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天初入出版这一行，隔年春天，第一次参加台北国际书展。书展前几个月，出版社全动了起来，不停讨论规划展出主题、摊位设计、主打样书、新年度出版亮点；每条路线编辑无不用尽心思，期望所辖作家能登上展场看板。开幕后，业务、企划部门全员出动；编辑部也排班轮流站岗，为读者讲解样书、推介参展书，交流互动，听取第一手读者意见。大家不时还喜滋滋抽空到国内外摊位参观。
“书展不以卖书为唯一目的”，这件事，人人都懂！
2016年2月20日，台北国际书展第五天晚上，离开出版好一阵子又回来了的我，站在人气滑落更显宽阔的中央走道，远远望着前东家的摊位。不算小的空间里，收纳尽可能多的书籍，却看不到任何一名看板作家，更无所谓门面装潢。高挂垂悬其间的是“单本79折”“2本7折”“5本66折”的显目条幅；摊位前业务主管手持麦克风，高分贝叫卖：“全书展最大优惠！买千折百大赠送！”待他喊到“3月新书已加入优惠行列，限时抢购”时，我不忍听下去，黯然转头就走。如此有指标性的出版公司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书展就是大卖场”，这件事，不用再讨论！
20年沧海桑田，风云变色，台北国际书展到底怎么了？夜色深沉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数位阅读”威逼下无力挣扎的书展。
非线性“数位阅读”的崛起
“数位阅读”是相对于“纸本阅读”而来；更确切的说法，乃是“非线性”（数位）与“线性”（纸本）的对立。此一命题若果为真，则“电子书”与“实体书”的差异，不过载体不同，一如此前甲骨、竹简、绢帛、羊皮的递嬗；其“线性”阅读本质仍一致，出版社所面临的无非是“转型痛苦”而已，冲击不算大。
然而如今的“数位阅读”一跃而成“非线性”，一下子改变了人类汲取知识的方式。整个网路就是一个知识平台，从文字、图片、影片、到各种资料库，普通读者只要有心，靠着毅力，绝大多数需要知道的事情，多半便可以在边问边找、东跳西跳、连了又连（hyperlink）中找到答案，获得满足。这一翻天覆地的改变，已然成为人类“阅读”主流。如果我们承认，地铁上看手机也是一种阅读，也是在吸收知识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勤于“阅读”的时代，差别仅在于所阅读得来的“软性资讯”多于“硬性知识”而已。
“书，我每天在读啊，读‘脸书’呗！”
这不是笑话，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自有其严肃的一面。
重伤“纸本阅读”
这一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以来前所未有的千年大变局，波涛壮阔，汹涌澎派，全世界都被卷入其中，传统媒体岌岌可危，纸本出版形势险恶。在台湾，看得到影响至少有几：
首先，“数位阅读”人口急遽增加，“纸本阅读”迅速滑落。工业大量复制时代里，纸本出版为了追求产值，而不停扩张、开发的各种软性类型阅读、分科类书、百科全书等，恰恰是网路平台最容易获取者。“替代效应”所及，便是消费者大量流失。传统出版人处心积虑方将“阅读”休闲娱乐化、知识普及化；谁知有一天，竟出现完全免费且更吸引人的替代品。
其次，“数位阅读”重伤“纸本阅读”早成事实（2010年台湾书籍销售总额367.5亿，2015年190.4亿，下滑近50％），台湾出版界却将矛头指向电子书，并以电子书迟迟未成气候而窃窃自喜。相反的，传统出版人对于如何因应“数位阅读”，寻找对策，设法整合汇流化敌为友，完全束手无策，或说闭眼无视。
在此背景之下，绝大多数出版社仍以为，这波不景气乃是一时的循环，终有逆转的一日，甚至仍思扩张。加上出版产业“以书养书”的特性，于是尽管销售金额节节败退，新书出版量却无多少削减（2010年43258种，2015年39717种，减少不过10％）。出版社只会以不变应万变，想方设法维持产能，以便守住企业规模。
近时英国《经济学人》称，“2013年调查数据，每百万人口出版的新书及再版书数量”，台湾仅次于英国，而为世界第二名，其所显现意义或许不仅“台湾是华文世界唯一拥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更在于“台湾出版业正在困境中疯狂挣扎求生”吧！
出版产业生态变迁
再者、当阅读人口锐减，新书产量却几乎维持不变，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书籍生命周期”不停缩短，退书率大增。许多书根本来不及“一见天日”，便面临被销毁命运。为了刺激消费，各种优惠、折扣天天上演；畅销排行榜从年度、季度、月、周、日，乃至“即时”，看得人眼花撩乱，有等于无。
另一方面，当新书寿命不断缩减，又碰到环保意识抬头，若干二手书店改变经营策略，模仿新书店装潢、分类、服务后，遂成为读者宠儿。“很快便能买到旧的，又何必买新的呢？”这让出版业雪上加霜，直直掉落恶性循环。
最后、为了挣扎求生，编辑、业务都成了血汗工人，只能不停的出书、卖书。“出版是一种商业行为，但不能仅是商业行为”，但假若“求生”成了严酷的挑战，恐怕也只有“商业”到底，力求现金周转了。“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前述声嘶力竭叫卖的业务主管，不过是这一悲惨事实的缩影而已。
但若说台湾出版结构一成不变，却也不尽然。2010年以来，仔细观察台湾出版版图变迁，便可发现到，一股“小，是我故意的”的气候正在形成。许多大出版集团的优秀编辑人，纷纷出走自组小型出版社（10人以下）；他们相对掌握社会脉动，善用网路，长期经营社群，精于小众行销与分流通路，渐渐成为台湾出版活力所在。加上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大力扶植的独立书店，让崩坏中的台湾出版得见新绿，不致一败涂地。只是，这些小出版社囿于摊位租金太贵，精打细算后，多数无缘与会书展，实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寻找书展的新定位
这两年台北国际书展里，透过文化部补助，独立书店、独立出版回归“不以卖书为唯一目的”却“叫好又叫座”，或可发人深思：书展的本质是什么，面对数位时代应当有何改变？台北国际书展定位又是什么；想呈现、能呈现的又是什么？在无远弗届，买书便利无比的年代里，我们真的还需要一个耗费千万，打造为期却仅一周的图书大卖场吗？时代巨轮不停往前滚过去，一代人成就一代事，书展基金会是否到了改变结构，好容纳更多年轻新血，让更多创意呈现的时候？
“出版人，不是下结论的人，而是让人有可下结论的人。出版人的使命，不是让那一种知识，那一种意见，那一种立场得到彰显，而是让每一种知识、每一种意见，每一种立场都得到发展的细缝，从而照亮彼此的得失。”
老东家的出版主张，值得所有出版人奉为圭臬。出版作为一种老牌言论平台，前此几乎所向无敌，独一无二。今日则不然，虚实两分，数位当道。当虚拟世界里，正有一个相同的言论平台无日无夜大量、即时，且互动地在“出版”、在“阅读”时，纸本出版人何去何从？敌乎？友乎？数位真能与纸本共舞吗？
若能想清楚这件事，全面迎向挑战，台北国际书展或许才会更好玩、更特别，也更有可能不是法兰克福、不是伦敦、不是北京、上海、香港，而是真正旗帜鲜明的台北！
（傅月庵，笔名蠹鱼头，曾任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现为扫叶工房主持人之一。）