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中国“女权五姐妹案”一周年。一年前的这天，五名年轻的女权行动者计划在公交场所派发反性骚扰贴纸，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了她们，此事引发世界各地女权主义者的抗议：
全球数万人参与了要求释放“五姐妹”的联署；香港、美国、日本、印度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权团体为此游行示威；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国务卿克里、副总统拜登相继表态，要求中国停止错误；在中国国内，女权群体及其他公民群体也是声援、抗议行动不断。
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37天刑拘期满后，北京警方以“取保候审”之名释放了全部五名女权运动者。
原本在民间话语中尚属边缘的中国女权群体，也因此案展示出的强大行动力和国内外动员能力，受到了其他公民群体的关注和认可。
然而，在“五姐妹”获释之后，声援行动中的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包括其中一名辩护律师被指在办案期间性骚扰相关女权人士。女权团体与其他中国民主团体的一些分歧和冲突展现出来。女性在公共政治、人权乃至民主行动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她们长期位于边缘、附属、不被重视的处境，这种情形，对民间抗争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女权五姐妹案”一周年之际，资深女权学者兼运动者艾晓明与青年女权运动者、记录者赵思乐展开谈话，探讨女权主义与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与挑战。
“在维权圈里，何为性骚扰也没有达成共识”
2015年4月13日，“女权五姐妹”全部获释。然而仅一周后，一名青年女权运动者在微博上发出公开信，指出代理该案的其中一名维权律师曾出现性骚扰行为：一位被刑拘者的伴侣（也是女性）在向该律师询问情况时，律师要求对方发送私密照片才肯透露，并在沟通过程中提出性要求；数名女权运动者由于关注案件或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与该律师讨论，过程中该律师多次进行言语上的性挑逗……公开信作者要求该律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道歉。
公开信发出后，该律师以“没有恶意”、“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错误”回应。而在维权律师和公益青年群体中，此事进一步引起争议，不少律师在表示反对性骚扰的同时，也认为性骚扰难以界定、女权人士没有拿出充足证据，甚至有人提出此举是“过河拆桥”，更怀疑所谓的“性骚扰”其实是互相调情。女权群体对这些言论感到气愤，继续撰文回应，但并没有将这件事在面向国际媒体和关注者的Facebook平台上公开。
赵思乐（以下简称“赵”）：“性骚扰事件”集中展现了女权运动者与其他民主群体的分歧，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艾晓明（以下简称“艾”）：如果我们的文化环境很成熟，那人权工作者（包括律师）就应该知道，律师和当事人是互相尊重的关系，无论是就工作伦理还是从私人关系来说，都不允许性骚扰。但是中国没有普及性教育，在维权圈里，何为性骚扰也没有达成共识。
性骚扰所谓“边界模糊”，主要是因为女性的感受不受重视——你感觉不好就是性骚扰吗？我又没有怎么样，说了几句自认为有情趣的话怎么了？问题在于，骚扰者常常处于权力位阶上较高、较有利的一级。他为了自己开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无视对方的感受。
要杜绝性骚扰，首先要提高意识，需要在维权运动的各种推动群体里普及女权主义。我觉得跟其他群体合作前，应该有性别平等的培训。预先统一认识，避免行动分歧。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有意见分歧，但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言论侵犯他人权利。
我在美国访问研究时去过一个做棒球拍的工厂，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他们必须签署合约即在工作场合禁止性骚扰。而培训者要和工人一条一条解释，什么叫性骚扰，哪几种行为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包括语言、肢体挑逗，诸如此类。这样比较具体好操作。
赵：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或合作过程中爆发矛盾呢？在“五姐妹”被释放之前，我们部分人已经知道出现了性骚扰的问题。当时案件正在紧张不明的状态，我们感到很困难，担心处理不当，对救援造成不利影响。
艾：这一次的状况是女权伙伴没想到的，但我们因此也了解到，确有律师不知道何为性骚扰，自认为调情只是交际手段。
我觉得，如果你不认可对方的性挑逗，第一次就表明态度，划清交流与性挑逗的界限。你告诉对方他用语不妥，你不愿意成为对方挑逗的对象，请对方自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至于面对危机手足无措。
如果制止无效，就要分析，“五姐妹”案件需要法律辩护，少一个律师有多大影响？能找到更合适的律师吗？哪怕一位律师已经开始代理，但他的行为和女权理念分歧，他的态度已经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肯定应该分道扬镳。因为拖到后来，代价很大，很多人都卷进去。最后他也会谴责你说，我为你承担责任时，你怎么不说分歧，而现在却“忘恩负义”？
如果隐忍到丧失原则，那是不对的。一些团体可能是以男性为主体，如果他们在性别意识上有盲点，会降低合作的质量，甚至造成障碍。如果危及女权运动的目标，那无法继续合作。尽管困难，但坚持原则更重要。
我们尽量未雨绸缪，如果在危机时期无暇他顾，那么突发事件过去，可以针对问题，再做团队合作培训。如五姐妹事件过去，就应该讨论总结，邀请男律师、女律师一起，在何为性骚扰、如何对待性骚扰等方面达成共识。
民主运动中，女性总是配角？
除了“性骚扰事件”的矛盾和反思，青年女权行动的出现也在男性和男权文化长期主导的民主运动中，生成新的气象。
在此之前，人权行动中并不乏女性活动家的身影，她们在性与公共政治等各种禁忌议题上不畏打压，坐言起行：律师王宇，她代理诸多敏感案件，现在身陷囹圄；北京公民王荔蕻，她发起声援“福建三网民”、“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等街头行动，曾被判刑9个月。记者高瑜，她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被判刑7年，现保外就医。还有叶海燕，她以民间女权为旗冲锋陷阵，呼吁保障性工作者权利。在艾滋病与权利运动中，高耀洁教授更是发起人和先行者。
然而相比于男性，女性参与公共政治与人权行动的人数仍要少得多，参与其中的她们即使投入很多，相应的知名度和资源都较低，极少有人能成为运动中的核心。
赵：“女权五姐妹”因为发起反对性骚扰的街头行动而遭遇国家暴力，您对“女权案”整体有怎样的看法？
艾：近几年来跟性别相关的事件很多，这案子是最突出的；它呈现了女权行动派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她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以明信片、公共表演、广告招贴、公开举报等手段，传播民主理念和权利诉求。现如今，普通人拥有的技术手段是空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它以信息传播来改造社会的能量。而女权姐妹则以街头创意释放出新媒体的能量。
赵：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权运动对现有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的一个冲击。
艾：对，她们有强烈的、独立的公民主体性。女权行动派不请自来，在法院门前、地铁车厢、教育部门口……她们举牌抗议对小学生的性侵犯，剃光头喊话教育部要求平等录取，直接起诉有关部门的歧视行为，要求修改教科书等等。这些基于女权的抗争，重新定义了公民和国家的位置，以公民身份凸显和保衞了政治对抗的合理性。
赵：女权运动跟其他民主团体和社会运动，会继续这种既结合也冲突的过程吗？
艾：我觉得结合的可能性很大，结合点就是公民权。因为妇女权益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广阔层面，也和儿童权益、老弱病残者权利等相关。幸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女权传播和教育，我们真的有了一批女权活动家。从新一代年轻学者到青年女权派，有了这么多头脑明确、理念清晰、有行动力的人。这就像体育运动的种子选手，有战斗力。
赵：对，女权运动里面的核心人物、种子选手是可能参与到民主运动中。
艾：不是参与，她们就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赵：虽然您刚刚谈到一些例子，但相对于男性，女性参与到民主运动当中还是少很多，这是为什么？
艾：妇女进入公共空间本来就少，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弱，男权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规定是这样，整个社会生活也做了如此角色安排。大量的女性要承担家务，生儿育女；如果一个男的说，我不做公共事务，我去支持我太太，这个男人或许会被耻笑。这就是性别分工的压力。
赵：即使参与到民主运动中，女性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忽视？
艾：是的。对于某些中国社会运动的研究者、观察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社会抗争里女性活动家的作用。媒体报道传统的框架都趋于男性主导，它自动就把女性框到外面了。
赵：社会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注定会受到排斥吗？
艾：我觉得因事而异。当大家的诉求统一时，女性是有力的工作伙伴，这个时候性别不是问题。但如果你独立提出性别的诉求，可能会有争议。
赵：如果面对差异，应该坚持诉求，还是为了团结而放弃异议，尽量融入？
艾：我说不好。必须思考的是，放弃的是原则吗啊？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你可以承受吗？
以前我研究昆德拉的小说，他对集体行为的意义是质疑的。他认为集体总是对个人的抹杀和利用。哪怕是正确的集体行为，它和在广场上喊偶像万岁没什么区别，尽管口号内容不一样。集体行为追求功利效果，不顾及个人精神上的千差万别，因此对个人没有意义。但是哈维尔不赞成昆德拉的想法，政治行为当然要有集体参与。我觉得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目标不一样。
集体行动肯定是有妥协，如果你承受不了集体行动的代价，或者女权群体不愿意接受另一群体的想法，结果就是分裂。但分裂也是运动的形态，分裂也是可能好事，分裂里面也有重新组合。
赵：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历史上，有时女权运动精诚合作，但是它自身的诉求，可能被放弃，或者说被牺牲掉。
艾：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短暂的挫折，由于那些女权主义者死顶，也还顶到了一系列成果。
如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我看过一部电影，中文译名《女权天使》。倡导者在白宫前面一直站着，风雨无阻。后来，一战开始，要打仗了，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妇女不要再搞事了，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但是那些女性还是坚持在那儿宣讲，一直站到获得权利，通过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