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蛋革命、鱼蛋骚乱，抑或是鱼蛋暴动，任何称呼都改变不了未来，香港大规模骚乱一触即发的形势。梁振英认为年初一这场旺角骚乱，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姑息容忍；同理，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地方，都不能容忍姑息一个以政治斗争挂帅，以制造人民内部矛盾为管治手法的行政首长。现实上，香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特首，亦因为其毋须向香港人问责，可以在雨伞运动之后一年来，有恃无恐，步步进迫。一串鱼蛋的背后，牵扯出这几年香港管治所出现的质变，影响深远。
香港人一直重视政治秩序及稳定，但却没有足够的耐性及知识去理解英治百多年以来所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础，也只有在这脉络下，大家才能理解这几年的政治斗争，其暴力及破坏性，对香港政治文明的冲击，远远超过旺角激进示威者向警察掟砖（掷砖）及掷卡板。
政治文明倒退
英殖百多年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是由“表子”、“里子”两套系统相辅相承建立起来，殖民地本质是外来政权，所以里子是一套严刑峻法，英文称之为“Draconian”，权力牢牢控制在殖民地总督之手，例如今天政府常常拿出来的“公安条例”就是严刑峻法的工具之一，香港法例还有大量权力掌控在行政机关之手。但在这套殖民地体制不会轻易露出真面目，我辈能目暏的只有1967年左派暴动，背后不是英国人仁慈，而是严刑峻法不利有效管治。
殖民地“表子”，是一套以文明理性作为基础的间接管治模式，包括咨询式制度、民意代表、政务官程序理性及公义、相对自由的社会及精英吸纳系统。这套间接管治模式经历百多年演进，成为1990年代香港有效治理，以及相对文明、现代化的政府管治模式。
港澳办前主任廖晖曾归纳为四个字：“一团矛盾”。这种描述并非有贬意，而是准确把握香港政治秩序的特色。间接管治的精神是与殖民地不同利益集团合作，总之大家有共同利益，认同港英为“大佬”便可，毋须效忠英女皇及执政党，而伦敦也不会在殖民地培植自己的利益集团。用大陆政治术语，这就是英国人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是以利益为主，划线就十分宽松。百多年来香港政治本色就是“不同程度的灰色”，而不是黑、白，更不是红。
香港在九七后管治的变与不变，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在脱殖方面没有根本性改变，因为殖民地体制是建立在严刑峻法之上，具有压迫性，而这些法律大部分由特别行政区继承。表面那套政治文明，则由间接管治迈向直接管治方式。这就是梁振英所讲的所谓特首双重问责论：既向特区负责，也要向中央负责。其中向特区负责是虚的，因为他并非由市民普选产生；向中央负责是实的，这体现在北京规定他述职报告内容及座次安排可见端倪。
而与殖民地间接管治最大分别，是共产党在香港直接有庞大的政治建制力量，主要体现在编制尤如执政党的中联办系统，有地区办事处、功能部门及统筹特区各级选举，掌握政治利益分配工作。十多年下来，客观上已成为双元权力中心，或2009年时任中联办研究部主任曹二宝所倡议的“第二支管治队伍”。梁振英的管治手法，背后是有共产党认可并支持，因为当香港处身尖锐的斗争前线时，大家都可从中得到政治利益。
以强硬掩无能
2012年7月梁振英上场，由建制少数派成为掌权者。按常理，他应如其承诺建立“香港营”，重新团结分裂的建制派；一如港英年代建立广泛的利益伙伴。但他的政治盘算并非如此。他很快认为自己无法取悦主流，统战工作困难，最重要的是在温和路线下，他亦无法成为建制共主，反而会是曾钰成、政务官或港英建制派得益。梁于是选择了走强硬路线，扶植自己系统，党同伐异，以政治斗争作为管治手段。
由于香港过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斗争经历，梁要强硬就必须先制造敌人，而且敌人就要在香港内部，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美势力，这时正好遇上了全球爆发的青年社运。香港的公民社会在九七后才真正起动，至2003年七一游行正式成形；但真正在政治上成为一股挑战政府力量，是2010年反高铁运动。
过去泛民政党社运是形式主义挂帅，求求其（随便）发张新闻稿走过场便算；因为他们真正工作是与政府交易，一团矛盾、小骂大帮忙。80后青年参与社运是全球现象，互联网社交媒体将素人组织起来，传播过往被本地主流排挤的价值信念。“世代翻转”现象已出现了近十年，上届政府已被迫得手忙脚乱，但曾荫权仍沿用英治时代灰色政治方法，用政治手段拉拢泛民，以孤立激进派。反高铁运动没有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关键是当日配合政府剪布付诸表决的财委会主席是民主派的刘慧卿，而不是建制派议员。
梁制造政治敌人的手法，沿用毛泽东文革的极左手段。首先是政治挂帅，凡事先问是否自己人，将泛民及自由党都打成政敌，训斥局长并禁止出席自由党及民主党党庆活动。另一方面，他政治水平有限，仍停留在80年代港英斗争思维，没有能力与社运青年就社会发展价值沟通，因此对“世代翻转”的回应方式是强硬压制，结果上场后“国教科”一役，被学民思潮打得灰头土面。
在占领运动后，梁应该要放弃斗争，同青年和解，但他最大的动作反而是拉高矛盾，首先是在《施政报告》中竟然刹有介事地批港大《学苑》及《香港民族论》。港独本来不成气候，反被批得气势高涨。须知香港青年激进化并非受港独信念驱动，而是对内地及梁振英的管治手段不满，不满中港矛盾出现时政府总是站在内地一边讉责香港人，也厌倦共产党那套爱国民族主义维稳手法。打港独同时暴露出梁充满政治计算及谋略；他需要树立政治斗争的敌人，捧出一个港独危机。
第二个大动作是选派言论惹火、同样以斗争为己任的人物加入港大及岭大，开辟另一条整治大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战线。总之就是要香港在伞运后仍不得安宁。
山寨强人的权谋
梁振英要成为习近平强人路线的特区山寨版。问题是习手上有党作政治机器，以反贪作“圣杯”亦得到民意支持；而山寨版强人梁振英靠的是两大法宝：
其一，是殖民地体制内的严刑峻法，导致市民认为“有权用尽”。港英为何有权不用尽？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总督就是要避免挑起本地华人反感，因政权本身欠认受基础，行使独裁权力可达至短期效益，但长远而言是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电视发牌丶大学校务委员委任，是殖民地集于总督，但总督节制使用的众多权力之二；梁沉迷政治斗争，于是就动用这些权力，公众愈来愈看到政府的横蛮及独裁。
他第二个法宝，是制造中央大力支持的形象。一个民望低残，又与建制派面和心不和、四方树敌的少数派政府，早应不被姑息而被轰下台。在政党轮替的民主体制中，则已经被党内其他实力派取代。梁为了击退其他觊觎特首位置的人，不断主动突出中央如何大力支持他。
这两种管治手法只能算是野心家的权谋，而不是正常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英治殖民地的“里子”严刑峻法及独裁露了馅，但“表子”那一套政治文明却一再被他践踏──包括官僚程序理性及公正性、政府行政中立超然于党派政治、重视绩效的社会精英吸纳方法等。殖民地独裁恶质，加上旧一套共产党劣质政治斗争手段，两者加起来，成为这三年多的香港人的怨愤所在。这并非关乎某单一政策，而是日积月累的社会情绪。
斗争的社会代价
其政治斗争的谋略，的确令他暂时稳住权力：建制左派的民政事务局长曾德成，为雨伞运动青年工作失败背上黒锅而被撤职；港独无端成为香港严重政治问题；政府官员全部捆绑成铁板一块，据悉连支持香港足球队也由他落下政治指令，禁止官员入场观看及表态，以讨好北京。他的斗争哲学不单指向社会外部，也指向政府内部──据悉因邮政局为学民思潮寄单张事件，公务员事务局长邓国威被训斥后离职。他容许警察工会多次就政治问题表态，介入政治斗争。而这些权谋手段是有代价的；一如毛在50年代不断发动斗争，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敌我矛盾，用斗争方式处理，结果为管治而制造了阶级仇恨。到文革一来，群众的暴力行为一发不可收拾。
政治的存在，原意为了减少因利益分歧而产生冲突的代价。政客以妥协、交易，以有来有往、留有余地态度处理问题，防止政治极端主义抬头。如果政府是只要有权就用尽，凡事“依法乜乜、依法物物”（凡事也称“依法处理”），在政治角力中动辄动用军警，掩饰自己无能，这个政府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2017政改问题是政治问题，梁却选择以法律手段解决，而警察的执法手段更造成双方仇恨。警察有否滥用权力？检控是否公正，为何出现一连串最终撤控及夹口供案件？是否真的存在滥捕滥控情况？政府没有任何检讨，香港建立的一套政治文明完全被废。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引发的九龙骚乱，港督事后也成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梁政府就一味强硬，诿过于人。雨伞运动一年以来，在在加深了部分市民对政府政治挂帅丶选择性执法的观感。
任何社会都存在激进行动，程度由示威丶抗议丶骚乱丶暴动到革命。激进行动出现，除了意识形态团体动员外，也必须存在客观社会基础才会蔓延。警察作为前线执法者，本应就要政治中立。殖民地政府千方百计以“去政治化”方式管治香港，就是看到一旦政治挂帅，对立面的政治运动就找到了立足点，并可借力号召群众。但梁反其道而行，用“政治化”手段巩固自身权力，以政治忠诚及“过硬”形象讨好共产党；代价，就是不断制造敌人及仇恨。
旺角冲突的社会心理
梁的政治挂帅同时令大部分原本怕乱、追求秩序的中产阶级，即使不认同骚乱，也选择袖手旁观。他们认为群众骚乱、纵火、掟石及袭击警察不对，但因对梁振英管治手法极厌恶，于是出现各打五十大板的现象。过去无论建制政客及主流传媒对占中如何口诛笔伐，民意仍不愿意站到政府一边。因为梁的政治认受极低，民意对任何激进行动的反应都出呈现暧昧及模糊性。
丙申年初一旺角骚乱，小贩摆卖引发冲突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斗争为纲管治社会所制造的仇恨，包括警察对示威者、本土勇武派的仇恨，也包括示威者、本土勇武派对警察的仇恨。
香港真正的大规模暴动，只有1967那次；当时是受大陆文革影响，由本地左派激进分子策动。今次旺角骚乱并非暴动性质，否则初二为何市民游客仍可普天同庆看烟花？但今次事件与南华降班（注一）、中环平安夜（注二），以及的士罢驶（注三）所出现的青年骚乱亦有分别；当时青年是宣泄不满、偶发及起哄、没有特别的政治取态，更谈不上反政府。今次事件，反而更接近1966年苏守忠反天星加价的骚动。
今次撑小贩是本土议程，包括保留本土庶民社会特色。去年深水埗“桂林夜市”已经有过冲突，而警察与本土派在过去一年多，由占旺清场、龙和道冲突、多次光复行动及鸠呜团等，产生了敌对仇恨。
政府至今仍不愿面对，本土议程得到年轻人支持这事实，一概视为废青废嗡（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说废话）。由于共产党直接管治模式丶争夺资源引发中港矛盾，以及梁振英的强硬紧随中央路线，“保卫香港”口号成为情感动员力量，年轻人投身激进政治行动之中，今天年轻人已视特区政府只代表共产党政权。英治殖民地警察一样是镇压机器，但即使当时激进的七八十年代托派示威冲击，因没有群众支持，也是象征式行动，不会出现双方互殴局面，甚至双方不会动真格互骂。至于泛民及主流中产民意，昔日扮演稳定力量的功能，已被梁党同伐异的管治手法而废了武功。他们一是加入本土丶激进阵营，一是选择淡出政坛。
无可否认，香港今天已陷管治失效、政治失败的局面，但掌权者不单没有意识到危机，以图平息各方愤怒及矛盾，及委任独立调查借检讨警民冲突原因去修补裂痕，重建信任，反而再次趁机以强人平暴姿态出现，争取政治本钱。按其惯常手法，下一步又会是再次抬出本土港独，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及引用殖民地严苛的公安条例“参与暴动”的条文，起诉示威者。
香港管治方式及能力的大倒退，只懂用法律、警棍及政治口号，制造仇恨，野心政客以权谋心术作管治，真正大规模暴动危机，正迫在眼前。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注一：在82/83球季，香港南华足球队历史性降班，当时南华足迷火烧加路连山道。
注二： 1981年，香港发生了“中环平安夜骚乱”，当时一宗交通意外引起在该处流连的青年不满，有青年向车辆投掷石块及玻璃樽，更有人将路边车辆翻转及推倒路牌，最终警方派机动部队驱散人群。
注三： 1984年1月12日至14日，政府向香港立法局提出批准计程车加价车资17%、增加计程车牌照费及首次登记税项各17%，并即时生效。此举引起计程车业界强烈不满，最初罢驶抗议，其后在13日晚演变成骚乱，最终防暴警察以发射催泪弹平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