，在第三波圈地中都遭直接剥夺。
“强制征收”手段为国家高位权力，应以公共利益、必要性、不可替代为原则，并应兼顾需地机关与所有人权力的对等，与公开的审议程序。然而台湾过去在长期威权体制中，罔顾前述原则，中央政府反而放任地方政府球员兼裁判，造成土地征收的争议层出不穷。为求生存根基的人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剥削，纵然无以为继，只能坚持团结抗衡浮滥征收。
第三波圈地的特色是：其以实质生产的圈地逻辑为借口，形塑“农工对立”的假象，遂行国家权力强制征收，并结合地产霸权开发炒作。看似是为了实质需求，实为虚拟需求；此一交换的重心并非商品、也非使用权，而是以“土地”为标的的金融期货，及后续转让过程中的虚拟财富创造。
政治工作是社运的一环
对我来说，担任立法委员的首要目标，是促使政府重整农业结构，正视农业多功能价值，导正过去线性经济发展与GDP衡量的单向思维。我希望致力推动粮食安全、农业生态、农耕文化、在地经济，并复振互惠协力的农村社会。这个过程中，则需持续推动“青年从农、产销结构优化、城乡共好、食农互惠、农业创新、适当科技”等观念，并从法案、政策及预算等多方落实。
例行性的工作，是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与沟通。我在2008至2011年曾检视《农村再生条例》，提出民间版本，最终定案条文中置入“青年从农”和“多元农业产销”的内容，但行政部门未能执行。这使我体悟到，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沟通、协调责无旁贷。
未来针对农业，为了解决台湾农民零细化（耕作土地面积微细无法承担生计）问题，务必建立以家庭农场最适规模的使用权为导向的“土地储备制”；同时以社会经济合作社体制建立产销结构；并强化都市与城乡的互动连结；且将持续讨论、建立以地方为主体，并且完善生活机能的乡村发展形式。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涉及《农业基本法》、《食农基本法》的制定，并落实“农村再生基金”以地方、农民为主体的使用模式。
针对土地问题，则务必修改《土地征收条例》，强化听证程序，并废除区段征收等不当机制；要求目前审议过程务必须公开透明对等参与。针对台糖等国有土地，务必维持“农地农用”之原则，并以此作为青年从农之根基。身为农业基层工作者，我反对台湾加入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建立农业防线，并积极的与农民及农业组织互动以维系组织动能。
在本届立委选举中，多位社运工作者选择参政，曾引发诸多关于社运与政治的辩论。但于我而言，担任立委工作，并不意味与社运的关系远离。
对我而言：政治工作是社会运动的一环。社会运动并非仅是媒体呈现的激烈抗争，在此过程中的草根组织、社会宣传、立法游说缺一不可。在我参与台湾农村阵线时，就经常需要与政府部门就政策、就法案、就议题“敲门也要谈、撞门也要谈”。如今担任立法委员，得以更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之监督，适足以为这种角色的延伸。
过去多年来，我们总在迷雾般的社会争议中，耐心聆听、抽丝剥茧，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致力进行基层农民工作。担任立法委员后，将更努力接触基层农民、协助基层群众理解行政机制逐步解决问题；并且建立更多的节点，与农民及基层群众共同携手重建农村在地经济、互惠协力与城乡共好的愿景。
个人能力总有限，唯有赖组织力量的扩展与连结，方能有所突破。理想中的社运组织仿佛“拼图”，每个成员在其中摸索，究竟如何改变现行框架、连结基层展开行动、找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缺口？进而拼出相对完整的力道，对抗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
当圈地运动已经三度变形，以更为复杂、细致的方式掠夺土地，当政经结构循着线性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忽略农村农民农业农地之际，我们不该放弃以任何方式摸索出路；走进国会正是摸索过程之一。
（蔡培慧，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台湾农村阵线前秘书长，台湾第9届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