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身穿鲜蓝色卫衣的年轻人簇拥下，24岁的梁天琦爬上四层梯子的顶端，昂起头，抬一下深咖啡眼镜，拿起麦克风高喊他的宣言：“我们要光复香港，这是时代革命，这是新时代的开始！”
梯子底下，年轻人有节奏地高呼“时代革命！时代革命！”，几步之外，几个中年人却吐着口水大骂：“暴徒！暴徒！”
这是2月28日傍晚6点，香港新界大围街头的立法会补选造势现场。这样戏剧化的场面不是第一次出现。自旺角骚乱事件后，当晚抗争的主导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及其发言人梁天琦打出“以武抗暴”的旗号，在政治舞台上横空出世，并踏入议会选举，激起舆论的两极反应：有人视他为偶像，随之拥抱“勇武”；有人痛恨暴力与乱局，感到愤怒和恐惧。在两极之间，心态更为复杂的是同为反对阵营、但是坚持非暴力原则的泛民主派人士，他们难以彼此认同，渐行渐远。
超过43万人用选票表了态。提倡非暴力抗争的泛民主派候选人杨岳桥以37.2％票数胜选，险胜获得34.8％票数的建制派候选人周浩鼎，而首次参选的梁天琦则获得15%的高票，位列第三。尽管输掉议席，梁天琦却带着胜利的笑容。“你们口中的‘暴徒’也能取得6万6千多票”，这是他眼中的胜利：“这反映人民不会害怕政府……我们这一代始终相信主权在民，政府如何打压，市民也会反抗。”
虽然我们是一班少数的人，但我们要发挥少数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撼动政权。
港大舍堂“皇帝”：一定要赢
梁天琦始终知道自己是“少数”。选举前两天，他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说：“虽然我们是一班少数的人，但我们要发挥少数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撼动政权。”
少数又如何撼动政权？梁天琦说，他主张在议会内外进行激进行动，而这种激进，是“没有底线的”。
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于香港雨伞运动后，由一群90后年轻人组成，他们自称是没文化的“老粗”，致力保卫香港本土精神，坚信没底线的“以武制暴”。在本民前主导的旺角骚乱中，示威者不顾人命地掷砖头，在黑夜中四处点火。此前，他们亦不时在屯门、沙田发起“光复行动”，以推撞恶斗的姿态驱逐内地水货客。
不过，梁天琦本人不太符合人们对“老粗”的一般想像。我们的访问约在一家老式茶餐厅，他身穿卡其裤、深蓝毛衣、白衬衫，衬衫的领子细心地收在圆领毛衣里，斯斯文文的大学生模样。他是香港大学五年级生，主修哲学，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坦承自己的“抗争”经验，不是来自街头“老粗”，而更多來自大学的舍堂文化。
18岁考入港大开始，梁一直住在利玛窦宿舍（Ricci Hall）。港大舍堂文化浓烈，目前拥有16间各有特色的舍堂，建于1929年的利玛窦是全男生舍堂，有相当精彩的校友名单：大律师李柱铭、才子黄霑、歌手许冠杰、商贾何鸿燊都曾在这里住宿。利玛窦又以体育见长，入住的学生一般报名参加三支体育队，竞逐舍堂间的体育联赛，为利玛窦争夺冠军奖杯。
梁天琦参加了田径、足球、袋棍球三队，形容自己大学前三年过得像“全职运动员”，天天训练，顾不上上课。苦练难熬，不少学生退出宿舍，梁亦想过放弃，但他说，失败的耻辱刺痛了他。
头两年，利玛窦都在联赛中落败于另一间老牌舍堂圣约翰（St John‘s College），痛失奖杯。“我们同龄的人是不是太废了？我们真的不能再输了！”
那时候我叫人做什么，别人都要做，没人反驳我，好像皇帝一样。
“一定要赢”的想法徘徊在梁天琦脑中。大学三年级，他当选利玛窦的宿生会主席，决心带领全宿舍120多名男生一起夺胜。梁天琦说，“那时候我叫人做什么，别人都要做，没人反驳我，好像皇帝一样。”梁天琦兴奋地回忆带领一整支年轻军队的感受，教他们“如何训练，怎样做人”，也在他们犯错时“屌他们”（注：狠狠教训）。
梁天琦说，自己是从这几年的“舍堂皇帝”经验中学会怎样动员，“不惜一切，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一起去达成目标，一起去赢。”他不断强调，利玛窦的精神就是“团结、忠诚、牺牲”。
大学三年级，他带领他的“军队”一举打败圣约翰，勇夺港大舍堂最高荣誉——马来人杯（Malayan Cup）。说起当时的胜利，说话一直慢条斯理的梁天琦突然眉飞色舞：“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同龄的人是得（行）的！”
两年以后，他将这种经验套用在香港社运路上，同样是“团结、忠诚、牺牲”，不同的是，“当时是对Hall （舍堂）的忠诚，现在是对香港的忠诚”。
这个年轻人声称，他现在要赢的，是“香港的自主权”。
从《民约论》到城邦论
大学期间的阅读和学习重塑了梁天琦对香港历史和前途的看法，也强化了他作为“香港人”的身分认同。
他学习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反思香港回归：“其实香港人从来没有授权当下的制度，没有授权民主回归，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不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本来应该属于我的权利？”他学习身份政治的学说：“身分认同不受制于你在哪里出身，或血统、种族，是受制于你建构主义上的身分认同。”
有香港本土派“国师”之称的陈云所著的《香港城邦论》进一步鼓舞了他，他相信，透过香港与中国的区隔，可以建立“我者和他者的分别”，强化香港人的主体意识，从而推动香港“建国”的过程，争取达至香港的自治。
在Ricci Hall担任主席的时候，梁天琦有权决定哪位新生可以入住他管理的舍堂，“我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就看他是否认识、认同Ricci的文化，是否愿意为这里贡献”。
现在，他以相似的标准来区分在香港的这片土地上，谁是“我者”，谁是“他者”。
“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个新移民来了香港，主动学习广东话，认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梁天琦对端传媒记者说。他认为谁有资格成为“新香港人”，应该由香港人决定──为此，他们主张内地到香港的新移民单程证审批权，应该由香港政府掌握。
但不断强调“我者”和“他者”的社会，会不会是刻意地树立墙壁，增加恐惧？
坐在茶餐厅的卡座里，梁天琦沉默数秒，然后身体前倾，微笑着说：“这些墙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要你愿意融入。”
新移民母亲，泛民派父亲
梁天琦的母亲正是新移民，来自湖北武汉。他父亲则是香港本地人，在中学教中国历史，去武汉考察时认识他的母亲，结婚后申请她来港定居，来港后一直做家庭主妇。
在梁天琦的描述里，母亲是他心目中的“我者”，努力融入香港的典范。“她很少回内地，来了也是学广东话，一开始都是讲广东话，不识学到识，从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话，一直都是跟我说广东话。”
明明我住的这里叫香港，大家都说我是香港人，我也没怎么回去过中国，我真的算中国人吗？
母亲也爱好中国文学，小时候就教他唐诗宋词，介绍他看钱锺书、沈从文的书。但中国对他而言，仍然很陌生。
“明明我住的这里叫香港，大家都说我是香港人，我也没怎么回去过中国，我真的算中国人吗？”他这样回忆小时候的困惑。他记得5岁和13岁时，曾两次跟母亲回武汉，但除了看到下雪，自己对中国内地“没什么印象”。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梁天琦6岁，他说自己曾模糊想过“为什么香港要回归中国”，“为什么原先香港的‘蓝色旗’会变成‘红色旗’”。
对于身份，梁天琦的父亲没有这些困惑。“他反共，但很爱国，每次投票都是投给民主党。”父亲特别喜欢研究从晚清、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建国，到日本抗战、国共内战的历史，从小在家里给儿子上历史课。“爸爸的核心是‘反共’，他经常得出的结论是：经过前人革命努力，终于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因为国共内战，共产党夺权，新中国民不聊生，贪污腐败。”
梁天琦说自己多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革命情怀”。中学时他考入元朗区名校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同样选修中国历史。他说，读晚清史，读到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为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机而发起“戊戌变法”，最终被杀牺牲时，他曾经哭了：“我心想：为什么我们老被人欺负？”“我们”是指谁？他没有解释。
中学会考结束后，学校图书馆抛弃一批旧书，他在旧书堆里发现一本黄色封面的《存在主义真像》，书中介绍了萨特、齐克果、卡缪、卡夫卡等存在主义流派的哲学家、文学家。“竟然有学说是解决人自身的问题，解决人和社会的冲突。”梁觉得如获至宝。
难道就是为了好学位、好工作、供好的楼、娶个好老婆，生个好儿子，代代这样做下去？那么我就是社会的齿轮，这样做人，是做人吗？
梁天琦说，自己当时正处于冲突之中：“那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考A-level，每晚疯狂温书，难道就是为了好学位、好工作、供好的楼、娶个好老婆，生个好儿子，代代这样做下去？那么我就是社会的齿轮，这样做人，是做人吗？”
从小学到中学，老师对他的评语总是相似：天资聪颖、不守规矩、个性自我、仍需努力。他毕竟通过了社会的第一道齿轮，以漂亮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哲学系。但选择香港大学，他说是因为——“那里出了一个人，叫孙中山”。
大学“团结牺牲”的舍堂文化，手上读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再加上近来的社会氛围，这个大学青年越来越走近本土派的理念。大学里，他先后参与反高铁、反政改、反东北拨款的抗争行动，几度和示威者一起包围立法会。2014年9月，雨伞运动爆发后，他干脆一星期三天在画廊兼职赚生活费，其余两天上堂，剩余的时间，都去金钟和旺角街头参与占领。
“当下我们面对巨大的社会问题，如何争取普选权利？我觉得要上少些学、多些工作，接触现实世界。”梁天琦说。
进入港大之后，梁天琦离父母越来越远。大学舍堂生活忙碌，即使是本地学生，也常常几个月才回家一趟，梁也不例外。“我在那里（利玛窦宿舍），每天跟我的兄弟一起，hall（舍堂）才是我屋企（家）。”梁天琦坦承，近年他越来越少和父母沟通。
雨伞运动后，他加入了本土民主前线，回家时，轻描淡写地对父母提起：“我最近认识了一班朋友，他们很厉害，会去光复屯门，就是你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行动。”
“他们的想法或者是对的，但暴力还是不好。”梁天琦记得，父母当天大概这样回应，他没有再跟他们说下去。
团结、忠诚、牺牲
梁天琦强调，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信奉暴力。他说自己不爱打架，父亲业余教授洪拳，但他没有兴趣跟着学。唯一一次“打人”，是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时，一个同学突然打了他一拳，来接他放学的爸爸看到了，说“打回去”，他才还手打了那同学一拳。
改变他的是雨伞运动。2014年11月30日，金钟占领现场，他和一群示威者响应学联和学民思潮呼吁，包围政府总部，后遇警方“特别战术小队”清场，他说自己当时拿着盾牌抵御，没有还手。
“他们（警方）一手拿着胡椒喷雾，一手拿着警棍，追着我们打，身边的示威者一个个被抓，最后（警方）抓着我的盾，我就丢了盾，和人群一起走了，撑不下去了。”梁回忆说，逃走以后他哭了，“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到”。
我要想的就是——怎么赢，怎么不让（警察）清除我们，怎样进一步向政府施压？
“我不想失败，我想赢。”梁说：“那我要想的就是——怎么赢，怎么不让（警察）清除我们，怎样进一步向政府施压？”从那天开始，梁天琦说自己逐渐认定，暴力才可能带来胜利，而相对和平的公民抗命并不会带来实质改变。
在金钟占领区运送物资的时候，他结识了另一名比他小两岁的年轻人黄台仰，与梁一样，黄信奉本土理念。雨伞革命后，黄号召一群在占领时认识的年轻人组成本土民主前线，当时成员只有十多人，他们发起连串“光复行动”，驱逐水货客。
梁天琦参与了本民前发起的几场光复行动，他说，这群相信“以武制暴”同龄人令他感觉“几有胆量”。不久后，黄台仰劝说梁天琦加入本民前，并成为发言人：“你可以的，我们组织里没人做到这个位。”
在港大舍堂担任主席时，梁天琦磨练了好口才，“论述能力强”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对黄台仰的邀请，梁一口答应，决心要以一直信奉的精神，带领这少数人取得胜利。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本民前在社交网络上呼吁网民到旺角街头声援小贩，“撑小贩”活动最终在深夜演变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凌晨约12时，梁天琦动用选举权利，宣布要在旺角街头发起游行，两小时后，他被警察拘捕。他没有来得及见证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警方两次向天鸣枪，多次使用胡椒喷雾，而示威者则以砖头、玻璃瓶、火把来反击。
骚乱通宵彻夜，香港公立医院接受130多名伤者，包括90名警员和5名传媒工作者。骚乱最后被政府定性为“暴乱”，梁天琦、黄台仰等37名示威者以“暴动罪”被捕，目前正处于保释候审。根据《公安条例》，暴动罪的最高刑罚为10年。
我现在坐在这里，可能有点害怕，但在（抗争运动）当下，我真的不怕。
在后来的公开发言中，梁天琦称当晚骚乱为“起义”。本民前和梁天琦由此声名鹊起，尤其得到年轻人的支持。截至2月29日，本民前的facebook专页有超过6万名追随者，梁天琦早前的选举期间，成功招募了500多名义工加入竞选活动，他们自发帮忙在街头搞街站、喊口号、派传单。
“香港有哪个组织有我们的动员能力？”梁天琦自豪地说。
“团结、忠诚、牺牲，”梁天琦又再次说起，他不在乎牺牲，在舍堂时他曾教一众学弟说：“要以生命影响生命，燃烧自己的生命，尽力影响别人。”
梁天琦一再强调牺牲，行动“没有底线”。访问末尾，记者追问，他可曾认真想过，“没底线”究竟是什么？
“死？”梁天琦语气平静地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可能有点害怕，但在（抗争运动）当下，我真的不怕。”他有意抬起了头。
（端传媒实习记者 许创彦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