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案发生以来，星岛新闻集团旗下的《星岛日报》和《头条日报》（简称《星岛》、《头条》）在过去两个半月内，6次独家报导最新案情，引来公众注目。
2015年12月30日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踪后，香港多家媒体努力挖掘独家新闻，拼凑事件真相。《星岛》多次获得李波“现身”的独家一手资料，包括李波“报平安”书信、视频，李波与太太在内地的生活照，以证李波“安全、自由”。
2016年1月4日晚上，《星岛》和《头条》率先刊出书店老板李波第一封“平安信”的相片和内文，李波在信中首次称以“自己方式”返回内地。2月29日，李波自失踪后在内地出镜接受专访说：“我很害怕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家人知道后会对我和我家人不利，所以我采用偷渡的方式，因此我就没有带回乡证。”这次获邀采访的媒体包括上海澎湃新闻、凤凰卫视，而香港的媒体代表则是《星岛》。
此次报导刊登后翌日，有网民在香港高登讨论区提问：“是《星岛》绑架李波吗？”
资深传媒人及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端传媒分析说，“《星岛》多次的铜锣湾书店报导，肯定是内地政府放的消息。不过普通读者很难透过一两宗新闻看出来，需要长期观察，有人脉关系、旁敲侧击才得到这结论。”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表示，自己记得《星岛》很久以前，已经开始获得内地政府的独家消息。端传媒就此问题向《星岛》记者查询，对方只回答“不知道”。
在这宗涉及中港两地的案件中，一向被视为内地官媒的《文汇报》和《大公报》（下称《文汇》、《大公》）一直不见踪影，与其他本地传媒一样，只能引述星岛集团的独家报导。
一时之间，大家都在问：为何两份传统左报在事件中失去话语权？而同时，又为什么是《星岛》屡次得到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关键信息？
老革命才会买左报？
“现在除了老革命，香港地还有谁会付费买左报？”退休前任职司机、60多岁的刘贵诚笑着对端传媒说。
《文汇》和《大公》分别在1938年和1902年于内地创办，皆因战乱停刊而在三、四十年代辗转来港。来港后由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控制，先向直属于中国国务院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1999年后则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演变而成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负责。因此，两报的报导常被视为代表内地官方立场，每逢出现牵涉北京取态的事件时，香港本地媒体都会从两报文稿的字里行间寻找端倪。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历年的调查结果，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文汇》和《大公》在全港收费报纸中，公信力排行最低，之后数年，排名偶有变动，但亦徘徊于榜末位置。
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曾在2008年12月以“香港新闻媒介表现”为题，对所有收费报纸进行新闻自由度、满足大众知情权等5个范畴的研究，访问了一千名报章读者。不过，研究没有列出《文汇》和《大公》的部份数据，杜耀明当时解释：“两份报章的读者各不足5人，读者太少难以分析。”
曾任职《文汇》副总编辑的时事评论员程翔说：“左报所宣传的中共意识形态与香港（民间的想法）格格不入，令《文汇》和《大公》的影响力一直十分有限。”
为了增加影响力，《文汇》和《大公》曾经历变革，以图力挽狂澜。
变革改革重复讲
2014年8月1日起，《文汇》和《大公》每天各推出10万份赠阅版，前者主攻屋邨、社区等基层社区，后者则以中产为市场，在屋苑、商厦等派发。
赠阅报面世前一天（2014年7月31日），《文汇》发表文章，以“围绕定位，扩大影响”解释推出赠阅报的原因。当时，2013年萌芽的“占领中环”已经蕴酿一年，香港多份报章大篇幅报导有关进展，主导著香港的政治舆论。
201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于人大会议期间，对港区人大代表团特别指出要动员引导社会舆论：“在香港当前的舆论环境下，正确的观点和道理要不怕重复讲，就是要不断讲、反复讲、天天讲，广而告之，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已经退休的香港市民刘贵诚一边嘲讽左报读者都只是“老革命”，一边却从裤袋中抽出一份《大公》：“既然是免费，不拿便浪费。”至于内容，他的评价是：“偶有偏颇，但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内容，退休的我们喜欢看体育、副刊打发时间，但赠阅报只有几页新闻，唯一的好处是更能了解内地情况。”
现时《文汇》和《大公》的读者，只占市场1%之内，而且赠阅报的读者忠诚度很低，不可以指望能对舆论有多大影响。
然而，推出赠阅报无助增加两份左报的影响力。赠阅报面世不足60天，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两报在运动发生的两个半月里，发稿超过4千篇，批评示威者毁坏香港法治、令业界损失数以十亿计，亦重点斥责“占领中环”发起人、主导整场运动的学联和学民思潮是“居心险恶”。不过运动初期，市民仍十分热切捐赠物资及参与占领，令整场运动维持79天。
杜耀明总结说：“现时《文汇》和《大公》的读者，只占市场1%之内，而且赠阅报的读者忠诚度很低，不可以指望能对舆论有多大影响。”
两报尽管免费赠阅也未能做出成绩，2016年2月2日《文汇》、《大公》“被整顿”，宣布合并组成“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曾在新华社任职局级领导的姜在忠，出任集团董事长兼两报社长。
程翔这样分析两报合并的原因：“其一，《大公》曾经站到台前，配合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北京清查薄熙来帐簿时，顺理成章把《大公》连带香港左报整顿一番。其二，两报在内地有多个据点，这些据点以办报的名义招广告，进行与传播无关之生意。两报本已长期亏损，中央想尽办法补助，下面的人却在中饱私囊。”
突发事件催化整顿
北京选择媒体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媒体的可信度，其次为讯息的传播效果。
当《大公》及《文汇》被整顿之时，香港正发生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引发香港人对内地警方跨境执法的忧虑及恐慌。
外国媒体如英国《卫报》、英国广播电台（BBC），美国《洛杉矶时报》都跟进报导。有网民在1月2日发起连署，要求美国白宫向中国政府施压处理事件，该连署在短短1个月内获得超过3万名香港及海外人士署名支持。同时欧盟在1月7日发表声明，以“极度担忧”（extremely worrying）形容事件，促请中国、香港及泰国政府展开调查。
在这关键时刻，内地政府发放消息的渠道作出了改变。杜耀明向端传媒说：“北京选择媒体的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媒体的可信度，其次为讯息的传播效果。”
星岛新闻集团董事会主席何柱国自1998年起获委任全国政协委员，杜耀明形容为“（对中央而言）绝对信得过”。
1938年，缅甸华侨胡文虎在香港创办《星岛》，起初是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右报，因此早年《星岛》的社论经强调“毋忘在莒”、“光复大陆”，连报刊日期也是用中华民国的纪年方式，直至1992年才改为香港人常用的公历年份。
香港左派在1967年大规模反抗殖民地政府，酿成“六七暴动”，是香港历史上首次出现左右立场分歧的事件。《星岛》反共的态度更为明显，在评论中呼吁殖民地政府，派警察扩大突击检查范围，遭亲共的《大公》批评为“港英的传声筒”。
2001年，全国政协委员何柱国从胡文虎女儿胡仙手上购入《星岛》，报纸的立场产生明显变化。最典型例子是2003年7月初的社评，《星岛》表明支持香港有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近年星岛新闻集团经常获得内地新闻的独家消息。2012年10月21日，《星岛》甚至抢先内地传媒，首先透露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7名常委的名单。2014年3月12日，《星岛》独家披露人大常委敲定的政改方案，指特首候选人出闸需获过半数提名委员会委员支持，该报导获得香港报业公会颁发“2014年香港最佳独家新闻报导”季军。
看中星岛的影响力
在现时香港的媒体同业中，星岛新闻集团拥有海内海外、线上线下庞大的分支。集团在香港的纸媒，除了《星岛》、免费报章《头条》、香港英文市场唯一的免费报章《英文虎报》（The Standard）以外，还有《东周刊》等7本杂志，以及中英文校园报《阳光校园+星岛儿童报》和《Junior Standard》等。
而在香港现有的4份免费中文报章中，《头条》自2005年创刊以来，一直高踞全港报章发行量的榜首。根据香港出版销数公证会及Ipsos Media Atlas的调查报告，《头条》每天平均发行量85万份，是《苹果日报》的6倍。报告更指出，《头条》的平均读者达134万人，即是每7个香港人，便有一个会看《头条》。
读者数量庞大，而星岛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章公信力在本地亦有不错表现。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13调查全港约20份报章的公信力，结果显示《星岛》的公信力排行第6，同一集团的免费报《头条》紧随其后排行第7，《英文虎报》更是香港人最信任的第4份报纸。
除了本地读者，星岛集团的海外业务也历史悠久，是最先在海外营运的中文媒体之一。最早在1963年于美国三藩市创刊，至今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华人报摊都有销售发行。
杜耀明估计，北京接二连三透过《星岛》公布李波消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星岛新闻集团拥有成熟的海外网络，而铜锣湾书店事件则颇受海外华人关注。
始终不过是“类左报”
《文汇》也在2001年开始通过不同媒介在海外发文，与外国当地媒体合作。例如在英国，与免费中文报章《英中时报》捆绑发行，每期4个版面，每周出版1期，印发36000份。
多位熟知《文汇》、《大公》性质与运作方式的昔日局内人都告诉端传媒，虽然在回归后，有不少本地媒体变形成“类左报”，但仍不能取缔两份传统左报的位置。
“中共需要拨一个电话便可发号施令、完全服从的报纸，除了用自己资金营运的《文汇》和《大公》，其他报纸没可能做得到。”程翔分析说。
两报合并后并未缩减规模，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成立不足半个月后，更于2016年2月15、16日连续两天在《明报》刊登全版招聘广告。一名不愿具名的《文汇》记者向端传媒透露说：“这两年完全感受不到北京削减资金的压力，反而人人都加薪水。”
中国的政治文化很讲究正统论，除了《文汇》和《大公》，内地政府对其他媒体最多只可间接地支持，大家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你觉得这种关系能持续发展吗？
同样曾在《文汇》任职多年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也向端传媒强调这种“正统论”：“中国的政治文化很讲究正统论，除了《文汇》和《大公》，内地政府对其他媒体最多只可间接地支持，大家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你觉得这种关系能持续发展吗？”
他认为，“类左报”难以持久的另一个原因是：“透过扭曲报导以达政治任务，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成功了，但之后陆续有来的话，读者便会思考、质疑，觉得这是涂脂抹粉的举动，媒体本来辛苦经营的形象也毁于一旦。”
未来，“类左报”前景将会如何？刘锐绍的分析会是一个预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